摘要
游牧诞生于农业的边缘，它一出现就与农业的定居反其道而行，与农业求安定而聚居形成村落所不同的是，牧业避风险而求分散又互助，形成部落，千年不迭。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牧区组织方式正在由“部落”向“乡村”转变；在牧民定居的历史巨变中，牧区快速乡村化。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牧区乡村出现空心化、生态恶化和文化式微等问题，最终与农业、农村殊途同归，牧区是否需要乡村振兴的答案已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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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德亮，男，宁夏海原人，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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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后，短短几年，相关研究连篇累牍、积案盈箱，一时蔚成大观。牧区畜牧与农业社会地情不同，譬如农区人多地少，牧区地广人稀；农业追求定居，牧业源于移动；农区在居住上追求聚居，草原放牧却力图分散；传统农业社会喜欢大家庭、追求四世同堂，牧民倾向小家庭、在生产中联合互助。有人认为，牧区与农区不同，在牧业的千年历史中，几乎是没有乡村的，故无所谓牧区的乡村振兴；而有人则认为，与农区乡村振兴一样，牧区振兴理所当然，农区有“三农”问题，牧区有三牧问题，甚至提出“草原牧区要率先实现乡村振兴”。因此，牧区是否需要乡村振兴，是一个值得追问的基础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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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的乡村与游牧的部落
要讨论牧区振兴或牧区的乡村振兴，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乡村，什么是牧区，什么是牧区乡村，牧区乡村又有怎样的历史。只有搞明白这些基础性问题，方能更好探索牧区要不要乡村振兴、牧区如何乡村振兴等议题。
（一）农业：村落与乡土
在《辞源》《现代汉语》等词典解释中，“乡村”指的是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在乡村振兴的已有研究成果中，大多学者亦将乡村看成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和活动内容而形成的居住场域。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乡村或村落起源的确跟农业、定居息息相关。当人类驯化了植物，开始种植后便逐渐被固定在土地上，由于对土地的依赖，使得定居成为可能，而定居则有助于人口的增加， 人口的增加又促成了聚居的产生，进而萌生了聚落和村落。也即，史密斯所言：“只有农耕生活的刺激，才使永久性的村落得以形成。”
关于农业的起源， 学界的基本共识是身处东亚的中国，与西亚、中美洲是世界最早的农业革命中心。大约1万年前，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的粟—黍旱作农业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 作为中国原始农业系统，孕育了华夏农耕文明。由农业耕作演化而成的村落， 被学者诠释为中国家国一体构建的历史起点， 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根与魂。耕作和读书乃至耕读传家是传统农业社会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发展图景。
当下所言的乡村，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农村。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村落形成后，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政治、军事等需要，便有了城廓的诞生，城廓之后又演进为城市，城市形成后便与乡村相对应。大约在西周到春秋时期，便出现了农村与城市的分裂。农村又被称为乡村，事实上还跟行政划分相关，秦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在“县”之下实行“乡里”制。汉承秦制，就此《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均有记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应劭《风俗通》则说，“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这一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影响深远，如今人们依然称县城之下为“乡里”或“乡下”，在行政组织层面，县市之下，即为乡（镇）和村。
“村”这一形式早期还被称为“闾里”“丘”。就概念而言，秦晖在“二十五史”里，就“村”进行检索，结果显示该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三国志》及之后的《晋书》中，只有“村落”“村坞”的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的，则始于南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等。在“村”“坞”“屯”“聚”等表示村落的概念之后，有“庄”“寨”“堡”等不同名称形式的聚落兴起。
费孝通曾就农业、定居、村落与乡土社会，做过深入精到的分析。在他的理解中，传统中国就是乡土中国，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单元是村落， 村落里人们因农业生产聚村而居。以务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 迁徙属于非常态。游牧业或工业与此截然不同，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从事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徙无碍；而靠农业谋生的人好像是粘在土地上的，安土重迁。
（二）牧业：流动与部落
畜牧业跟农业恰如兄弟，关系紧密，就生产的性质而言，畜牧和农耕其实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在驯化特定物种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生计活动方式。而且，与传统认为畜牧业早于农业的认知不同，如今越来越多来自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的学者认为，畜牧业脱胎于农耕，诞生于农业之后。如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畜牧生计是对大草原、山区、沙漠，或其他初农文化与农业所不能适应地区的适应；历史学者王明珂认为，所谓游牧，从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游牧族群的出现亦迟于农业社群，如华夏早期的戎、狄等，在拉铁摩尔的研究中，他们最初并非骑马民族，诸多文献显示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他们还是从事农业的，直到战国时期方才游牧化。
与农业和定居相互影响一样，游牧跟流动相生相伴。对此，马克思说：“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了草场就在哪里放牧，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普里查德等人类学家指出，流动性是牧业经济系统的典型特征，是在不确定的自然环境里，牧民适应草原气候变化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重要方式。
牧业和农业虽然亲近并有相似之处， 但两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它们不仅生产的东西不同，更为根本的是，两者固有的生产过程不一样。尽管这两种生存方式都受制于生产力的大起大落，但它们应对波动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农业生产的波动，易于被定居社区稳定的结构缓解和承受，反之，牧业生产中类似的波动则因游牧社区长期居无定所的组织形式而加剧。也即农业生产体系较为稳定，牧业生产体系却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
概而言之，农业生产倾向于选择定居，出于安定的考虑，定居发展促成了聚落，聚落之上演进为村落和城镇，而游牧，为了规避各种风险倾向于移动，为了减轻一方水草承受的压力，力求分散放牧，每个家庭都是独立自主的生产单位，但同时在特定生产中需要多个家庭进行互助合作，如此便会有三至五户家庭联合起来，组成牧团或牧圈，在此之上还会形成各种层级不等的部落。因此，农业社会自古就形成了乡村的概念，而传统牧业社会或牧区早期并没有乡村的组织形式。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飘忽不定的牧民定居下来，牧区经历了“乡”“村”的政治组织过程和乡村化的历程。
二、野牛沟的案例与牧区乡村史
（一）野牛沟的人文地理与乡村历史
野牛沟，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一个乡，它属于祁连山草原，也属于青海湖牧区，在地理边界上，东、西两边与本县扎麻什乡、央隆乡相连为邻，南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木里镇，北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乡域内祁连山脉四周环绕，处处高山耸立，雪峰连绵，平均海拔3930米。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专门成立农事队，试图进行农业开垦，但因地理气候条件不适而失败，所以是一个纯牧业乡。全乡草原总面积为529.2万亩，其中冬春草场221.2万亩，夏秋草场308万亩。草场类型有山地草原类、山地草甸类、高原草甸类、沼泽类、高原沼泽类、灌丛类、灌丛草甸类等。
这个因野牛而得名的乡镇，曾是野牦牛的故乡。野牛沟及其毗邻的野马川历史上有大量野牦牛繁衍生息。1914年，西北边陲考察者记载了野牦牛庞大的体魄和强悍的精神：“自野牛沟起程……行六七里，下坡，路左见同行军士所毙之野牛横卧雪中，大常牛两倍，盖中十余弹而后倒，尤踞地怒目以示人。”当地一些年长牧民说，20世纪50年代，还可以见到成群的野牦牛。直到现在，还有老牧民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规模枪火狩猎野牦牛的震撼场面。此后，随着野牛沟的人越来越多，野牦牛也越来越少，如今牧民也难得一见野牦牛。
祁连山下的这块高原牧区，水草丰美，是天然草场。清人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宏如是云：“张掖、酒泉二郡之南山曰祁连，又南有山曰八宝，亘若重垣，中劈一径。直张掖南者，曰野马川，长数百里。直酒泉南者，曰野牛沟，亦长数百里。雪峰相衔，缘涧成蹊，故以水名。”此中的“水”指的是“黑河”。关于野牛沟，陶保廉又云：“谷中平川，南北宽数里，水草皆足。”野马川，在甘州东南，扁都口之南也。有明时，张掖、青海相往来，内若王师，外若海夷，咸出入扁都口，而止宿于野马川。盖山口之路宽平，而山中之水草丰茂也。”清代方志亦言：“野马川在卫西北，距永安城一百四十里。草荐水甘，地宜畜牧。”
野牛沟是黑河的发源地，其所属的黑河大峡谷，为世界三大峡谷之一。资料显示黑河峡谷内冰川广布，海拔在4200米以上，有冰川800余处，分布面积340.39平方公里，冰川储量11.51亿立方米，全年冰容量2.38亿立方米，冰补给比例为13.2%。黑河，古称“黑水”，又名“弱水”，全长866公里，乃中国第二大内陆河， 从野牛沟开始经河西走廊流至内蒙古居延海。黑河，滋养了野牛沟，也滋养了流域的张掖、威武等城市，河西走廊因之而成“西部米粮走廊”。
野牛沟的族群，在《后汉书》中是羌人，有明时为西番，都属于游牧部落。明代中期河套蒙古各部进入，明末清初为漠西蒙古所居，主要为蒙古族、回族等群体。文献《秦边纪略》之《边疆西夷传》《甘州南边近疆》多有记载，当时野牛沟叫“巴丝（系）墩川”，“野马川”叫“饮马川”。“巴系墩川，在甘之南，西水关外。明初，设墩，以通西宁四卫声息。川有古佛寺，昔以居番僧，今鼠穴豕伏。墩四角倾圮，而遗迹不尽澌灭。”
滚卜是明末清初征服青藏高原的和硕特蒙古顾实汗的孙子，清雍正初年清廷平定青海蒙古后，设立蒙旗制度时，滚卜后裔之部落被编制为和硕特前左首旗，俗称默勒王旗，游牧在野牛沟等地。此后，蒙古族、回族，藏族、裕固族、哈萨克族等部落民国时亦游牧到野牛沟。1929年共和县的一支藏族迁居野牛沟，1937年时有一支裕固族人驻牧野牛沟。1958年10月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有397户、1752人迁往如今的祁连县央隆乡，这些来自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的牧民中的一部分后又分流到野牛沟乡，是故当下野牛乡有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裕固族、东乡族、汉族等8个民族的常住人口。
野牛沟处于祁连山草原的腹地，千百年来其政治组织形式主要为部落。清初，清廷在野牛沟及其更广泛的青海湖牧区主要是蒙古盟旗制和藏族千户、百户制，但依然是游牧首领部落制。野牛沟的“乡”“村”政治体制起始于1953年，是年3月祁连县人民政府成立黑河源回族自治区，辖八宝乡、扎麻什乡两个乡，野牛沟是扎麻什乡下的一个行政村。1956年11月祁连县基层改区为乡，黑河源回族自治区析置出八宝乡和扎麻什乡，在野牛沟村的基础上成立哇什旦乡，1958年9月，更名为野牛沟乡。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8月30日，祁连县撤销其所辖区乡村建制，开始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9月15日，祁连县宣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同时宣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盟旗、千户百户制度被废除，部落民成了牧业合作社的社员，之后成为野牛沟乡的村民，草场不再为部落所有，而是国家所有。野牛沟一带建立铁流人民公社，12月24日，更名为祁峰公社，不久后又改为野牛沟公社。中间又有反复，直到改革开放最终确立乡级体系。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实行政社分设，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重建乡镇体制。乡镇被重新确立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据此，青海省从1983年开始，致力于牧区政社分离和建立乡级政府政权的体制改革工作。1984年5月，人民公社制度终结，野牛沟人民公社改名为野牛沟乡，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更名为村。至此，“乡政”“村治”格局确定。2006年，野牛沟乡合并柯柯里乡，辖大泉、大浪、边麻、达玉4个行政村，这一乡村格局延续至今。
（二）野牛沟牧民的定居与牧区城镇化
给野牛沟牧民留下深刻定居痕迹的时间是1958年。在这一年，牧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在草原先后成立，原本分散的牧民被集合在集体组织里，生产生活发生巨变。老牧民们回忆说：“那个时候经常开会，开会的时候， 一些人一边跳一边唱，‘1958年，吃饭不要钱’‘牧区帐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在公社体制之前，海北草原上牧民基本上都住蒙古包或帐房。公社和生产大队成立以后，公社和大队部都建造了土坯房办公场所。“牧区帐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在1958年到1984年的20余年大都作为口号存在，直到草畜承包制实施后得以真正实现。
野牛沟牧民大规模定居始自20世纪80年代。自1984年始，牲畜、草场先后由家庭承包，过去的公用牧地和牲畜被分配到个人手里，随着草场承包权的固定，牧民便在俗称冬窝子的草场建造房屋院落，形成了定居点。“早期畜牧者过着逐水草而牧、避风雪而居的游牧生活，不可能形成社区。但牧业生产的条件和方式并非一成不变，牧业也需要而且能够定居，于是，‘畜牧业+定居=牧区社区’这个公式也能成立”。定居对牧区社会来说可谓是千年未有之大变迁。
2000年以来，野牛沟的村落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野牛沟乡大泉村松子开一家为例，1984年承包草地时，他家以户为单位分得了冬、夏、秋三个季节草地，随着老人的6个儿子慢慢长大，他必须将草地再分配给他的6个儿子。至2005年7月松子开老人已经有两个儿子分了家，在他的院落旁建置了各自的院落，其他的几个儿子也已结婚生子，到2017年时都已分家置院。而且，随着孙子辈逐渐长大，建置院落也提上日程。松子开的家院与定居之初还相距较远的邻居院落，如今已然连成一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定居，对野牛沟牧民的教育普及提供了便利，同时，牧民对教育的重视又促进了聚落化、城镇化。2000年前后，围绕野牛沟，建有乡镇府、供电所、卫生院、工商所、学校、电信公司等单位。此外，一些牧民在公路两边建造房屋和院落，这2010年后成为牧民的必需，大多数牧民在乡镇府所在地并没有牧地，而是通过购置地皮建造房屋院落的，他们表示如此作为主要是便于子女上学。如果孩子住在自家草场，冬季尚可，从家到学校也就10到30千米的距离，夏、秋季时，有的家庭离学校八九十千米，不但家长接送不便，而且不能保证孩子每日准时到校。2008年2月，笔者目睹了正在急速城镇化中的野牛沟。由于该地区的石棉和煤矿等资源的发现和开采，过境车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旅店、饭馆、汽车维修铺、蔬菜水果店、浴室等商业店铺已鳞次栉比地立于公路两旁。待2011年底时，诸多文教公益基础建设获得较大发展，野牛沟乡除了小学外，建立幼儿园2所，建造300平方米文化站1个，牧家书屋2个。2014年7月笔者再到野牛沟乡时，看到了整洁的街道、翻建的政府机关和商店超市等，此地俨然成为一个人气很旺的牧区小乡镇。及至2019年时，已然有10余幢楼房矗立在这块野牛生息之地。
变迁日新月异，在越来越多的牧民到乡镇政府驻地或向公路沿线聚居的同时，一些牧民选择了移居县城或其他城市。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国家”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2009年4月，青海省政府全面启动了游牧民定居工程。2009年6月，祁连县成立了游牧民定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祁连县游牧民进城定居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即到2010年年底时建成了祁连县游牧民定居小区，集中安置游牧民370户，其中县新城区定居点200户，县老城区定居点一有40户、县老城区定居点二有130户，野牛沟乡等乡镇的牧民因此进城定居，牧区城镇化迅速铺展开来。
三、乡村的空心化、生态问题与牧区振兴
（一）城市的兴起与牧区乡村的空心化
祁连县城所在地，平均海拔2787米，是全县海拔最低的一块地方，八宝河由东向西贯穿而过，是水草丰美的牧地。1907年，一位来自大通名叫马然然的人，到祁连给当地游牧的蒙藏人民“做皮匠”，在八宝定居下来，其亲戚七八户随之投靠并开垦定居。之后，此地经贸兴起。1929年，八宝成为祁连设治局的所在地。1949年祁连解放时，祁连设治局所在地八宝二寺滩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村庄，像样的建筑物仅有设治局局府院落和几处地主的四合院，一处私塾，一处官办德海商栈。街道为泥土路，冬天尘土飞扬，夏日泥泞浸足。1953年祁连县成立时，县府机关、厂矿分布在上庄、下庄两个独立的村庄附近，相距约1千米，其间皆为农田。真正的县城建设，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集市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0年12月，县城八宝乡设祁连第一个集镇贸易市场，定每月逢五为集。此类集市的设置，与现代行政体系“县—乡—村”在牧区的推行相配套。1979年始，祁连县恢复物资交流会，在县城八宝乡建立两处固定农贸市场。2005年7月，已然由“乡”成“镇”的八宝镇集贸市场，在赶集日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商品购销非常活跃。2010年后，商场、超市、街市发展起来。2014年祁连县开展“三城三区”创建活动。其中“三城”指的是县城八宝镇申报创建国家级文明城镇、国家级卫生城镇、国家级园林城镇，并在2020年前获得成功。祁连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显示，祁连县的城镇化率在逐年提高，2000年为34.82%，2010年为44.44%，等到2020年已达到55.0%。
现代性使祁连牧区快速城镇化，给牧区教育、医疗、消费、生活等带来便利的同时，给牧区乡村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人口流失和牧区乡村空心化。自1949年解放迄今，祁连县人口在不断增加，1949年祁连总人口是1333户7715人。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县共1850户、8023人。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县共3146户、19140人。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县共6154户、36405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祁连县常住人口数是45394，户籍人口是44976。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祁连县常住人口数是46473，户籍人口是49657。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祁连县常住人口为48538，户籍人口是52732。
值得注意的是，自2000年以来祁连户籍人口都超过常住人口，说明一些户籍为祁连县者已移居他地。而且，从发展趋势看，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很可能是祁连县人口的顶峰。因为整个海北藏族自治州常住人口呈现下降态势，全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26.53万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减少7892人，其中门源常住人口比“六普”减少9375人，刚察县常住人口比“六普”减少613人，州政府所在地海晏县的常住人口比“六普”减少59人。海北及青海湖牧区的人口向省会城市西宁市流动，大城市对牧区发挥了虹吸效应。
县城八宝镇对祁连牧区乡村也发挥了虹吸效应。如2020年祁连县常住人口4.85万，八宝镇就有3.04万，这块占全县总面积5.78%的地方，常住着全县55%以上的人口，而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30.03%的野牛沟乡，只有4.12%的人常居于此。数据显示，野牛沟乡的人口流出是很严重的。1985年，野牛沟乡有2947人，2000年，野牛沟乡有2747人，柯柯里乡有843人（2006年8月，并入野牛沟乡），2020年合并了柯柯里乡后的野牛沟乡常住人口不足2000人，比户籍人口少一半多。这块土地面积4440平方千米的地方，平均每千米生活着0.45人。牧区乡村空心化问题之严峻，可见一斑。
（二）牧区生态恶化和游牧文化的式微
祁连牧区快速全球化与现代性，使牧区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祁连山牧区生态问题便已显现，到21世纪初，不断恶化，引起中央和地方部门高度重视。譬如在祁连山甘肃片区，鉴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和问题，2015年9月原环境保护部就对甘肃有关部门和政府进行公开约谈，没有引起地方的足够重视。2017年1月央视曝光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后，党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中央督查组，就此问题展开专项督查。
王婧关于内蒙古巴图旗的研究显示，全国牧区面临着一些共同问题，在王婧看来，草畜承包制度实行以后，紧接而来的是牧区市场化进程加速，牧区已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市场。此中，与技术变革的结合，使得牧民生计走向另一个极端，生计活动逐渐市场化，成为追求利润的“小牧”。在此过程中，传统牧业生产组织也逐渐原子化，牧民必须独立面对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不得不进入不断生产、不断消费的循环陷阱，加速了草场的消耗，牧民在获利的同时，承担着草原退化、沙化带来的环境风险。
祁连县是资源富集大县，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四十余种。20世纪80年代以后，引来不少矿业公司开采，野牛沟管护站站长马国良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外面人管里面叫‘小香港’。山沟沟里到处都是矿场。卡车一车一车往外拉石头。”2005年，在县城街头还鲜见矿产开采者，矿物公司及其人员主要活动在大山里。2008年再去时，笔者在大巴上跟同座的和旁边的人聊天，知其是从外省到祁连探亲者，他们的亲友在祁连采矿。2010年之后，开矿采矿更盛，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与野牛沟相邻的木里矿区，海拔高达4200米，周围诸多山峰终年积雪，是黄河上游支流大通河的发源地。2010年左右，因为探明35亿吨煤炭储量，迅速成为青海省煤炭基地，由于大面积露天采煤，当地绿色的高山草甸变成了大片黑色和灰白色的深坑。2014年8月澎湃新闻报道后，青海省政府下令全面停产整顿，然而直到2020年，某矿业公司仍在打着修复生态的幌子盗采煤矿。经过新闻曝光后，引起全国舆论哗然，方才终止。
如今，祁连及牧区不再偏于一隅，已然参与全球化进程，现代性在草原弥漫。曾经高度适应变化的牧区牧民的游牧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现代性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在前现代，传统牧区虽然牧民居住分散，但互动频繁，在生产中积极互助，在信息上随时共享，在草原活动和节日仪式中积极参与，亲朋好友有红白喜事，不顾路途遥远也会到场。2000年左右的时候，还时常看到牧民骑着摩托或者转换班车，奔赴聚会、“浪亲戚”的景象，笔者感慨牧民对“移动性”习惯的延续。在2020年左右时，老牧民们就“今夕的不同”，还能跟来访者聊上半天。
在老人们看来，如今人们都忙了，什么都讲究“快”，红白喜事的程序简化了，活动的时间缩短了，仪式不像过去那么神圣了，聚会也不像过去那么热闹了。进城居住后，亲朋好友有的住得更近，有的住得更远，家家户户大多有了汽车，来往却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了。如今，牧区老年人大多住在楼房里颐养天年，青少年大多在乡镇或县城等上学读书，有的中年人在草场放牧，有的则选择雇工放牧，自己住在城里。草原的说唱故事、神话史诗也被流行歌曲所取代，放牧知识和游牧文化传承断裂，关于人、草、畜三者和谐相处的地方性知识也日益式微。
结语
综上可以看到，游牧业在农业基础上诞生，之后两者各自朝专业化方向发展， 农业社会选择定居，形成了耕读传统和乡土文明，边疆牧区则选择移动， 生发了游牧文化和地方性知识。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农业遭遇了工业的长期冲击，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城镇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 寄托着乡愁和乡土文化之根的乡村出现农业萎缩、大量房屋空置、不少村落消失、人口不断流入城市的现象，也即空心化问题。
牧区游牧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与建设中，逐步走向牧而不“游”，就如野牛沟这样一个千年牧区部落社会， 在20世纪上半叶被纳入行省和县制管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部落王公、盟旗千户制被“乡—村”“公社—大队”基层管理制度取代，20世纪80年代在牧民定居的大历史中，加快了牧区乡村化进程，并在此历程进行中迎来了城镇化，牧区出现空心化、生态恶化和游牧文化式微等问题， 最终与农业农村殊途共归。因此答案显而易见，牧区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成为牧区在新时代的重要走向和可持续发展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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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转载时有删节，引用请查找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刊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