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凯锋 何一伟：文旅融合发展如何从“叠加”走向“质变”
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对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2018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被比喻为“诗和远方”牵手，引起广泛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也孕育着困境中创新的机遇。就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为文化铸魂、文旅融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近年来，上海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进一步激活“源头”、做强“码头”，城市软实力显著增强。“十四五”期间，围绕建设“高品质的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目标，上海深化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构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优势，深入推进文化与旅游空间融合、业态融合、服务融合，让市民游客近悦远来，既看得到美丽风景，更感受到美好生活；对标世界一流、对标最高品质，正努力打造体现国际风范、彰显中国元素、具有上海特色的世界著名旅游城市。
导向、产品、管理、人才是实现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叠加”走向“质变”是文旅融合发展之道。为此，我们形成如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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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要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推动文旅融合
文化与旅游有着天然的关联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的产业、行业分类客观上使二者存在明显区隔，带有自身的行业特征和市场属性。尽管实践和政策层面快速推进，但由于系统的理论支撑尚待时日，不少地方出现了“融而不合”的假象，甚至短时间难以避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文化和旅游的最大、最佳的连接点究竟在哪里”？破解这类难题就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率先作为，把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到新时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来认识。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了“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原则和理念，相关部门需要跨前一步，对文旅融合开展理论研究、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首先，有必要对文旅融合发展规律性认识、推进模式和实践路径开展理论研究，建立一个规范的、具有可执行性的阶段性目标；其次，需要构建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的成果评价体系，文化内容多姿多彩，形式多样，哪些“宜融”、哪些“能融”，要尊重文化产业自身发展规律，融得自然，融出效益；第三，要对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文化旅游资本市场动态进行综合研判，加强对文旅融合产品中的价值内涵进行有效监管，防止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公序良俗、宣扬封建迷信、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等内容信息的传播。
?【产品】科学认识、探索构建完整的文化旅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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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及其产品在旅游中的体现可以非常丰富，如：非遗、民俗、艺术创作（演艺）、历史遗迹、宗教遗迹、红色遗迹、文创产品等等，全方位、深度融合需要探索构建乃至延伸文化旅游产业链。这方面的工作不仅是文化旅游产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尊重，更是发挥党和政府导向作用的着力点。正确认知、建构完整的文化旅游产业链，打造每一个链条的上、中、下游“融入”节点，在每一个文旅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实现精准融入，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真正融合尤为重要。
一方面，要突出创新创意，将多元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和旅游元素有机整合，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比较优势，提升文旅产品的内涵和品质，创造出更具有市场前景的产品链、影响力和美誉度，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有效助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不断延伸，从而获得更高额的经济效益，促进自身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要综合、全面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追求，举办有新意、有深度、有传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旅行和文化活动，搭建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功能性平台，使人们充分享受到特色鲜明、品质服务与优质生态相得益彰的文化旅游产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以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观。
【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助推文旅融合
全国各地正在不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实现设施功能更完善、服务品种更丰富、服务内容更精准、服务主体更多元、服务效能更显著，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文化需求。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地发展还不平衡，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效率还有待提高，不同程度存在“门面样式行政化”、内部服务设施单一、界面对公众不够“友好”、公共旅游服务设施不足等等情况。概括起来就是三个“融合不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公共旅游服务设施融合不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自身的服务对象融合不够，公共文化（旅游）服务与文旅产业融合不够。
为此，有必要通过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更新与提升计划”、公共空间的文化“微更新”改造，借力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旅游）服务中的文旅项目社会化运作方式，以公共文化服务的提质增效助推文旅融合发展。一方面可以解决公共文化（旅游）服务的内容供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文化产业相关成果的展现和转化提供空间与平台。优质文旅资源是公共文化（旅游）服务的重要内容，文旅产业本身应该也有延伸融合的投入愿望。当然，具体操作还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协同推进，把事业的特点和产业的优势充分结合起来。
【人才】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挖掘文旅融合专门人才
文旅融合专门人才应该是具有文化理想和品味、熟悉旅游行业特点、懂得产业发展状况的复合型人才，包括研究型人才、管理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等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才和旅游人才，核心能力差异很大，文化人才主要着眼于艺术创作，旅游人才更侧重安全服务，两者在文旅融合工作中不可或缺。我国目前旅游人才队伍以技能型人才为主，如旅游线路策划、导游、酒店服务等，文化综合素养略有欠缺。文化人才队伍的综合人文素养较高，但又缺乏旅游执行所应具备的意识和技能，具备从文旅产品打造到周边业态整体运营经验的高端人才更是屈指可数。真正优秀的高素质、实战型、创新型文旅融合专门人才，需要兼具科学观念、人文素养、责任意识、契约精神，执业要求高、培养难度大。
由此可见，文旅融合专门人才的挖掘培养可能需要走政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道路，要树立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的人才观和引才观，完善高端研发和管理人才的培育、引进和保障机制。政府部门在重点人才项目及引才计划实施、各类文化人才评选表彰和典范选树等方面，要有意识地把文旅融合专门人才纳入其中，吸引更多的优质人才加入文旅行业；文化和旅游行业要保持开放心态，引导行业内文化人才和旅游人才优势互补，职业资质互认，完善各自的知识技能结构；高校通过教育理念和模式的更新，尝试分层分类培养模式，有条件的双一流院校旅游专业、艺术专业也要拓展跨学科领域，培养研究型、复合型人才，通过目标导向、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实操训练的不断完善，逐渐形成多元化的知识技能培养体系。
自2019年文旅部发布《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来，国家鼓励和支持依托旅游资源创作生产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文旅融合的理念越来越得到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认同与支持。实现消费者的合理需求和文旅产品创新创造的良性互动是文旅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意义上的融合不是文化和旅游简单的“叠加”，而是一个多方协同形成跨界合力的过程，包括政府部门的引导，相关职能部门的助力，文化旅游行业的市场主体作用以及一批懂文旅的高素质人才加盟。目标就是要共同推动文旅融合从“叠加”走向“质变”，生产出更多的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能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质产品，真正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和文化之美”。
文章来源：文汇APP 2022-01-12
作者:黄凯锋 何一伟分别为上海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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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储峰：中国“和”文化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
发表日期：2022年01月04日来源：光明日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和”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准确理解、系统阐释中国“和”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有助于深入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质和当代价值。?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与天地参”“不违农时”“以人为本”“众生平等”等自然生态观。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释、道三家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理念上是基本一致的，都致力于阐发一种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人朴素、整体的哲学观，即把天地万物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把人与自然看作是浑然一体。这种朴素、整体的哲学观为后世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提供了睿智的认识论原则与方法论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哲学观，借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思想精髓，立足于当前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力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其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等理念，均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是中华“和”文化传统在处理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时的重要体现。具体来说，就是追求民族与国家间珍爱和平、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是中华文化一贯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天下”情怀的指引下，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始终秉持着“协和万邦”的和平发展原则。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对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如何抵御风险，抓住重要历史机遇，从容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世界各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出正确选择，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中国与沿线国家一道，本着互利互惠、平等协商、共同发展的理念，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不但实现了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而且为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始终贯穿于我国外交实践中，对我国外交工作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当今国际形势复杂严峻，部分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逆流横行，协和万邦的国际观要继续彰显其巨大的生命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和而不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社会观是人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总体看法和观点。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宋代朱熹认为，“和而不同，执两用中”，意思是要看到事物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在矛盾的对立中寻求统一，在矛盾的统一体中，虽然矛盾双方的观点、意见有所不同，但是矛盾双方依然能够和谐相处。儒家和而不同的社会观，还集中表现在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态度等层面上，即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应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进行平等交流与有机融合。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和伦理智慧。“和”即“和合”，《国语·郑语》中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所谓“和合五教”，就是调和“义、慈、友、恭、孝”五种礼仪教化，使“父、母、兄、弟、子”之间的关系和谐而成为统一体，这是达到“保于百姓”这一目的的具体手段。“和”与“合”从动与静、过程与结果等不同角度，揭示了天地万物存在的本质和机理。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对于新时代培育和践行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应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文化，充分吸收他们的文化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我国国内不同民族、地域以及社区的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做到“温、良、恭、俭、让”，在处理矛盾、面对问题时，以和善为行为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要求人们积德行善，自觉追求“仁”“义”，使自身拥有“君子”“圣人”的优秀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传承发展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就是要以“和善”化人、以“和善”育人。具体到个人来说，就是要胸怀善心，乐于奉献，以感恩生活、积极乐观、待人宽厚的心态收获生活的幸福快乐；与人为善，以善良的心地、愿望、行为去帮助和团结他人，从而明善道、行善为；善言善语，好的语言能够调节和激发人们好的行为，达到向善的目的；好施善举，救济、援助、捐赠等手段是实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助的社会行为，将极大地推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不仅是一个人修身养性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正确的道德准则。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有助于建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夯实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三、曹祎遐 魏佳睿：“文创雪糕”等产品走红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逢节庆假期，朋友圈中总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雪糕照片，带有一地景区特色：故宫的神兽、黄鹤楼的楼宇、广州的“小蛮腰”广州塔，都被做成雪糕。这几年，全国各大景区纷纷推出文创雪糕，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让人感觉只有吃过雪糕才算来过景区旅游。雪糕等文创产品成为一个城市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在其背后正是一个区域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文化体现，更是一座城市软实力的展现。文创产品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让人们能够对它产生深刻的印象，实现文化品牌效应，增强文化的输出和传播。
发展公共文化品牌，实质在于提升城市软实力
城市软实力内涵深远，它看似无形，但却是客观存在；需要长期积淀，必须久久为功；具有鲜明的标识性，需要着力凸显。软实力涉及区域的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精神提升、人民获得感等方方面面，对城市的建设十分重要。区域公共文化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涵养、历史基因，是一座城市与其他地区城市区别之所在，是城市人民幸福感的来源、感到自豪的依据，是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的追求。通过借助现代手段赋予文化新的生命力，打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实现一种城市“生态”。
中国具有丰富的区域文化，大多来自流传至今的传统文化、民俗等历史，却往往被现代化生活中的人们所忽略。例如，在人们的印象中，上海常被冠以“开放”“繁华”“精致”等具有都市气息的标签，但是在繁华都市生活之外，还有奉贤的滚灯、金山的农民画、浦东的舞龙和海派秧歌……这些正在淡出人们视野的文化，承载了一地的历史、民俗，技艺、作品饱含的是区域的文化记忆、一代代人的付出和成果，它们应当且值得重新得到重视。
打造公共文化品牌内核，挖掘独特文化内涵
在现代社会，以传统方式弘扬传统文化无法提升大众的关注，需要进行公共文化品牌的打造，强化内核，并结合现代化手段与外界联结，让这些历史上人类智慧与劳动成果的结晶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
打造公共文化品牌，首先需要强化公共文化自身质量，打造强有力的内核。品牌竞争力的构建需要集聚并培育一批专业的大师、技师研磨技艺，设计师、文化创意企业家从源头上对公共文化品牌的创新链进行可持续性的输出和转化，对核心传统技艺和文化内核加以提炼，集中力量深入挖掘，为文化产品注入技艺、智力和创意，赋予文化品牌强有力的特征和知识产权。
此外，需要着力构筑符合区域性需求特点的价值链，对该地区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把握受众尤其是当地人民、外来游客的需求和关注点。在这方面，打造公共文化IP是有力途径，它将赋予文化品牌短期增长动力和未来持续增长能力。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红色基因，而上海又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快、最时尚的城市之一。如何让红色文化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依旧展现生命力，核心就在于对红色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创新性改造。在这方面，上海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完成“一馆五址”建设保护，进行旧址修缮，并成立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对红色文化深入研究；同时出品相关舞剧、电影等红色文艺精品，创新开发文创、红色旅游路线等，持续打响红色文化品牌，使厚重却又不断创新的红色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交相辉映，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宣传公共文化品牌内涵，注重多元传播方式?
内核的延展性和触角需要通过宣传来实现，只有让人们能够方便、轻松地了解到公共文化，品牌才有受众。通过宣传手段，让大众熟知公共文化，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其深层意义，实现内涵延伸与提炼，用大众认同和接受的方式，讲好文化故事。?
宣传的过程需要借助现代化手段，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结合。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具有速度快、传播广、边际成本低等特点，例如在电商平台、直播中加入公共文化品牌的推广，在综艺中加入公共文化相关元素，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让人们充分了解公共文化的内核。上海依托“文化上海云”，用互联网消费覆盖公共文化领域，推出扫码抢票、网上点评等方式，形成大数据的市民“需求地图”，使公共文化产品能够精准对接市民需求，促进服务效能提档升级。
同时，需要注重多元群体的培养和传播的年轻化。通过推动文化品牌进校园、进社区，进行创新街区打造、举办相关活动，为青少年和百姓普及本地优秀公共文化知识，培育其重视、传承优秀公共文化的意识。例如，“燕京八绝”是北京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文化，通过在居民区附近建立“燕京八绝”博物馆，配合“燕京八绝”物件的展示、售卖，让文化技艺的氛围唤醒人们的文化追求，给予人们沉浸式体验，在潜移默化中强化文化自信。
此外，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迥异，需要结合其自身艺术特征选择合适的价值增值方式，并与城市更新的不同侧面进行结合。手工艺品等小物品，可以通过手工制品、工艺品的形式将其技艺展示；而对于文化意象，可以创新制成文创产品，将其理念展现；对于宏大的文化发展历史和知识，可以通过举办活动、打造文化街区实现知识的传播。
铺筑公共文化发展道路，加强外部环境保障
公共文化得到良好传播、品牌力得到实现，需要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提供适合公共文化发展的平台和品牌发展的市场。有了社会的接受和支持，文化基因的重拾、公共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才能够顺利推行。
公共文化需要政府的有序引导、文化引领，提供资金、渠道、人等各类资源的支持，也需要社会资本的参与和激活。通过机制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平台创新、手段创新等各种方式，为公共文化品牌的产业链构建提供新路径、新空间和新载体，让文化环境发展更符合政策导向和社会需求。
公共文化品牌的建立有潜在市场需求，需要公共文化品牌自身与市场、社会、政府等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和循环，借助现代手段和多方力量，为公共文化的发展开拓广阔天地。
来源：上观新闻?2022-01-08
作者：曹祎遐?魏佳睿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文创理论与应用”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创业与创业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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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萧放：传统礼仪文化与当代中国礼仪实践
来源：光明网 2022年01月14日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传统礼仪形态丰富完整，是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古今中西的文化激荡中，如何传承优良的传统礼仪文化，如何保持中华礼仪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与吸收西方礼仪文化元素，传承与弘扬我们的礼仪文化，是必须面对与思考的现实问题。?
传统礼仪伦理的当代更新转化?
中国是拥有悠久礼乐文明的礼仪大国，有着丰富的礼仪文化资源，同时重视礼制建设与礼俗教化。《周易·系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敬天礼地、体现族群伦理与政教伦理等包蕴礼义核心的礼仪文化。荀子《礼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强调“礼”的功能，礼仪文化依循三大伦理原则，即与天地协调的自然伦理、以祖先纪念情感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推崇君师为政教的政治伦理，这三者是“礼”的核心内涵，是传统礼仪文化的根本性质所在。
当代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相应的礼仪，传统礼仪遵循的三大伦理原则在当代社会必然发生根本的性质变化，即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而不是对天地神灵的被动膜拜；更强调家庭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而不是上下尊卑的严格等级区分；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牧民”统治。以新的伦理原则处理人与自然、家庭社会等的关系，既保留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底色，又体现了礼仪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
礼仪伦理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重建与更新，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传统礼仪资源的活化利用，对于家国情怀的培育、社会文明的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公民道德教育与新的伦理人格养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实践?
中国传统社会是礼制社会，伦理传统是礼制社会的核心传统。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传统礼仪如何融入当代社会，服务与辅助我们的日常生活，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值得认真思考。我们可以从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实践中探讨其与当代社会对接、转化创新的路径。
第一，守望相助、相互扶持的人情社交礼俗传统的当代传承与转化。乡土文化是中国人的根性文化，乡土社会的生存方式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乡民之间形成特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守望相助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在宋人吕氏兄弟拟写、朱熹扩充的《蓝田乡约》中有精准表述，所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人们在乡土共同体中，在生活伦理与基层社会秩序维护方面，相互激励、相互救助。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已经越过了家庭与村落范围，人际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人情礼俗传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化趋向淡化，并呈现新的变化。但红白喜事中的人情互惠传统在城乡特别是广大乡村仍然普遍存在。在改革开放之初，乡里人情还是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开展商贸合作的重要依托，许多华人华侨对故乡的情感性投资与工业商贸项目引入，促进了沿海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民俗传统在民间社会传承延续，民间自我组织与自我服务仍然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之一。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人情礼俗给现代社会生活带来了困扰，比如互相攀比、价码不断抬高的人情往来费用，因人情而滋生的干预社会公正的弊端，这些都需要在传承优良礼俗时予以抑制与避免。我们要重视以人情社交礼俗传统为基础，融合现代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精神，重建与增进家庭、村落、社区的亲密关系，特别是让远离故乡的新城市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礼仪传统的现代转化，如传统节日的社区成员聚会、邻里间相互关爱等，在城市住宅区重新获得家园感。
第二，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传承与转化。人生仪礼是生命个体经过仪式洗礼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看到在日常家庭性的生命保育仪式上，传统表现比较活跃。诞生礼是人生经历的第一道仪礼。为了祝贺新生命的诞生与护佑新生命的健康，满月礼表达的是对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与祝福，周岁礼充满了对幼儿未来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养成礼，在一些地区，幼儿上学发蒙之际，要举办开笔礼与启蒙礼，这是人生第一课。在开笔仪礼上，幼儿学写的第一个汉字是“人”，一撇一捺支撑起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将教化的理念渗入礼仪中，这是真正的人生启蒙礼。
成年礼是人生仪礼的重要环节。传统冠礼虽然已经大面积消失，但农村的成年礼俗还不同程度存在，比如广东潮州的十六岁“出花园”、福建泉州“做十六岁”等，依然是家庭大事。但当代社会的成人目标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生命个体的成长更多面向社会。在城市中学，往往通行十八岁成年礼。作为个体生命走向社会生命标志的成年礼，需要有特定的仪式时空，以文化象征的提示促成青年的自我觉醒，进而实现其人生价值与意义。传统冠礼举行的时空，以家族、自然时序为依据，一般正月新春在家庙举行，强调生命成长与天道节律的协调。当代社会，成年礼举行的时空选择，自然要考虑培育新人的伦理需要与现实生活节奏需要，这同样符合传统“成人之道”。因此，成年仪式活动时间的选择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忆时间，将受礼者个体生命的成长与国家历史命运的记忆相结合；二是适应学校教育的时间节奏，选择在开学季的春天举行成人仪式。仪式空间的设置同样十分重要，成年礼作为一种宣布告别青少年时期、迈入成年社会的过渡仪式，仪式的空间设置要能够营造出神圣与庄严的仪式感，能够唤起受礼者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从小家庭走入大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成年礼可选择在地方公共文化空间中举行，如具有特殊历史传统意义、地标特征明显的纪念广场、孔庙、古迹遗产地、祭坛等。通过仪式互动，受礼者可以感知民族文化的魅力，增进民族文化认同。“不负韶华，担责当行”“十八而志，青春万岁”的成年礼刻在受礼人心中，能够为其终生向上提供精神动力。
婚丧礼仪是人生的重要礼仪。近代以来，婚丧礼俗成为传统礼仪与当代社会生活融合转化的重要载体。传统婚丧礼仪基于传统家庭结构，重视家庭关系的缔结与慎终追远。婚丧礼俗中的家庭伦理原则与仪式主要环节仍然活态存在于当代社会。我们看到当代婚丧礼俗已经发生了变化，礼仪举行的时空已经与当代社会协调适应。村落社区大都建立了红白理事会，在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现代社会治理原则下，烦琐与铺陈的传统仪式显著减少，在节约人力、物力，凸显现代文明礼仪上，各地有许多新尝试。婚丧礼仪传统中祝愿婚姻美好与庄重送别亡人的仪式依然保持。在当代社会，传统礼仪转化融合在现代生活场域和仪式环节中，人生礼仪实践呈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鲜活与多样状态。
第三，节日礼仪的回归与更新。节日礼仪是传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岁时节日为人们回归传统提供了时空平台，人们在节日礼仪中体认、享受与传承传统，传统也利用节日礼仪进行自我调整与更新。春节回家团圆、敬拜祖先，强化家庭伦理与情感传统，邻里互访，增进社区团结。清明祭祀先人与为国牺牲的烈士，通过虔诚的祭拜礼仪，感恩先人与先烈，传承家国情怀。端午以纪念屈原等爱国先贤的礼仪，强化人们的历史伦理与爱国精神。中秋的赏月与团圆庆贺礼仪主题让自然与人伦传统得到强化。重阳节是中国的敬老节，重阳敬老祈寿礼仪传统在当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年上升，关爱老人成为当代文明的重要表现。传承重阳敬老礼仪，动员各方社会力量以实际行动表达对老年人的敬重与关怀，更能体现当代社会文明程度，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当代公共生活中礼仪传统的传承与创新。礼仪文化是日常生活秩序与精神传承的习俗保障，在今天的公共生活特别是国家治理层面，礼仪文化同样十分重要。我们有自先秦以来影响深远的完整的国家礼仪体系，吉、凶、宾、军、嘉“五礼”共存，不仅规约个人在国家、社会人生重要时刻的行为与情感，而且对于民族认同产生了巨大作用。在国家重大政治生活领域与重大节庆场合，传承与弘扬传统礼仪文化，可以有效地展示社会政治伦理，汇聚民心，树立国家文明形象。国家是人民的共同体，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度，人民的礼仪文化传统自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国家礼仪文化。“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礼论》）。国家在大政小情、内政外交上率先垂范，遵守、实践礼仪文明，不仅有助于在国内外树立良善的国家文明形象，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国家公共生活中礼仪礼典建设，有任职宣誓仪式，有元旦新年、春节新年的致辞与庆贺仪礼，有先烈纪念日的礼敬仪式，有清明祭扫英烈的活动等，特别是在人民遭遇重大灾难后，举行肃穆庄严的全国哀悼活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部分一线医护工作者与感染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国家在清明节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这一顺人心合人情的仪式的举行，不仅为凝聚全国力量共同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精神与情感助力，而且提升了我国的国家文明形象。“礼序乾坤，乐和天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典都是盛大庄严的，充分体现了仪式感、参与感。由此可见，礼仪文化对于构建现代国家文明具有重大价值与特别意义。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国度，我们有着制礼作乐的悠久传统。丰厚的礼仪文化理论积累与历代传承的礼仪实践，构成了礼仪之邦的文化表征，通过融合与转化，礼仪也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仪文化是自古及今中国社会整合与文明进步的文化要素。当前我们面临着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优秀礼仪文化具有夯实中国文明与温润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文化基础。（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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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景林：奠基于文化生命原点的再出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1-11
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需要有文化的创造和创新。文化的创造和创新，并非各种抽象要素和观念碎片的外在组合。譬诸骡子与狮虎兽，其体量不可谓不大，但却丧失了生育和自身繁衍的能力。缺失文化自我认同奠基的文明要素拼接，只能造成某种“文化意义上的骡子或狮虎兽”，而不能有真正的文化建构。文化的创造，须著力本原，深造自得，盈科后进，成章而达，积之既久，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文化文明，由是乃可得以生生连续而日新无疆。
或谓“文化即是人化”。不过，这“人化”的前提则是自然。人自己就在自然之中，无法超然于自然之外而对其任意施加以“文”。儒家从“文质”的内在连续与整体性的意义上理解人的存在，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言“文质”，乃就人作为个体的存在而言。《大戴礼记·礼三本》：“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佚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此所谓“情文”，亦即“质文”，乃指文明的创制而言。由此言之，“质”或自然，既是人存在的界限，同时亦规定了这“文”之合理性的界限。超出这一界限的“文”之过度扩张，不仅将导致人自身生存意义的否定，甚而亦将受到自然的报复与惩罚。
是以人类文明的反思，即包涵有一个回归自然的向度。道家倡言“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以实现人的存在之真实。儒家亦主张“报本反始”“反本修古”，以奠立礼制人文之存在性的意义基础。福音书里也记有耶稣这样的话：“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都表现了这一点。不过，文明之回归自然，并非、也不可能实质性地“回到”自然，而是要在文明的前行运动中贯注一种文质合一和自然生命整全性的精神。《老子》三十二章切当地描摹了文明的初始情态：“道常无名，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这“始制有名”，或《大戴礼记·礼三本》所谓“礼始于脱”的文明初创，可以视为是一个“自然与文明的交汇点”，它在一种初始的文明形式中，保有着人类自然生命的整体内涵。
今人所谓的“轴心时代”，即本原于对此“文明与自然的交汇点”之反思。它是一个标志人类进入理性化地了解自身及其周围世界，并规定了各系不同文明发展方向的时代。作为人类对自身存在之“哲学突破”意义的原初自觉，各系文明在此时代所产生的原始经典或“圣经”，亦以一种理性定型化的方式保有着其“自然”的内涵或精神生命的整全性，成为各系文明不断回溯以获得其原创性的天府义海或“生命原点”。
这样看来，人类存在所拥有的、作为“文”（这里的“文”，是一种动词义的文）化之前提的自然，乃是某种在文明定向中差异化了的“自然”，而非一种抽象一般性的自然。被各系文明之原始经典或“圣经”所“文”化并保有着的“自然”，亦因哲学突破所获得的原初自觉与理性指引，而被陶铸为某种文明的特殊禀性。现身在此特殊自然禀性中的理性，是具有精神生命的理性；而此经由理性自觉规定指引的自然禀性，亦是禀有明觉灵性和精神方向的生命自然。正是在这文化原初的生命差异性中，各系文明实现并获得了一种向着他者世界的敞开性和价值的普遍性。
《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道家倡导复归自然，儒家则“信而好古”，并主张“复古”。其实，道家所谓的复归自然、复归婴儿，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人类不能实质性地“回到”自然，只能回向于那个基于“文明与自然交汇点”之反思的“生命的原点”。因此，儒家“复古”的说法，比道家复归自然之说，更切合实际。儒家所谓“复古”“反本修古”，即指向于那个“生命的原点”。就文化整体而言，这个“生命的原点”，也就是轴心时代所形成的原始经典或“圣经”及其生命自然的精神蕴涵。
我这里所谓的“文明与自然的交汇点”和“文化生命的原点”，并非一个现成的时空固定性的概念。复古或回归经典，亦非“回到”现成摆在那里的“六经”一类原始的经典，而是对原始经典精神生命之诠释理解性的当下呈现与存在性拥有。一时代的思想文化，见诸器物，形于制度，随时移世变，历久则会滞著僵化。中国哲学“知止”“复古”观念的思想旨趣，即在于通过这“生命的原点”之临在对文明的奠基与解蔽作用，赋予并使之保有生生连续的原创性活力。思想文化的演进，有因有革，有连续有损益。相较于西方而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更偏重于这“因”或“连续”的一面。中国学术和文化，具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诠释传统，“述而不作”，或寓“作”于“述”，通过经典及其意义系统的诠释性重建，以因应时代的要求，形成具有当代性意义的思想和礼仪系统，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演进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这也是中国思想文化所以能够生生日新，延续数千年而不中绝，始终保持自身内在生命活力的原因所在。
新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已经逐渐摆脱了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代之而起的，则是一种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我的认同意识。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亦正在经历一次奠基于“文化生命原点”的再出发。循此以进，假以时日，积厚广泽，中国文化的创造性重建和当代复兴，当可期之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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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刘志成：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向纵深发展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2年01月10日第A01版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中央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突破制度前沿的一项重大部署。通过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利于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意义重大。近两年，在中央决策部署下，要素市场多项实质性改革措施落地见效，为疫情后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支撑。下一步，亟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通过综合试点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要素跨区域、跨行业高效有序流动的障碍，推动要素向先进生产力有效集聚，有利于持续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产出，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有利于不断优化经济结构，破解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有利于完善要素分配机制，促进共同富裕，进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方案》是探索突破制度前沿，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大部署。《方案》充分考虑不同要素、不同区域市场化水平的差异，着眼于探索前沿政策、尝试创新突破，就要素市场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市场主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作出部署，有一系列突出的特色和亮点。一是强调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大胆改革探索，有利于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二是强调系统集成，要求在实现局部突破的同时，充分发挥多个举措互促共进、不同要素协同配置的集成效应。三是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努力实现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前沿突破，形成经验成果，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模式。
《方案》为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必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方案》着眼于要素市场体制机制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点举措。在传统要素方面，围绕推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提出探索赋予试点地区更大土地配置自主权，支持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等举措；结合劳动力畅通有序流动的要求，提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口管理服务制度等举措；按照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提出了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推动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等举措。在新型要素方面，明确了加快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导向，着力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构建全要素一体化配置的创新服务体系；按照数字化转型的要求，聚焦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建设；结合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提出了加强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的一系列举措。
《方案》明确了综合改革试点的推进路径。在对象选择上，优先考虑改革需求迫切、工作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群、都市圈或中心城市，既能调动地方积极性，又有利于最大化试点的预期成果。同时严控试点数量和试点范围，既强调实质性的创新突破，又有效管控风险，避免一哄而上。在时间安排上，把试点周期明确为2021年至2025年，与“十四五”规划周期保持一致，为国家重大战略的落实提供支撑，还能为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提供充足的时间保障。在科学的路径设计之下，试点工作必将为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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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闵庆文、何思源：农业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作用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来源：农民日报?2021年12月30日
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这标志着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和国家公园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为自此，我们有了名正言顺的国家公园。
关于国家公园设立的意义、标准等等，已经有了很多的阐述，但对于国家公园中的农业，人们似乎很少提及或者在刻意回避。国家公园的正式设立，对于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农业是国家公园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
早在国家公园建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有人在这里生产生活。据试点阶段的信息，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范围内有12个乡镇、53个行政村，常住人口6.4万人。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有152个乡镇，常住人口12.08万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有22个乡镇、107个行政村，常住人口超9.3万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有43个乡镇、175个行政村，常住人口3.04万人，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有9个乡镇、29个行政村，常住人口3352人。
这些人世居于此，以当地的自然资源为基础，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农林牧渔业，也有茶叶、药材、蜂业等特色产业。例如，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当地居民以牧民为主，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活动。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范围内，有耕地面积1.80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0.18％），园地面积18.06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1.80％），茶叶、毛竹等构成了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80％以上的社区以茶叶生产为主，毛竹次之，形成了“茶农”和“竹农”。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区内，有耕地35.27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0.80％），园地178.09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4.05％），粮食种植以水稻、玉米、番薯为主，经济作物种植以橡胶、槟榔、茶叶、南药、热带水果为主，养殖业则以桑蚕、蜂业等为主。
因此，在国家公园内，农业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农田、茶园、果园、牧场等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农业依然是当地居民的重要生计活动。同时，随着国家公园建设和游憩、环境教育等功能的发挥，以优良生态环境为基础、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将为外来人员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
农业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人们认识到农业具有生态功能已有很久的历史。法国于1999年7月颁布的《农业指导法》中明确提出了“多功能农业”的概念，强调农业不仅是一个产业部门，而且与国土整治、动植物保护、生态优化息息相关。这一概念在2001年还被欧盟的农业政策文件所吸纳。
在我国的科学文献中，关于农业生态功能、农业多功能性和多功能农业的内容出现较早，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的“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可能是最早的官方表述。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也明确指出，“充分发挥乡村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特有功能。”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业对保育自然生态、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农业更是因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可持续发展思想而为世人关注，100多年前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H·金所著《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传统农业中包含着大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理念和技术，这已为许多研究所证实。云南农业大学的科学家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地区的研究表明，利用水稻遗传多样性可以很好地控制病虫草害，稻瘟病下降94％，产量提高89％。
浙江大学的专家在浙江青田的研究表明，稻鱼共生系统中的水稻和田鱼之间的相互作用降低了水稻病虫草害的发生，杂草生物量降低93.57％，纹枯病发生率降低54.35％，稻飞虱密度降低44.74％。正是因为减少了农药的施用，提高了系统的抗逆能力，从而增加了稻田系统的稳定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专家在贵州从江的研究表明，与水稻单作相比，稻鱼鸭共作对稻田主要杂草鸭舌草、节节菜的防治效果达100％，对金鱼藻、矮慈姑、眼子菜和黑藻的防治效果超90％；纹枯病发生率降低34.67％，稻飞虱密度降低46.39％，稻纵卷叶螟密度降低31.89％。
不仅如此，在传统农业地区，农业物种资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利用，而且促进了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因其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生态景观和生态友好的农耕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出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的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上，并引起了人们的重点关注。仅在红河哈尼梯田系统中，当地百姓依然种植着上百个传统品种，而且在梯田边还分布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桫椤、董棕、藤竹、番龙眼等珍稀野生植物以及猫头鹰等上百种野生动物。
通过农业生产，许多重要的农业物种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同时，农业生产还为一些重要的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食物资源。稻田之于朱鹮的重要性已广为人们所熟知，笔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考察时见到对于野生动物的补饲也主要来自当地的农产品。
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充分体现了“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理念，实现了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整体保护，涵盖了所在区域的典型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珍贵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保护了最具影响力的旗舰物种。这里的“文化遗产”也包括了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对于许多人来讲可能还较为陌生，但国家公园建设需要发掘保护这些农业文化遗产。
发掘保护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
前面所提到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均有着共同的“头衔”——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15年8月原农业部发布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指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我国人民在与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世代传承并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系统，包括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由农业部认定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其目的是对传统农耕技术、传统文化、生物多样性、生态与文化景观实施系统性保护和适应性管理，并促进这些经济落后、生态脆弱、文化丰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截至目前，已经认定了62项传统农业系统，分布在22个国家。其中，中国以15项位居各国之首。原农业部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已发布5批118个项目，另有20个项目已经列入候选名单。
农业文化遗产是集农业生物资源、生态农业技术、传统乡村文化、优美田园景观等于一体的活态性、复合型遗产，具有重要的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功能。目前，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的海南琼中山兰稻作文化系统、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浙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和正在建设中的百山祖国家公园内的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都已被列入农业农村部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藏族草原游牧系统、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武夷岩茶与红茶文化系统等都是极具保护价值的农业文化遗产。
国家公园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是为了守护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与经济功能的协同提升。应当将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作为生态价值转换试点内容，通过拓展农业的生态与文化功能，逐步建立起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应当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内容。武夷山国家公园在体制试点阶段，发掘武夷山茶文化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通过园企联建，鼓励和支持茶企、茶农建设高标准生态茶园，改善了茶园生态环境，提升了茶叶品质，提高了茶农收入，成为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分享国家公园建设成果、提高生态与文化保护自觉性与积极性的一个典型案例。
“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是一个舶来词，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国家公园”本土化，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的保护与发展模式，将是中国对于世界自然保护事业的一大贡献。发掘、保护、利用、传承好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对于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对于当下备受瞩目的国家公园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