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潇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发表日期：2021年07月01日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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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跨越，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并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需要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内容的丰富性、传播途径的多样性、文化影响的持久性进行有机整合。
挖掘中华文化精神内核，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需要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积极寻求全人类的文化共识和共同价值，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为公”“言必信，行必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既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又是世界各国人民能够普遍接受的文化共识。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升华，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同时又吸纳和发展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2020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不仅最大程度保障了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有力支持了全球疫情防控，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展示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大国形象，诠释了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面对全球治理与发展，中国始终秉持“世界大同、和合共生”“兼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的中华文化理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问题，有力彰显了中华文化在担当人类文明发展重任中的精神力量。
创新中华文化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创新传播路径是关键。这需要我们融合内力、巧借外力，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
发挥主流媒体的主导和优势作用。媒体是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实现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涌现，呼唤着传播载体和传播技术的革新。应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尽快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抢占信息传播制高点。同时，加强与不同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在资源、平台、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协作，借助国际传播平台开展中华文化对外宣传，着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高地。
多措并举促进中华文化多层次、立体化传播。文化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自觉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通过学术交流表达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海外华侨华人以饮食、服饰、建筑、民俗等为媒，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风采，以侨为桥，采取国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传播的话语，在日常交流、庆典仪式、展览赛事中润物无声地传播中国价值观念，将富有时代意蕴的中华文化推向国际舞台。
培育优质文化产品，打造中华文化品牌
文化产品是文化的重要承载和表现形式。加快培育优质文化产品，持续打造中华文化品牌，是焕发中华文化生机活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在调研上下功夫，提升中华文化传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开展世界文化市场动向调研，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度、需求度，补短板扩优势；开展国外受众调研，深入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紧扣不同人群的关注点、兴趣点和共鸣点，切实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发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开展追踪调研，持续关注国外受众对文化产品的体验，对标内容是否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和符合世界进步潮流，对标路径是否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优化调整产品设计与产品推介方式，产出适销对路的优质文化产品，以中华文化产品研发助力中华文化品牌建设。
在品牌建设上下功夫，提升中华文化传播的深远性和持久性。挖掘品牌核心价值，着力打造个性鲜明、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品牌形象。坚持以中华文化作为塑造品牌核心价值的活力源泉，提炼贴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精神标识，构筑中华文化品牌的核心竞争力，让中华文化中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走向世界。坚持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紧扣品牌核心价值，深度谋划品牌架构，持之以恒对品牌建设进行分区、分众、分阶段的谋篇布局。适应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需求，以中华文化品牌建设为抓手，打造系列文化产品，助力中华文化持续发挥影响力，在世界舞台展现出独到的魅力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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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星亮：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发表日期：2021年06月30日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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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并就如何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提出了“中国方案”，受到各国政界和学界的普遍认同和赞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首次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主要外交思想之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和可持续发展观。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为什么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什么关系？本文就针对这些问题作一分析和探讨。
为什么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或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历史和当代世界的现实。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我们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文明或文化便呈多元发展的趋势。文明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其产生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各地的生态环境不同，文化也各不相同。直至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仍然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不同的生态环境形成不同的文明体系；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又培育造就了性格不同、价值观念各异的民族。
文明或文化的多样性既是人类社会的遗产，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世界主要文明而言，很早便形成多种类型。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文化哲学家丹尼拉维斯基把世界文明分为10类：埃及；叙利亚、巴比伦、腓尼基、卡尔丹族或古代闪族；中国；印度；伊朗；希伯来；希腊；罗马；新闪族或阿拉伯；日耳曼、罗马或欧罗巴。其中只有两种文明，即墨西哥和秘鲁，在早期阶段便消亡。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把世界文明分为8个类型：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阿拉伯、西方和墨西哥，此外还有尚未完全形成的俄罗斯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把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类：其中，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有：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有：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另外，还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把当代世界文明分为8类，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最初称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
文明或文化具有相对性和交融性。文明或文化是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一是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它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是无法比较的。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无法进行比较和衡量。二是一切文明或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各种文明或文化在价值上无“落后”与“进步”之别。例如，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没有什么高低之别；西方人新娘在婚礼上一般穿白色礼服，而中国人一般穿红色礼服，也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三是每一种文明或文化的价值，应该由该民族的价值体系来评判，而不应该把西方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丰富、繁荣的重要因素。因为，文化具有交融性和累积性，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各种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累积而形成的。文化的累积是文化成长、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任何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累积之中，或因发明而累积，或因引进而累积。无论是发明和引进，大多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引起的。
在原始时代，由于交通不便，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很少，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靠本身内部的变革和创新。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异族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接触越来越多，各民族都不断从他民族中吸收自己本身没有的文化。可以说，小到一朵花一个豆，大到经济政治学术思想都离不开自由选择、自由流通的大趋势。
保护文明或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各国的共识。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31届会议上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分五部分共12条，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为各国保护自己文明或文化提供了保障。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明确的保护原则和条例。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指出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鼓励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总的来说，保护世界各种文明和文化，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各民族的普遍要求。
尊重和保护文明或文化的多样性是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前提，文明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产生稳定性；单一性导致极端性，多样性产生包容性。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主导世界，则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民主和自由，更不可能有和平安全的世界。
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2018年6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再次强调，“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
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而不是冲突的根源。任何一种文明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并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在相互交流中保护着自己的特色，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如果两种文明完全相同或相似，就不可能交流互鉴，就不可能取长补短。世界上各种文明，都是多种文明的混合物，其中有自身固有的，也有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外来的。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波特兰·罗素十分注重文明接触和互补的重要性，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说：“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至于中国，如果我们视之为学生，可能又是一例。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少得多。”可见，早在90多年前，罗素就认识到每一种文明均有其长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借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起到什么作用
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一个较好的人文基础。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我们要“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所谓人文，即人们在长期生存实践中创造的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现象。由于生态环境和历史来源不同，不同文明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等各不相同；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差别也很大。
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文明之间必须加强交流和互鉴，使彼此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同、相互学习、相互尊重。既尊重自己的文明，也尊重他人的文明；既尊重强势文明，也尊重弱势文明。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
因此，“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通过交流和互鉴，可以认识到各种文明形成差异性的原因，认识其他文明的长处和短处，也可以了解自身文明的优点和不足；通过交流互鉴，可以了解不同文明国家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等；通过交流和互鉴，才有可能认识到各种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的适应生态环境的文化体系，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通过交流和互鉴，才有可能认识到文明的相对性，各种文明“绝无高低优劣之分”，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通过交流和互鉴，才有可能认识到“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有可能“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通过交流和互鉴，才有可能避免不同文明之间因误解造成的冲突和战争，才有可能使有些人认识到自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才有可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才有可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
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发展动力。任何一种文明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并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相互交流中保护自己的特色，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任何一种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首先，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各种文明互补的基础。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也是文明互补的基础。越是异性、异质的文明，互补性也就越强，越有可能从对方吸收有价值的东西。中国哲人两千多年前便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重要性，认为“不同”是事物互补和发展的根本，相异的事物相互补充，才有可能不断发展和繁荣。如果事物相同，就没有比较和借鉴，事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枯萎死亡。所以，各种文化可以相互交流，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其次，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各种文明创新的前提。文明多样性是创新和创作的源泉。它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文化创新或某种新文化的创造，在许多情况下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产生的，有不少是在异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或在吸收了其精华的情况下而创造的。古今中外许多著名舞蹈、音乐、绘画、工艺等，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产生的。
二是许多民族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创作，都根基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离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就不会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三是凡是文化繁荣发达的地区大多是文化多元共存的地区，有些地区较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交流太少，文化太单一，没有相互吸收精华、取长补短的条件。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越单一，保守性和排他性也越强，社会和文化发展也就越慢；而开放的、多种文化交流的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较快。
因此，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都必须“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最后，文明交流互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文明或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具有重要价值的可再生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它可以造福于子孙万代。各国的文明和文化遗产既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也具有研究、观赏、教育的价值，同时也具有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
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注重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因为文化遗产资源带动的旅游业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有些国家的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收入甚至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旅游者到异国旅游观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形式之一，开发自然和人文资源，发展旅游业，不仅可以使旅游者欣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风光之美、山水之秀，而且可以欣赏各国、各民族独特的人文风情，增强旅游者对异文明的了解和认识、认同和尊重，同时也可以起到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作用。如此，既有利于所在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更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是创新发展的前提
综上所述，不同文明之间之所以加强交流互鉴，原因包括：一是文明多样性是人类历史和当代世界的现实；二是文明具有相对性和交融性特征；三是保护文明或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四是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人文基础；其次，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发展动力。因此，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是创新发展的前提。
从历史和当代大量事实来看，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交流互鉴越频繁、越深入，彼此之间也就越认同、越尊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就越牢；交流互鉴越稀少、越浮浅，相互之间也就越容易误解，越容易生产矛盾和冲突，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处于紧张状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没有基础。
中西文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罗素早在上世纪初就认为，中西双方都应该保留自己的长处，借鉴对方的长处，绝不能学习对方的短处和保留自己的短处。他认为中西交流可以互补，他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中西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必不可少的实用的效率；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深思熟虑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其他古国都已灭亡之时，唯独中国生存了下来。”
罗素甚至认为，中国智慧拯救西方文明和世界，他强调“从人类整体的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在新时代，当年罗素所发出的中国文化精华能够给人类和平带来希望的感慨正在变成现实。
梁启超也强调不同文明交流和互鉴互补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必须“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并说：“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强调：“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总之，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理念，这两个理念将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构建国际新秩序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赵智奎：百年大党组织建设的历程、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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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21年06月23日来源：宣讲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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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政党何以英姿勃勃、永葆青春？——基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视角
处于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庄严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大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庄严的历史使命吗？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吗？这是一个“世纪之问”“时代之问”。我们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能！中国共产党一定能！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基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视角，怎样能？沧海桑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当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及所有的政党，都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时，他们会问：“这个百年大党为什么到今天依然英姿勃勃？何以能率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历史已经见证；第二，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回答的；第三，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及组织建设的优越性。
（一）历史已经见证
曾几何时，西方少数政党、政要及别有用心的人，攻击、谩骂、指责中国共产党、唱衰中国共产党，甚至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然而，无数铁的、活生生的事实使他们自己“打脸”。他们永远搞不明白，也回答不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已经见证，历史给予了答案。简单地讲，就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事实上，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最有权威、最有资格回答。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还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注重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不仅有了自己的“三大作风”传家宝，而且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纠错机制。因而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因而，中国得道多助，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继续勇立潮头、引领时代，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综上，这仅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初步回答。
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4万名，比上年净增132.0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68.1万个，比上年净增7.1万个。中国共产党有最严密、科学的组织体系，党的组织不断发展扩大，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政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1949年，全国党的基层组织数量为19.5万个，2019年底，党的基层组织468.1万个。截至2018年底，重点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加强，机关、事业单位、农村、社区党组织覆盖率均超过95%，公有制企业覆盖率为90.9%。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扎实推进，全国有158.5万家非公有制企业法人单位建立党组织，26.5万个社会组织法人单位建立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素质不断提升。54.3万名村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0.7%，45岁及以下的占29.2%，致富带头人占51.2%；10.1万名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63.7%，45岁及以下的占45.9%。这些数字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朝气蓬勃的，而且党员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也是不断提升的。
（三）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及组织建设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基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视角，回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严密的、科学的组织体系，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及组织建设有强大的优越性，为完成庄严的历史使命提供了保证。
中国共产党具有最严密的、科学的组织体系。这一最严密的、科学的组织体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中形成、发展、完善，而且根据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还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始终处于一种与时俱进的动态之中。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决定的。
正是因为有最严密的、科学的组织体系及组织建设，才能保证这个百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引领正确航向，领导中国人民在前进的征途中披荆斩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成功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么，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怎样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1.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建设
党组织有没有力量，关键在于组织体系建设是否严密有力。党的组织体系严密，党组织政治功能就得到强化，党组织的吸引力、战斗力也就得到增强；如果组织体系松散，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便会削弱，甚至沦为软弱涣散党组织，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会受到损害。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组织体系建设。可以说，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组织全体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是一部党重视组织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组织力量的历史。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凝聚起基层党组织的力量，充分激发党员活力，就能让党组织的力量充分发挥，让党更加充满生机活力。
党的组织体系是依据党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的组织体系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内在的与时俱进本质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要程度不同地对党的纲领和章程进行修订。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组织体系是在不断发展的动态之中。同时，相对而言，党的组织体系也是一个静态的、恒定的系统，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党的纲领、宗旨和初衷是永不改变的。全党上下都要全面、完整、坚定、彻底地遵照执行党章要求，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一以贯之。
党的组织体系是通过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般说来，党的组织建设主要包括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等。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党的组织是通过党的干部队伍来发挥作用的。党的干部是党组织的骨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贯彻执行者，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可见，干部队伍建设是何等重要。
与此相应，就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基础。党员是党的基础，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主体。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对于巩固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密切党同群众的关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党员队伍建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主集中制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建立起党的完整而严密的组织系统，把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织组成统一的整体；才能正确处理党的上级组织同下级组织、党员个人同党的组织的关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才能建立起科学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从而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党的正确领导。
2.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不懈奋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基层党组织不仅是党团结群众、组织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户端”，而且是党调查民意、赢得民心、紧密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必须从支部设置、制度建设、教育管理等方面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是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干部，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包括紧紧围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把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统一起来抓，包括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要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等。
3.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视角看，党的十九大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创新和重大贡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看，这是在贯彻落实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的实践中，明确地指出“抓手”和“突破口”：干部和人才，这是关键的一招，是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党的组织建设
（一）党的一大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同时还规定“我们党的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 《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规定，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
（二）党的二大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党的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党的二大对于组织建设很重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它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三）党的三大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更加彰显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严密性。
（四）党的四大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五）党的五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队伍进行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死亡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机中挽救革命”的问题。可是这次大会没能满足全党的期望。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在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错误时指出：（一）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二）在革命武装问题上，中央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三）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四）中央不受群众的监督，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其中，我们熟知的就包括三大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武装起义中，党的组织建设得以加强，党的重大组织原则“党指挥枪”得以形成，“支部建在连上”的宝贵经验得以诞生和推广。
1927年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形成了组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三项决定。第一，整编部队，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十个连，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并初步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随即，部队开始整编。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六）党的六大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正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发展到相当规模。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
1937年11月，聂荣臻同志在山西五台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组织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壮大。
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到，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还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指出的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做到“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来的。“四个服从”是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内容，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它不断强化党员意识，让党员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有力维护了党中央权威、维护了党内团结统一，保持了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约束力。
（七）党的七大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此时党的组织建设更加完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人员，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同志就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不仅描绘了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而且提出并阐述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八）党的八大
从1956年到1966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十年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二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我们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有失误。
党的八大以来，我们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也提出了很多关键性问题。党的八大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强调，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邓小平同志还特别重视加强中央政治局建设，他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同志还提出要注意培养人，指出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从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这一角度对“从严治党”进行强调，并指出“从严治党，严肃党纪，最根本的就是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做到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内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章办事。”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2008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这一时期，党的建设向前推进，党的组织建设更加深入、更加完善。组织体系的形成是通过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不断完善、不断推进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各级党组织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跟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步伐。
坚持从严管党治吏，狠抓基层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就包括“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报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还强调要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在内容上，涵盖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围绕从严治党，从颁布八项规定到聚焦“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与此同时，我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新时代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2017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发布，这也是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强化了党内监督，深入推进了巡视工作。在实践中，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要让9100多万党员焕发生机活力，就必须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总结：百年大党组织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发展进程来看，其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八个必须”。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组织建设之中。二是必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服从中央，抓好政治建设，将“五个过硬”要求落到实处。三是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牢牢坚持和把握这一制胜法宝毫不动摇。四是必须坚持辩证理解和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不断提高党内各级组织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质量。五是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落实好干部标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六是必须坚持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不断提高党员队伍质量，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七是必须始终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推进基层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八是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以上八条是我通过总结百年大党的组织建设历程归纳出来的，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思考，不一定全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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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邹兆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生动体现
发表日期：2021年06月17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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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受宽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华夏出版社2020年12月第一版，上下册，100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少数民族史学史，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空白，是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新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著和教材，但这些成果中并不包括系统的少数民族史学史。1984年，白寿彝先生在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导论”中说：单就中国史学史来说，汉文史书浩如烟海，整理出来一条发展的线索，已经很不容易；国内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傣族、白族等，也都有他们的史学，现在我们知道得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白寿彝先生指出，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
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开始提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课题任务。2005年底，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汪受宽牵头，联合甘肃、云南、广西、西藏、内蒙古、辽宁、海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历史和史学史研究者，共同申请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课题，获教育部立项。十余年来，各地学者写出大量有关少数民族史学的专题研究成果，由主编按照史学史的学科规范和课题设计的要求，进行统稿删改，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新成果。
编写一部系统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我国古今少数民族数量较多，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千差万别，各民族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参差不齐，各民族文字的产生有早有迟，对民族文字的使用有多有少。直到20世纪50年代，许多民族才创立本民族的文字。上述情况给编写少数民族史学史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各民族史学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许多民族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意义的以民族文字撰写的史学著作，很难完全按照以往形成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框架和概念对少数民族史学进行归纳，因而必须进行许多新的探索。
该书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定位为以中国历代少数民族为对象，探讨对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观察、认识、传说、记述和研究。其历史传承者主要是各少数民族本民族的成员，也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成员，还有民族政权或一统政权的史官和史家；其形态有历代承循不绝的口述史学，也有文字书写的史著、诗文、碑传等；记史所用文字有少数民族的本族文字，也有其他民族的文字，尤其是古今各民族通用的汉字。该书的宗旨是通过了解和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史官、史家与史学成就，综合研究和宏观把握少数民族的史学思想、历史观念，及其与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的关系，探索少数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优良传统以及各民族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借鉴等，从不同层次对少数民族史学遗产进行发掘与总结，揭示各民族对中华历史及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展示中国史学史多元一统的历史面貌与特点。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少数民族史学史著作，该书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纵向地梳理了中国几千年少数民族史学发展史，呈现出一个连续发展的全貌。该书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至南北朝（公元前3000年—公元580年），即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初起时期，特点是少数民族史学产生和以汉文书写为主。第二阶段为唐宋辽夏金（581—1279），即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全面展开的时期，诸多民族开始以本民族文字、以各种体裁记载本民族的历史和史观。第三阶段为元明清（1206—1911)，即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的兴盛时期。第四阶段为20世纪，即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全面开拓、充分发展和走向全盛的时期。因此，该书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成为一部系统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通史。
第二，从横向上看，该书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少数民族和今天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史学进行了全覆盖的研究。该书的价值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对很多民族的史学研究是具有原创性的，如对匈奴族史学、吐谷浑族史学、百越各族史学、壮族史学、白族史学、苗族史学、土家族史学、渤海族史学、党项族史学、哈萨克族史学、柯尔克孜族史学、黎族史学、台湾少数民族史学、达斡尔族史学、鄂温克族史学、纳西族史学、裕固族史学、撒拉族史学、东乡族史学、保安族史学，以及拉祜族、普米族、独龙族、阿昌族、哈尼族、布朗族、佤族等民族史学的研究，都是课题组成员对该民族史书和史学成果多年艰苦爬梳的结晶。对于那些已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少数民族史学，如十六国民族史学、北朝史学、彝族史学、藏族史学、蒙古族史学、突厥族史学、回鹘族史学、契丹族史学、女真族史学、满族史学、回族史学、维吾尔族史学等，该书在参考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同时，也从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全新学术视角，进行了新的研究、补充了新内容，因而也具有原创性。
第三，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新撰写模式。作为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该书在编纂体系、叙述方法、材料使用等方面有许多创新之处。例如，把历史上存在的少数民族史学与当今存在的少数民族史学有机融合在一个系统中；把历史和现实中影响很大的重要少数民族和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史学有机结合在一起；把传统的汉文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正史”中关于少数民族的记载与少数民族的口头流传、碑帖、史诗、大事记等资料结合在一起，开创了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新样式，为进一步深化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开创了新路径。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编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这部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系统研究成果使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得到发展和健全。同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编撰突出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认同感，对于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具有积极意义。（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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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吴义勤：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
发表日期：2021年07月07日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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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也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光辉历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对新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道路、呈现方式和基本形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新文学也以特殊的形式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百年党史与百年新文学史关系的角度回望历史，既能对党的辉煌历史和巨大成就有更加形象的认识，也能在对中国新文学道路和成功经验的总结中获得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启示。
中国新文学发展进步的历程与党成长壮大的历程始终相生相伴、相互呼应
中国新文学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一同诞生的，二者都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历程中的必然产物。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同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和传播也是新文学家的重要工作。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创立了一大批文学报刊，推动文学革命发展，这些报刊同时也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阵地。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文学理念，给旧文学以准确而猛烈的抨击。李大钊与陈独秀紧密呼应，发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将新文学与“社会写实”联系起来，赋予新文学以现实性和战斗性，而这正是百年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品质和特征。瞿秋白同样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在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还写下了记述留学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堪称是新文学理念最早实践成果的纪实文学作品。
可以说，中国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伊始就拥有强烈的红色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和舆论基础。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又是新文学基因浓烈的文学家。他们同时拥有新文学基因和红色基因，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激发，决定了中国新文学发展进步的历程与党成长壮大的历程始终相生相伴、相互交织、相互呼应。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十分重视新文学对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对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文学思潮流派的组织和领导，在积极推动新文学发展的同时，特别注重通过文艺作品来宣传和普及革命思想。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非常大的文学社团之一。该社团的发起人包括沈雁冰（茅盾）、郭绍虞等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家。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以血和泪的文字揭露黑暗现实，在“启蒙”的意义上呼应了党教育、发动群众的使命。创造社是新文学运动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另外一个文学社团，发起人郭沫若、成仿吾也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家。1925年五卅运动后，创造社开始倾向革命或参加实际革命工作，大力提倡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和第1卷第9期发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为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战斗的阵营”。1924年，早期入党的革命作家蒋光慈与沈泽民成立春雷社，他们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春雷社是我们党早期直接领导的革命文学社团之一。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党领导文艺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是鲁迅，实际的领导者是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几年间，“左联”作家在文化战场上勇敢战斗，通过创办《拓荒者》《文学月报》《前哨》《北斗》《十字街头》等刊物，开辟了一批传播革命思想的文艺阵地，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文艺界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夏衍、老舍、巴金等45人为理事，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文协”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有力地团结了各地各领域的作家、艺术家，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作为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呼应，延安革命根据地也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推动解放区的文艺运动。“边区文协”成立之后，又组建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文艺战线社、大众读物社、抗战文艺工作团等机构。党在解放区创立的文艺团体和机构及其所开展的文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开展，很好地发挥了文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
1938年4月，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党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指出，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鲁艺”的成立，是党探索培养具有革命信念的文艺工作者的新的有效方式。在抗战时期，“鲁艺”很好地承担起了工作任务，完成了历史使命。
总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中国新文学始终与党同步、与革命同步、与时代同步、与历史同步，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服务革命、服务人民、服务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党在不同时期都从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实际出发，及时制定和调整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始终把文学事业视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并且有着强烈的文学情怀。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他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党对文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贯穿党的全部发展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在不同时期都从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实际出发，及时制定和调整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党特别重视新文学人才和作家队伍的建设。百年来，在党的周围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党员作家队伍和党的“同路人”队伍。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党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吸引、召唤、引导、培养的历程，是一代代党员作家与党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历程，是一批批向往光明和进步的作家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党的“同路人”的历程。巴金曾经说过：“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大批优秀作家接受革命思想，在极其艰苦险恶的条件下，坚定地加入党组织，包括茅盾（1921年入党）、蒋光慈（1922年入党）、郭沫若（1927年入党）、夏衍（1927年入党）、冯雪峰（1927年入党）、李初梨（1928年入党）、冯乃超（1928年入党）、邓拓（1930年入党）、丁玲（1932年入党）、田汉（1932年入党）、陈荒煤（1932年入党）、周立波（1935年入党）、柳青（1936年入党）。他们一边写作，一边投身革命实践，为革命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20世纪30年代，丁玲、何其芳、萧军、艾青、田间、卞之琳等一大批作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他们的思想和认知发生了蜕变，很多人都投入党组织的怀抱。比如，刘白羽（1938年入党）、田间（1938年入党）、魏巍（1938年入党）、何其芳（1938年入党）、欧阳山（1940年入党）、萧军（1948年入党）。
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开启崭新篇章。广大作家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所鼓舞和振奋，满怀豪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用手中的笔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党员作家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比如陈白尘（1950年入党）、端木蕻良（1952年入党）、欧阳予倩（1955年入党）、卞之琳（1956年入党）、曹靖华（1956年入党）、曹禺（1956年入党）、黄宗英（1956年入党）、季羡林（1956年入党）、宗璞（1956年入党）、李准（1960年入党）、秦牧（1963年入党）、蹇先艾（1983年入党）、王西彦（1986年入党）。
与加入党组织的作家交相辉映，百年中国文学中还有一批在文学战线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与党的事业彼此呼应、彼此配合的“同路人”作家。他们虽然没有党员身份，但在革命者队伍中，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革命队伍不可或缺的一员。鲁迅、巴金、老舍、冰心、叶圣陶、闻一多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和巨匠。他的《呐喊》《彷徨》深刻揭露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和国民劣根性，对广大民众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与此同时，他积极支持和投身党的革命实践，推动革命文艺发展，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同路人”。毛泽东曾评价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巴金也是党的重要“同路人”。他的长篇小说《家》《春》《秋》充满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批判，表现一代青年新人的“觉醒”，具有强烈的启蒙意义。老舍则是一位一生都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同路人”。抗战期间，他毅然南下武汉，投身抗战洪流，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处主任并创作了大量面向大众的文艺作品。老舍的代表作《四世同堂》以抗战为背景表现人民的悲惨生活，控诉日军的残暴罪行，讴歌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精神。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党员身份的作家以及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同路人”作家构成了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主体，是百年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是中国新文学能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才保证。
党对文学事业的发展一直有着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始终有着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
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十分重视用文学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主张，注重用文学作品动员、发动、教育、启蒙群众，批判、揭露敌人。中共一大就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对文学运动和出版物的领导。其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断地随历史进程而进行着同步调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主张以各式各样的文艺形式推动宣传工作，启蒙大众，唤起人民的革命意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对国统区文艺的领导，注重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倡导文学的大众化和战斗性，鼓励文学直接服务抗战、服务革命事业。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讲话不仅深刻影响了解放区文学创作，也对新中国的文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党实现了对解放区文艺工作的统一领导，使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时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使用“党的文艺政策”概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建立了完备的文学制度。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通过设立文艺领导机构和颁布文艺政策来施行。中国的文学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制度的优越性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为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党中央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机构，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文学领域，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文代会和作代会是党的文学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纽带，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新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领导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双百”方针成为推动“十七年”文学繁荣发展最重要的文艺政策，在这一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比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又一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事件，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一次深刻的调整与宣示。邓小平出席大会并发表了祝词，他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对新“二为”思想的含义作了具体阐述。从此，我国新时期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正式表述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广大作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是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指明新方向、开辟新道路。
党的百年历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在百年文学中得到生动形象的书写
党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最精彩的中国故事，是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和书写对象。中国新文学史某种意义上正是形象化的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党的百年历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在百年文学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书写，并产生了一大批红色文学经典。
讲好党的故事是中国新文学的神圣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就开始了对党的革命历史的同步记录和书写。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呼唤，表现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1926年，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最早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共产主义的历程；1931年，巴金的小说《死去的太阳》最早表现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人运动；茅盾的《子夜》全景表现20世纪30年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书写旧世界的崩溃和新生事物的诞生，成为革命启蒙教科书；1935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正面表现东北抗战和东北人民的生活与挣扎；1945年，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深刻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1946年，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生动描写敌后抗日斗争；1948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表现解放区土改的宏阔场景。
“十七年”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繁盛期。吴强的《红日》描写解放战争中发生在江苏涟水，山东莱芜、孟良崮的三次重要战役，表现了敌我之间的残酷较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延安保卫战为题材，描绘了一幅生动、壮丽的人民战争画卷；曲波的《林海雪原》展现了人民军队在东北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柳青的《创业史》全面展现了合作化运动给当代农民命运带来的巨大改变；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生动描写了土改给农民精神生活带来的变化；老舍的《龙须沟》通过龙须沟的古今对比，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
新时期以来，涌现出许多全景式反映党的革命历史的优秀文学作品。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全景展现党建立红色政权、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长征和革命战争的恢宏历史；王树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黎汝清的《湘江之战》以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湘江之战为主线，真实再现了英勇战斗、不畏牺牲的红军精神。同时，对新中国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精彩的文学表达。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人世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表现一代人的青春和热血，致敬知青们的奋斗岁月；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表现改革开放之初青年一代的奋斗历程；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表现现代化对中国农民和乡村传统价值观念带来的改变；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谌容的《人到中年》表现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陈毅达的《海边春秋》、赵德发的《经山海》、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老藤的《战国红》、纪红建的《乡村国是》等描绘了脱贫攻坚伟大事业带来的历史巨变；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何建明的《那山，那水》等讲述了当代中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绿色美丽家园的生动实践；刘醒龙的《如果来日方长》、熊育群的《苍生在上》等呈现了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疫中的伟大奉献精神和英勇斗争品质；徐剑的《大国重器》、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曾平标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王雄的《中国速度》等展现了我国在航天、桥梁、高铁等多个尖端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与巨大成就。
中国新文学在不同时期对党史的书写，既有历史的景深，又有当下的温度，共同构成了对百年党史的生动记录和形象再现。
回顾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我们看到，对英雄的塑造和歌颂是一条重要的文学主线，英雄人物特别是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构成百年中国文学最具魅力的人物形象谱系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
党的一百年是英雄辈出的一百年，是一代代英雄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百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民英雄，他们感天动地的事迹和高尚的人格成为中国文学礼赞与歌颂的重要对象。文学对英雄的再现与复活，使百年中国文学具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英雄谱系。王愿坚《党费》中的黄新，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马识途《清江壮歌》中的任远、柳一清，梁斌《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郭澄清《大刀记》中的梁永生等，构成新文学中“革命者”的英雄谱系；而吴强《红日》中的沈振新，魏巍《东方》中的郭祥，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等，构成新文学中“军人”的英雄谱系；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草明《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张天民《创业》中的王进喜，贺敬之《雷锋之歌》中的雷锋，高建国《大河初心》中的焦裕禄等，构成新中国“建设者”的英雄谱系；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李国文《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构成“改革者”的英雄谱系。
文学是人学。中国新文学的成就首先体现为典型形象塑造的成就。百年中国文学成功塑造了众多经典性的典型人物，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谱系。在这众多的人物谱系中，具有红色基因的英雄形象最为光彩夺目。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是党性和信仰的化身，是人格力量的化身，是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魅力之源。
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文学与党一同成长、一同进步、一同发展，新文学事业与党的事业息息相关、紧密同步。一方面，党的领导、组织、引领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赋予了新文学以革命性、现实性和战斗性，提升了新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党所开创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也为新文学提供了生活土壤和创作源泉，极大地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广大作家积极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努力创作弘扬中国精神、反映时代进程的优秀作品。二者在互动共生、相互促进中，共同书写了百年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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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刘 伟 刘守英：建党百年与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发表日期：2021年07月08日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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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资源。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的制度，是构成生产关系和一切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必须依靠广大农民、把广大农民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伟大飞跃，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赢得了农民，赢得农民的根本就在于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成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1936年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问时所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进入新时代，解决好土地问题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议题。
革命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
赢得农民并取得了政权
不同社会制度的历史差异和演进特征，很大程度上受土地制度的特点所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尽管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通过垄断土地资源，形成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对立。但在土地所有制形式上又存在许多不同，突出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大量封土封臣关系，而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相对而言产权排他性更清晰，可以继承、转让、买卖；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土地所有权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合一的特点，地主在其土地上只有经济权力而无司法行政权力，因而土地的流动可以更多地接受经济规则约束，超经济性质相对淡化。这一土地制度的特征不仅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欧中世纪演变的特点，而且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点并对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深刻的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必须正确把握这种土地制度及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演变特征的影响，顺应其历史要求才可能成功。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共二大便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国民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运动在广东、湖南等省开展限租、减租、铲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在各根据地开展以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适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抗日战争时期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对于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小业主、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和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予没收；解放战争时期发布“五四指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1947年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要求，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解决土地问题赢得了农民，进而形成了最广泛和充分的革命力量。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通过“耕者有其田”使广大根据地农民掌握了土地权利；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减租减息，在最广泛地团结和调动一切抗日力量的同时，减少了地主的地租和利息收入，农民用增加的收入购置垦荒地及农具、繁殖耕畜、增施肥料、精耕细作，提高农业产量；解放战争时期实现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为分得土地的农民颁发土地所有证，由土地所有者存执，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建设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
联合农民并有力推进了工业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土地问题放在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位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要求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村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时期，在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集体化运动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力推进工业化，同时颁布《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对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问题进行了规定。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土地制度为重点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奠定了相关制度基础。首先是从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变革联合了农民，将亿万松散的农民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水平与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进而是合作化运动将农民土地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农村土地归劳动人民集体所有，从土地所有制层面保障了农民不至于因为土地兼并而破产和流离失所。尤其是集体化运动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及恢复社员自留地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同时对农村稳定与发展的重视。
改革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
激励农民并支持了经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农村改革大幕，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变革调整，通过“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形成国家、集体与农户之间的承包合约，农户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经营主要形式，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逐渐清晰并不断完善。改革初期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土地办企业等，促进了乡村工业化进程。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这就建立了城市土地国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后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对所有权归属、土地登记、登记发证、登记保护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总的来看，改革之后的土地制度安排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在坚持集体所有制、保证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了集体成员土地权利和家庭经营的回归，带来农民从事农业积极性的高涨及农产品产出和供给的增长。同时，通过配置工业用地，创办园区，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
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基础
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成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举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行了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从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在保留农户承包权的同时推动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和办法，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完善征地程序和征地补偿安置，建立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的保障机制；加大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土地高效利用；等等。这些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都有利于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更好用活乡村土地资源。
一方面，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土地制度保障。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利于改变传统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新型经营主体成长，促进农业现代化；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利于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对于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要素、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有利于发展乡村产业和拓宽发展空间，为乡村振兴提供土地要素保障；审慎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为乡村稳定和保障农民权益筑牢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一系列改革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土地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重要目的是通过向农民更充分地赋权实现富裕农民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赋予经营主体更有保障、预期稳定的土地经营权，新型经营主体有动力和条件提升地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公平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有利于农民分享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增值收益；征地制度改革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采取多元化保障机制，有利于更公平合理地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通过放活宅基地和农宅使用权，特别是探索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更加充分的权能，有利于农民提高财产性收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土地制度演变史，是一部以土地赢得农民和富裕农民、以土地稳固和壮大江山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生动体现。（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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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孙占元：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文化基因
发表日期：2021年07月15日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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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些论断，阐明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饱含着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时代发展要求。
做好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深熔铸在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才能发挥出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更好地起到指导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表明，应把作为中国共产党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与源远流长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贯通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方向。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对于探索和回答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密切结合理论和实际，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对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应从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等维度入手。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总的来看，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维度着手，深刻认识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资源。唯有如此，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鲜明特色。
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历史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最坚实的根基。
在中华文化世代赓续、历久弥新的历史传承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格力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价值取向，“仁者爱人”“修己以安人”的仁爱思想，“诚者，物之终始”“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品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革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都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以救亡为己任，展现出为振兴中华而一往无前的勇气。
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努力追赶时代的勇气和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担当，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我们党胸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在把握中国大势和世界大势的发展变化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与这一自信紧密相关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形成的文化基因和构筑起的精神谱系，为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把握两个关系
如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这需要在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把握好继承与创新、“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两个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汲取了中华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应用。我们党提出的“小康社会”中的“小康”概念，语出《诗经》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等表述。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同时，也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而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只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合理借鉴外国文化的长处，才能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发展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起来，使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具感召力、亲和力与影响力。（作者系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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