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晓鸣：粮食安全应当警钟长鸣
文章来源：《四川日报》2022年02月28日
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消费大国，粮食安全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实现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事关重大，不容轻视。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市场环境异常波动、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复杂艰难的背景下，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657亿斤，比上年增长2%，成功实现粮食生产“十八连丰”，这一付出巨大努力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不仅表明我们基本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而且在关键时期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实现了托底式支撑，成为我国应对疫情之下极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坚实基础。
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但对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必须谨慎乐观。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冲击必然有一个滞后的发酵期，后续性影响将逐步显现；另一方面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诸多长期和短期性挑战依然存在，近期疫情影响和长期深层矛盾相互叠加，将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构成不能低估的较大压力。
制约粮食安全的长期性矛盾依然严峻
一方面，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提升将使我国粮食需求保持刚性增长。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增速虽会有所下降但仍将保持总量持续增长态势，这必然导致口粮需求继续刚性增长。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持续加快将使我国城市人口以更快速度增长，大批农民工进城后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消费者，也将增大粮食消费数量。还应重视的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粮食消费结构变化将更为剧烈，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消费需求将保持快速增长，进而显著增大粮食消费比重。此外，2020年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粮食在产后环节损耗严重，尤其是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环节，每年损失量约700亿斤，同时我国粮食消费中也存在浪费现象，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不合理地扩大了粮食的消费规模，加大了粮食供给压力。
另一方面，耕地资源减少和水资源短缺趋势的不可逆转将对我国粮食供给构成长期性巨大压力。在我国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耕地面积大规模减少的趋势仍在发展。良田沃土的持续减少对粮食生产形成显著的“挤出效应”，通过增加耕地面积从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极其狭小。同样的，由于水能资源开发的低门槛以及工业、城市用水的低成本和低效率，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无序扩张的趋势。而在农村，由于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水源工程建设滞后，用水过程浪费严重，水资源供求失衡矛盾更趋尖锐。目前我国农村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常态，应对旱灾频发已经成为国内多数地区保障粮食供给能力的极为艰巨的任务。
影响粮食安全的短期性因素需要警惕
现实表明，除了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约束趋紧的长期制约因素之外，我国粮食安全还面临如下四个方面严峻的现实挑战：
耕地“非粮化”矛盾突出。推进土地集中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农业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但由于比较效益明显偏低，土地流转与集中对粮食生产形成负向影响，土地流转不断提速的过程同时就是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土地流转规模越大，耕地“非粮化”发展相应越快，与粮争地的矛盾也愈益尖锐。
耕地粗放经营依然严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粮食生产中小农户分散生产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老龄化矛盾日益突出，不仅农地从精耕细作向粗放经营倒退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且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老龄农业”还必然导致耕地常年性抛荒和季节性抛荒矛盾大量存在。加之农田基本建设相对滞后，农业机械化覆盖面较为有限，结果是我国仍然面临耕地数量有限与利用效率较低的矛盾性困境。
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能力不足。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推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正在逐步成长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但是由于土地成本、农资成本、人工成本持续上涨，粮食生产成本的“地板效应”不断抬升，粮食生产的盈利空间有限。大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粮食规模生产主体主要都是依靠政府补贴来实现盈利甚至生存的，因为激励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当前众多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总体上还处于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发展能力不足、带动性不强的突出问题，由此构成我国粮食供需平衡依然脆弱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在遭受疫情冲击和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粮食规模经营主体面临更大困难和挑战，如何对其精准支持、强化能力、提振信心，是我国确保持续性粮食安全必须破解的瓶颈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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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绩效仍需提升。我国粮食生产形势的持续好转与高强度的政策补贴是直接相关的，粮食直补政策虽然深受农民欢迎，但并不足以弥补种粮的比较效益之差。更重要的是，现有基本按承包地面积平均发放粮食补贴的普惠制方式，主要补贴的只是土地承包者而非实际生产者，实施的政策成本较高，从而产生不利于激励增大粮食供给的结果。在严格意义上，现行粮食补贴政策更多地表现为惠农民的收入政策，而非强粮食的产业政策。在粮食安全压力继续加大背景下，补贴政策不能对粮食生产者产生更直接和更强烈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政策信号，这显然是亟待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整的重要方面。
从五个主要方面应对中长期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松懈，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十八年连续增产，产不足需的矛盾从根本上缓解，供求平衡目标基本实现。但就总体而论，我国的粮食供求平衡是在多种约束之下实现的低水平平衡，从发展的视角审视，我国粮食生产的未来发展既有远虑又有近忧，粮食供需紧平衡成为常态将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从根本上看，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将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不仅自然条件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潜藏着许多难以逆料的巨大风险，而且现有体制和政策因素的进一步调整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制约。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言，由于存在诸多解决难度很大的不安全因素，任何盲目乐观都是极其危险的，任何麻木懈怠都是不可容忍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刻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做到警钟长鸣、全力以赴、持久努力。
面对现实，我们应当重点从五个主要方面应对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问题：一是继续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支撑，以及有控制地利用国际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的供给和保障能力；二是优化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合理平衡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粮农和非粮农的利益关系，构建以提高效益为主线的粮食生产长效机制；三是加大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力度，强化绿色发展导向，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水平，建立从粮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绿色产业链条；四是加强粮食安全的监测和预警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物流体系，强化其平衡粮食供求的“稳定器”功能；五是大力倡导文明消费，有效扼制粮食消费中的非理性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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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蕾：乡村振兴战略赋能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02月28日
“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媒体融合体系的重要环节，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为高质量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不仅是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打通西部地区基层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必由之路。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指，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包含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以用户数据为核心、多元化产品为基础、多样化终端为平台、多媒体采集为手段、互动性强为特征的媒体融合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整合已有的媒体资源，提升县级媒体的传播能力，更在此基础上发挥“媒体+”的功能。媒体融合不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从传统媒体中产出新媒体的内容，而是从机制到管理、从内容到渠道、从思维到实践的多维度“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助于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发挥县级公共文化机构辐射作用，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现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提升服务效能。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公共文化资源要重点向乡村倾斜，提供更多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支持“三农”题材文艺创作生产，鼓励文艺工作者不断推出反映农民生产生活尤其是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充分展示新时代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文化建设，伴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农业、农村的发展将为县级融媒体中心提供更丰富的“中国故事”“乡村故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的素质以及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提高，促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创作更多本土化的融媒体产品，满足当地农民精神文化需求。
西部地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受制于当地社会的发展水平
首先，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呈现出不均衡、不平衡的状态，受到起步不同、融合模式不同、地方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等多方因素影响。
其次，基础设施水平影响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对当地的技术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整合媒体资源的服务功能，需要高速的网络传输通道、云储存空间、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等，以便更好地实现信息采集、内容生产、内容审核、一键播发、综合服务功能。县级融媒体中心与省级融媒体平台之间交流需要专门的信息通道，以此来完成省级融媒体平台的选题工作，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外宣传的功能。
再次，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存在内容和定位的困境。西部地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发展过程中，开通了微博、微信、头条号等社交媒体账号，建立了新媒体矩阵，但只是把传统媒体的内容发到新媒体上，在内容方面做简单地迁移和叠加，并没有体现出融合媒体中心有关“融合”的定位。
最后，缺乏融媒体技术相关的专业人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立对从业人员提出了较高的专业要求，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管理者一般是传统媒体的管理者，习惯了原有的采编模式，他们对融合媒体缺少真正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在运行机制、薪酬体系等方面，对优质人才吸引力不足，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发展。
县级融媒体中心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
未来面对机遇与挑战，要直面问题，勇于创新，积极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的新态势
首先，要突破技术瓶颈，夯实融合基础。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要真正实现融合，需要进一步完善平台建设和技术支持。整合西部地区现有的新闻平台、新媒体资源、政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完善平台的数据分析能力和信息反馈功能，突破技术瓶颈的制约。西部地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把握5G建设的机遇，提升平台的网络传输速度。县级融媒体中心发挥服务功能，例如接入电子商务平台等，则需要更加安全的支付环境和用户信息维护，以及接入现代物流系统等，这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总之，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把握住乡村振兴的机遇，加强和完善技术平台建设。
其次，要定位受众群体，立足西部乡村，树立分众传播思维，讲好中国故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涌现出更多的中国故事。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建设中应该摒弃“求全求大”“大众传播”的传统思维，树立“小而精”“分众传播”的传播思维。同时，以受众为导向，满足受众的使用需求，提升使用体验。针对西部乡村地区受众媒介素养较低、老龄化人口严重的特点，平台应提供受众更易操作的界面。精准分析用户行为与内容传播效果，满足不同受众的使用需求，增强民众的认同感，凝聚思想共识、让受众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
树立受众本位思维，发挥受众在提供信息来源、生产内容、传播内容等方面的作用。改变话语方式，坚持“三贴近”原则，用当地群众喜欢的方式讲好西部地区的中国故事。尤其是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转变媒体的讲故事方式，挖掘普通人的故事，发挥短视频、直播平台的社交属性。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建设过程中要立足西部乡村，完善服务乡村的基本定位和基本功能。激活基层民众的责任感和参与活力，鼓励多元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再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突出地方特色文化，打造特色传播。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绚丽多姿，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发挥政务媒体作用的同时，更要做好民族文化的传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度挖掘本地特色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习俗、民族符号，讲好民族故事，促进深度融合。
最后，要打造专业队伍，培养融合人才。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实现整合资源、融合传播、服务地方的功能，离不开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融媒体人才的选用和培养是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是要培养现有工作人员的融合媒体适应能力。通过针对性的培训、向成熟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交流学习等方式，提高现有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使之具备多种媒体采集、平台应用、多媒体内容策划和生产、多平台传播的能力。二是激发人才活力，优化人才评价机制。以合理的薪酬、激励考评机制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才加入到西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专业化的新闻从业者队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充分激发人才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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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万龙：强化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培养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28日02版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光明日报》近期刊发的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系列评论提出：藏粮于地，要靠农业人才来突破资源制约；藏粮于技，要靠农业人才来发挥核心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来看，虽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一定的反作用，但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掌握先进科技和管理方式的人，对生产力起着核心作用。
2011年，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为5208.8公斤/公顷，2020年增加为5733.5公斤/公顷，增长了10.1%。单产的增加，既有耕地质量提高的贡献，也有粮食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贡献。其核心都是科技的贡献。而无论是农业科技的创新突破，还是农业科技的应用推广，其前提都是人的素质的提高。这里面，既包括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也包括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好他们是涉农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9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中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他要求，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了夯实“人”的基础，涉农高校的人才培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强化知农爱农情怀教育。涉农高校应该把知农爱农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把家国情怀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专业教育与情怀教育有机融合，“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深度融合，加强实践育人体系建设，搭建实践育人平台，强化耕读教育，引导学生学农爱农、知农为农，在“知行合一”中深化农林学子的知农爱农价值塑造和情怀教育。
二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要大力推进新农科建设，改造提升传统涉农专业，对接行业产业发展对人才素质、技能的要求，重构专业能力体系，建设世界一流涉农专业体系。全面推动农、工、理、医、管、文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按照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逻辑构建课程体系。要依托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体系，创新农林人才培养体系。把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置于技术推广一线，把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培养放在产业一线，把学术型人才培养放在科研一线。
三是注重差异化培养。正如《光明日报》评论所论述的，中国既需要培养具有原创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和农业战略科学家，也需要培养有很强实践能力的农业应用技术人才和农业技术推广人才，还需要有大量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和农业经营者。不同高校有不同高校的优势，不同区域有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因此，涉农高校人才培养定位和培养模式不能千篇一律。总的来说，基础科研实力强的高校，应更加注重科教融合，更偏重于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应用转化能力强的高校，应更加注重产教融合，更偏重于实践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四是强化面向粮食安全重大“卡脖子”问题的人才培养。应聚焦生物育种、耕地保护等领域，开展高水平前沿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在进一步加大对涉农高校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的同时，有必要整合涉农高校科研力量，聚焦重大任务和工程，开展增强跨系统、跨高校、跨学科的合作及协同攻关，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在农业重大科技突破上作出更大贡献，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更大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应超前部署涉农高校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9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对这一重要论断，必须结合“两个大局”的大背景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现在常讲“国之大者”，人才的培养，特别是紧缺急需人才的培养，也是“国之大者”，既要以开放的心态加强国际合作，更要注重自主培养体系的构建。应围绕粮食安全“卡脖子”技术加快培养储备人才，对标世界水平，结合我国实际，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作者：林万龙，系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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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钟星星：乡村建设既要重“硬件”也要重“软件”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25日11版
202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乡村建设被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建设全面提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21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预计超过70％，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连续5年负增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97.6%，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提升，通村组路、农村供水、乡村物流持续改善。但我国乡村建设的基础弱、起点低、短板多、进展慢，仍然是制约乡村发展的突出瓶颈，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足城镇居民的40%，人均消费仅为城镇居民的52.5%，农村人口下降到5亿以下。
破解乡村发展困境，关键在于提升乡村建设的质量。一方面，要持续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水、电、路、气、房等硬件建设，给农村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农村发展创造更好的软件环境。
乡村建设要兼顾“硬件”与“软件”，这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众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重视推进乡村综合建设——如德国“村庄更新计划”、韩国“新村运动”、日本“造村运动”、英国“英格兰乡村发展计划”等，其共同之处就是既注重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又注重公共服务、文化环境等软件发展。
在战略上，注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乡村建设要统筹发展战略，上接天气、下接地气。既要自上而下，顺应发展规律，合理确定村庄布局，不超越发展阶段盲目建设，明确建设时序，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又要自下而上，立足乡村现有基础，因村制宜、因需制宜，注意避免在“空心村”的无效投入，不搞大拆大建，防止“千村一面”，更要防范村级债务风险。
在目标上，注重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结合。农村要强美富，不仅要强物质，还要强精神；不仅要美环境，还要美心灵；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要在加强物质条件建设的同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文化体育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繁荣发展乡村优秀文化，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足。
在动力上，注重政府主导和农民主动的结合。“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也是农民为自己而建。一方面，政府要从“主引擎”变为“推进器”，服务而不包办、站位而不越位，不断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培养锻炼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另一方面，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的主动性，通过政策引领、环境育人、教育赋能、文化铸魂等手段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破解“政府干农民看”等难题。
在内容上，注重“硬中有软”和“软中有硬”的结合。乡村建设建的是民利，重的是民心。硬件建设也好，软件建设也好，都要实现农民利益，解决实际问题。在硬件建设上要注重农民的“软”需求。杜绝乡村建设和民需民情“两张皮”现象，要既促进生产又方便生活，既满足数量又提高质量。同时也要为软件发展提供更好的“硬”支撑。决心要硬，坚定不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措施要硬，把解决乡村公共服务痛点难点问题落脚到具体工作上，推进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落实要硬，责任要实、机制要全、执行要强，推动好的制度措施切实落地。
在特色上，注重现代生活和传统风貌的结合。“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乡村是很多人的家园故里与精神港湾。要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改善人居环境，强化内在功能，重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农村更具现代化的生活品质。同时，也要守住乡土的根脉，注重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保护传统村落、传统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守住中华农耕文化的根脉。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乡村文旅等产业，塑造农业农村新风貌。
（作者：钟星星，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邮电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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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林兴：日本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成效与问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02月22日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在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面临农业衰退、乡村凋零等问题，故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振兴政策，刺激乡村振兴发展。
日本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总体框架
日本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从时间轴上可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1961年颁布实施的《农业基本法》（1978年修订）为起点，其主要政策目标在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二阶段以1999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又称新农业基本法，同时废除1961年基本法）为起点，首次将“乡村振兴”列为主要政策目标，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整修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生活福利。
第一阶段（1961—1999年），为促进和配合《农业基本法》实施，日本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及农村农业形势的变化，相继修订和出台了《农地法》《离岛振兴法》《山村振兴法》《半岛振兴法》《促进特定农产村地区农林业发展基础整备法》《过疏地区自立促进法》等相关振兴农村农业的法律法规，明确了不同地区不同农业发展的政策目标，指明了农村农业发展的新途径，为保障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农业基本法》除了提出国家农业政策目标总则外，具体还包括以下细则。一是扩大农业生产。采取强化农业生产基础、提升农业技术水平、增加资本装备、调整农业生产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总产量。二是稳定农产品价格。从生产供需、物价及其他经济情况综合考虑，稳定主要农产品价格。三是改善农业结构。通过发展家庭农业经营和培养自主经营农户、鼓励以农业协同组合的方式促进农业经营协作、充实教育事业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指导促成农业经营现代化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农业结构的改善。
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随着日本工业化、城市化及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日益严峻。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粮食自给率的不断下滑、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农村人口减少带来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等不利因素，迫使日本再次调整乡村振兴战略。1999年7月，以确保食品安全优质稳定供给、保护国土自然环境与传统文化、农业可持续自然循环发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及农村居住环境四大理念为指导思想，日本出台了面向21世纪食品、农业、农村政策基本方针的新农业基本法——《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新农业基本法突破了旧法只限于农业生产、价格与流通、农业结构的局限，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有关粮食安全、农业生产、农村宜居的一系列问题，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发展，把全面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区域特色乡村振兴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与旧法相比，《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在细则上做了以下修订和完善。一是确保食品稳定供应。努力提高粮食自给率，将其作为今后日本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二是立足农业可持续发展。构建安定高效的农业结构体系，支持农业集约经营，确保耕地充分有效利用。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注农村农业用地及其他用地的调整与平衡，创造舒适优美的农村生活环境，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交通、通信等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福利水平。
为确保乡村振兴政策目标的实现，由日本农林水产省牵头国土交通省、厚生劳动省、环境省、经济产业省成立乡村振兴联席会议机制，统筹指导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在农林水产省内设立乡村振兴局，组织实施有关乡村振兴项目，统筹协调各部门政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运动。《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同时强调，政府部门应根据粮食、农业、农村形势变化及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报告，原则上每五年修订一次。截至目前，该法案历经四次修订，与该领域的其他相关法案构成日本乡村振兴核心政策体系。
为确保金融服务支持乡村振兴，日本构建了包括合作性农村中央金库、政策性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及为农业提供信用保证和保险的其他金融机构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共同为农村市场提供有效金融服务。2008年，日本政府将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三个政策性金融机构合并，新设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为实现粮食稳定供给及农林水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稳定贷款。
日本乡村振兴政策成效
日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前后历经60年，不同阶段战略目标不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出现城乡收入逆差距。新农业基本法出台的1999年，日本农户的平均收入约是都市圈工薪家庭的1.3倍，农民人均收入约是都市圈工薪阶层的1.1倍，旧农业基本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
二是粮食自给率下滑趋于平稳，基本实现稳定供应目标。特别是以热量为基准的粮食自给率在1965—1985年间从73%快速下滑至53%之后，1999—2019年间基本稳定在40%左右；新农业基本法颁布后，以生产额为基准的粮食自给率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没有出现太大波动。
三是农地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日本农户平均持有耕地面积达3.1公顷，比2015年增加20%，耕地利用率达91%，农地抛荒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四是农业经营主体不断丰富，回归田园趋势不断扩大。近年来，日本返乡务农的劳动者以年均约6万人的规模持续保持增加；农业农林高校学生毕业后，务农比例也一直保持在55%左右；法人化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也在逐年增长，对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振兴乡村经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日本乡村振兴政策存在的问题
虽然日本乡村振兴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农业衰退、乡村凋零的现象。
一是农户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副业收入取得。农户来自农林水产业收入本身依旧处于相对低迷状态，2019年日本农村地区农户的农林水产业以外劳动所得是农林水产业所得的2.2倍，基于农林水产业主业的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是整体粮食自给率离日本政府设定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2030年度目标值要求以热量为基准自给率升至45%，以生产额为基准自给率达到75%。从新农业基本法颁布后整体粮食自给率的变化程度来看，实现2030年目标值有一定难度。
三是农业劳动者持续减少与高龄化状况依旧没有改善。2020年农业经营户比2015年减少107.6万户，下降比例高达22％。2020年基础农业劳动者数量为136.3万人、平均年龄为67.8岁，与2010年相比，平均年龄增加2岁、劳动者数量减少了34％，乡村振兴缺乏充足劳动力支撑。
四是山区乡村人居环境恶劣，振兴工作成效不高。日本农村居民整体的高龄化程度要比都市圈早20年，其中山区农村居民高龄化更为严重。人口减少及后续农业人才不足形成恶性循环，山区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持续恶化，公共服务供给无法保障，凋零化问题依然严峻。
（本文系福建省2018—2019年度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优秀人才访学研修资助项目（日本访学研修）“基于一带一路视角的乡村振兴发展机遇与挑战”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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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日报：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2022年02月23日第01版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部署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对扎实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在这重要的一年，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继续稳住农业基本盘，对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由谋篇布局进入具体施工阶段。要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开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着力促进粮食生产稳面积提产能、巩固脱贫稳势头提后劲、产业发展稳基础提效益、乡村建设稳步伐提质量。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立足自身抓好农业，依靠自身端牢饭碗，才能更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第一层次是抓好粮食播种面积，推进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进而稳定粮食年度产量；第二层次是下力气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扩大牛羊肉和奶业生产，提高大豆和油料自给率；第三层次是稳定生猪长效性支持政策，保障“菜篮子”产品价格稳定。这三大层次的落实均离不开压实地方责任，要开展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坚决杜绝大规模返贫现象发生是过渡期“三农”工作的底线任务。2021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脱贫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然而，脱贫地区发展基础仍比较薄弱，脱贫产业需要接续培育，脱贫人口需要持续帮扶。今后要在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重点是壮大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和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让脱贫群众从中获得更多收入，共同走上致富道路。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是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首先要夯实现代农业的基础，筑牢种子、耕地、农机支撑。种子方面，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耕地方面，加强耕地质量提升和种植结构管控，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农机方面，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同时，聚焦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做优乡村特色产业。念好特色经，写好融合诀，建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产业平台。
乡村振兴是个系统工程。今年还要稳妥推进乡村建设，加强改进乡村治理，系统谋划农村改革。乡村建设方面，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改善通村组路、农村供水、乡村物流等基础设施。乡村治理方面，推广运用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等治理方式，努力解决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问题。农村改革方面，稳慎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发展以生产托管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唯有汇聚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合力，乡村才能聚要素、添人气、增活力，广大农民生活才能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才能书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部署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对扎实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在这重要的一年，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继续稳住农业基本盘，对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由谋篇布局进入具体施工阶段。要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开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着力促进粮食生产稳面积提产能、巩固脱贫稳势头提后劲、产业发展稳基础提效益、乡村建设稳步伐提质量。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立足自身抓好农业，依靠自身端牢饭碗，才能更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第一层次是抓好粮食播种面积，推进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进而稳定粮食年度产量；第二层次是下力气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扩大牛羊肉和奶业生产，提高大豆和油料自给率；第三层次是稳定生猪长效性支持政策，保障“菜篮子”产品价格稳定。这三大层次的落实均离不开压实地方责任，要开展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坚决杜绝大规模返贫现象发生是过渡期“三农”工作的底线任务。2021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脱贫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然而，脱贫地区发展基础仍比较薄弱，脱贫产业需要接续培育，脱贫人口需要持续帮扶。今后要在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重点是壮大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和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让脱贫群众从中获得更多收入，共同走上致富道路。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是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首先要夯实现代农业的基础，筑牢种子、耕地、农机支撑。种子方面，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耕地方面，加强耕地质量提升和种植结构管控，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农机方面，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同时，聚焦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做优乡村特色产业。念好特色经，写好融合诀，建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产业平台。
乡村振兴是个系统工程。今年还要稳妥推进乡村建设，加强改进乡村治理，系统谋划农村改革。乡村建设方面，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改善通村组路、农村供水、乡村物流等基础设施。乡村治理方面，推广运用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等治理方式，努力解决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问题。农村改革方面，稳慎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发展以生产托管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唯有汇聚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合力，乡村才能聚要素、添人气、增活力，广大农民生活才能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才能书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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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郭京京 眭纪刚 马双：中国未来产业发展与创新体系建设
文章来源：《新经济导刊》2021年第3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未来科技和产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发展格局。因此，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围绕未来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对中国而言，大力发展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把握创新主动权、培育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发展未来产业面临的形势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关系到我国中长期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对此，需深刻研判我国发展未来产业面临的形势，立足于我国产业创新发展现状，力争在全球产业格局深刻变革中赢得主动权。
（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动力
以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先进无线、先进制造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不断加速学科交叉融合、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动力，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纵观全球历史，不乏把握前沿技术发展先机成就一个国家、甚至改变世界的典型案例。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分别抓住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大力发展纺织、铁路、化工、电气、汽车、半导体等产业，成为全球科技强国与工业强国[1]。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催化产业发展范式变革，助力新产业部门和新型业态的培育壮大，为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带来了契机。例如，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呈现指数级迭代发展新趋势，推动部分技术与产品研发周期快速缩短[2]，催生未来产业新发展方向。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将彻底改变癌症、传染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预防和治疗[3]，推动未来生物产业的革命性发展。
（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着力推进未来产业规划与布局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意识到未来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纷纷加强战略部署和规划。美国发布的《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2019年发布）①、《关于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建议》（2020年发布）②、《未来产业研究院：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导力的新模式》（2021年发布）③、《未来产业法案》（2021年生效）④等系列措施，形成美国强化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总体战略。《欧洲产业的未来》（2017年发布）⑤、《促进繁荣的未来技术》（2019年发布）⑥、《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2019年发布）⑦、《欧洲新工业战略》（2020年发布，并于2021年更新）⑧等战略，显示了欧盟提升欧洲全球工业领导地位的系统布局。日本发布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2016年发布）⑨、《未来投资战略2018——迈向社会5.0和数据驱动型社会的变革》（2018年发布）⑩、《第六期科技创新基本计划》（2021年发布）（11）等战略规划，描绘了日本未来产业发展的蓝图。因此，我国亟待加快未来产业发展，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
（三）发展未来产业是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阶段，部分先进产业发展迈入了“无人区”，加强前瞻部署和发展未来产业，不仅关乎我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一方面，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阶段，围绕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以未来产业为引领，探索适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破除创新要素壁垒，有利于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推动能源应用向清洁、低碳转型”，而且我国进一步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明确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要求。未来产业将综合利用新兴技术、先进材料和先进制造（如增材制造、自动化和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虽然未来产业有着巨大的潜在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但由于未来产业仍处于技术向产业的过渡阶段，支撑产业发展的新兴技术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离不开制度保障与政策扶持，需要一个特殊的产业创新体系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一）产业创新体系的理论基础
产业创新体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因为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产业创新体系是不存在的，甚至不知“产业政策”为何物，认为产业就是“典型性企业”加总，因此在主流经济学中根本没有产业创新的位置。演化经济学从“经济发展具有产业特定性”原理出发，认为产业政策与产业创新体系对企业、产业乃至国家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尤其是新兴产业具有更大的创新窗口和战略性[4]。相较于新古典主义的静态均衡，演化经济理论更加强调动态、开放和系统地研究组织演化和技术变迁，Nelson和Winter（1982）[5]认为企业正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搜寻和选择才实现了技术的创新，进而推动组织的演化。
产业创新体系理论研究源于Freeman（1987）[6]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Porter（1990）[7]将产业基础纳入创新体系，体现了产业创新体系的思想；Carlson的技术系统理论为产业创新体系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Breschi和Malerba（1997）[8]在前期理论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产业创新体系的概念，认为产业创新体系是由特定产业中参与产品开发和生产以及技术研发和使用的企业构成的系统（或群体）。但是该概念仅考虑到了企业的作用，对参与产业创新的其他组织如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等并未提及[9]。Malerba（2002）[1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产业创新体系的定义、构成要素和分析框架等，并指出产业创新体系主要包括企业、其他参与者（如大学、政府部门、消费者等）、网络、需求、知识和技术基础、制度、系统运行进程与协同演进等7个基本要素，可以从知识和技术基础、行为主体及其网络、以及产业制度环境3个简化维度进行研究。在该体系中，知识和技术是创新的基础，而行为主体网络和制度等要素则主要是通过强化创新网络交互、知识和技术流动促进产业创新。其他学者也从产业创新体系的构成、影响因素、治理结构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1-12]。相对于传统产业经济研究，产业创新体系的组成要素和研究范围更宽泛，不仅关注企业行为和市场活动，而且强调非企业行为者和非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产业创新体系理论通常适用于分析创新活跃、动态性高、涉及部门众多、关系网络复杂的产业[13]。
然而，由于产业异质性、文化根植性及发展阶段差异性等因素影响，基于创新基础较好的发达国家和成熟产业情景开展的产业创新体系研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发展基础的产业创新实践仍有一定的距离[14]。因此，非常有必要结合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与问题，研究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特征，揭示产业创新体系研究与社会发展实践之间的关系，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议。
（二）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内涵
未来产业创新体系也属于一种产业创新体系，是直接影响未来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各种要素的集合，包括知识和技术、制度和政策、文化和组织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创新主体。产业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构等，各个主体具有不同的学习过程、行为、能力和结构。对一般产业来说，企业是产业技术创新最重要的主体，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受益者，是整个产业创新体系的核心。但对于未来产业而言，由于产业技术还处于生命周期的起步期，远未达到成熟应用的地步，很多企业处于观望阶段。因此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各创新主体所形成的网络关系。
2.制度环境。未来产业中的市场主体还未成熟，产业发展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未来产业发展离不开制度环境的支持，并且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需要不同的政策支持，如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投融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收益分配制度等。如果没有相关制度规范创新主体之间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交流就会受到影响。只有建立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才能降低主体之间的交流障碍，促进创新主体间的交流合作[15]。未来产业创新体系运行过程中需要创新主体不断地适应制度环境，构建起良好的创新机制。
3.创新生态。创新生态是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外部条件，主要是为产业创新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物质、精神及制度保障，既包括社会制度、法律体系、文化习俗、社会网络、营商环境、创业氛围等软性因素，也包括基础设施、金融资本、人力资源、技术与经济存量等硬性因素。这些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创新活动的进行，对创新主体功能发挥至关重要[16]。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的建设和完善，不是单靠市场或单靠政府就能实现的，而是取决于市场机制、市场精神基础上的政府的能动作用，市场与政府之间需要形成互补。
（三）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特征
产业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解决产业中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问题。未来产业创新体系既有产业创新体系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未来产业的特殊性。
1.创新性特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科学技术通过对工具的改进，延伸了人类的智力和体力，扩大了人类的生产活动空间，使更多的物质、能量进入到生产系统，提升产业发展空间和产品种类。历史经验表明，新兴产业的发展无不依赖于技术创新的驱动、扩散与产业化。因此，Malerba（2002）[10]将知识和技术看作是产业创新体系的核心驱动要素，对未来产业而言尤其如此。支撑和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属于具有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前沿技术，这是未来产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核心特征。因此未来产业创新体系应对科学技术给予充分的关注，并预测其应用前景，推动产业不断发展。
2.网络性特征。创新网络是产业不同创新参与者的协同群体，它们通过相互交流和学习，共同参与产业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全过程。一个密集的网络通常能够在成员之间建立某种信任，降低组织学习成本。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新知识基础需要广泛联系网络中的人员、组织等，有助于保持组织和技术的多样性。未来产业创新体系是同一产业或者相关产业领域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同主体之间形成一个密切合作的网络。这个网络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内部等级制度之间的一种产业组织形式，它比企业内部组织形式灵活，又比市场组织形式稳定，有利于应对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17]。
3.开放性特征。由于未来产业技术的复杂性，未来产业的创新不能依靠单个主体。企业要保持创新和竞争力，就要突破现有的学习机制，与其他创新主体建立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些具有不同知识基础的外部参与者能够提出补充性或启发性方法，突破现存知识基础的限制。产业创新体系能有效降低创新活动中市场和技术的风险，克服复杂技术创新过程中单个企业创新能力的局限。因此，未来产业创新体系必须是开放的组织形式，才能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好地组织成员共同学习，更好地搜寻外界的信息资源，增加组织的知识存量，不断促进产业技术创新。
4.动态性特征。由于未来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孕育期，特别是在科技革命背景下，技术和产业发展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创新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会发生协同演化，导致未来产业创新体系会随技术进步而动态变化。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同创新主体没有清晰的选择标准，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成员不断进入，参与者群体不断扩大，目标更加明确，成员之间形成新的网络关系[18]。在此过程中，一些曾经被认为具有产业化前景的前沿技术可能被市场证明没有经济价值，从而退出未来产业的行列；或者是通过竞争不断优化改进，功能得到更新，以满足系统新功能实现的需要。
5.干预性特征。与新兴产业和成熟产业相比，未来产业在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在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变迁中起到关键性、支撑性和引领性作用，因此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政府干预，引导社会资源向未来产业合理流动。发达国家在未来产业的发展上，都制定和实施了系列举措，在研发投入、创新体制、优惠政策、产业化、政府采购和投融资等方面都对未来产业进行了扶持。例如美国在许多现有高科技产业大规模商业化之前的很多年就开始提前布局：针对无人驾驶技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早在1983年就开始实施“陆地自动巡航”计划；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数十年高额研发资助生物技术等[19]。
三、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现状与挑战
鉴于未来产业的重要作用，我国对未来产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一）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现状
第一，我国在未来产业前沿领域建立了一定的创新基础。未来产业是基于未来技术突破和场景应用而培育的新兴产业[20]，突破性技术和颠覆性创新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以量子信息和氢能为例，在量子信息领域，我国相关科技项目的布局和投入逐步增加，在科研团队、专利数量、知识产权布局和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建立了较好的实践基础和发展条件。科技部和中科院通过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战略先导专项等科技项目，支持量子信息基础研究[21]。我国量子通信专利储备位列世界前列，成为专利申请受理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全球47%的量子通信技术专利申请来自中国，24%来自美国，12%来自日本[22]。2016年8月，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通过卫星和地面站之间的量子密钥分发，实现星地量子保密通信，为我国未来构建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23]。在氢能领域，制储运等环节技术进步显著，我国碱性电解槽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质子交换膜电解槽技术实现了“从无到有”，单槽功率达到兆瓦级[24]。
第二，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快未来产业布局。2020年4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抓紧布局”“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着重指出，“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将重点在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先导示范区，推动形成未来产业策源地[25]。
未来产业也成为地方政府在“十四五”时期重点布局的领域。多个省份的“十四五”规划都提出加快布局未来产业。例如，安徽提出“实施‘3+N’未来产业培育工程，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先进核能等产业”；浙江提出“超前布局发展第三代半导体、类脑芯片、柔性电子、量子信息、物联网等未来产业，加快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山西提出“重点培育未来数字、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装备、未来生活等5大未来产业重点领域”。《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提出，“加快培育布局量子信息、类脑芯片、第三代半导体、基因编辑等一批未来产业”。
第三，我国未来产业进入产业化初期阶段。一方面，未来产业重大项目相继落地。2017年8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的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通过总技术验收，该项目搭建了全长2000余公里的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完成了金融、政务领域的远程或同城数据灾备系统、金融机构数据采集系统等应用示范[26]。2020年，国际顶级制氢储能项目在宁夏开工，预计建成后合计年产氢气1.6亿标方，每年可减少煤炭资源消耗25.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4.5万吨[27]。2021年4月，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简称FITI）高性能主干网正式开通，致力于对互联网核心关键技术的探索和实践[28]。
另一方面，领先企业加速推进未来产业布局。以量子信息为例，在量子计算领域，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华为等企业纷纷成立量子实验室，布局量子处理器硬件、量子计算云平台、量子软件及应用开发等领域。在量子通信领域，三大运营商积极推动量子通信的应用落地，不断提升行业安全标准。在量子测量领域，成都天奥从事时间频率产品的研发，中电科、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和中船重工集团下属的部分研究机构正逐步开展相关研究[21]。就氢能而言，我国已初步布局了涵盖制氢、储运、加注、应用等环节的氢能产业链[29]。领先企业积极开展氢能战略合作，引领氢能产业发展。例如，2019年10月，阳光电源与中科院大连物化所共同成立“PEM电解制氢技术联合实验室”，以大功率PEM电解制氢装备的研发为核心深入合作。2020年，宝武集团与重塑科技等民营企业开展氢能战略合作[23]。截至2021年7月1日，中国已累计建成加氢站165座[30]。当前我国氢气产能约每年4100万吨，产量约3342万吨，是世界第一产氢国[31]。
（二）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一，产业基础能力有待提升。在未来产业领域，我国核心技术、装备、原材料与国际先进水平尚存在差距。以量子信息和氢能为例，我国量子计算领域的前沿研究、样机研制和应用推广与欧美存在较大差距，阿里巴巴、华为、百度等企业在软硬件研发、生态建设等方面仍落后于全球先进水平[21]。就氢能而言，我国在氢能自主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有待提升。国外针对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进行了新工艺开发和广泛的项目示范，积累了百万吨级捕集利用封存经验，但我国在CCUS技术集成、海底封存和工业应用方面仍较为落后，且CCUS大规模示范项目整体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31]。
第二，产业创新生态有待完善。未来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产业规模小，技术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与成熟产业相比，未来产业的创新生态体系尚不完善。一方面，未来产业的发展将产生对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工业软件等的大量需求[19]，需要完整产业体系的系统支撑。另一方面，未来产业的基础设施、技术标准、检测认证和监管体系不健全，缺少统一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以氢能产业为例，全国性的氢能发展战略规划尚未出台，作为重要基础设施的加氢站建站标准法规、政策体系均不健全，没有明确归属管理部门。
第三，未来产业发展缺乏人才基础。创新人才是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关键，对未来产业发展至关重要，而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才比例较低，尤其缺少跨界型、复合型人才。2019年，我国R&D人员全时当量为480.1万人年，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R&D人员全时当量分别为39.2万人年和61.5万人年，占比分别仅为8.17%和12.81%（12）。智能制造代表了先进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数据分析，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为900万人，人才缺口预计达450万人（13）。因此，我国亟需加强未来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
四、加快构建我国未来产业创新体系
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加快构建我国未来产业创新体系，需要在顶层设计、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创业生态、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
一是加强未来产业前瞻部署和研发支持。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领域，研判产业发展和技术演进趋势，制定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优势，加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对未来产业相关基础研究的支持。设立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推动未来产业发展。
二是推进未来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联合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布局建设国家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集聚产学研优势力量，加强前沿技术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突破一批对未来产业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共性技术，增加颠覆性技术供给。
三是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构建完整的创新孵化体系、科技公共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技投融资体系，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实施未来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工程，促进应用场景创新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前沿技术迭代完善。
四是加强未来产业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推进面向未来产业的教育体系建设，加快新兴和基础学科布局，完善系统性教材内容设计，促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培养创新人才与团队。建设未来产业专业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形成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推进全球高层次人才合作计划，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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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京京，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眭纪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科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岗位教授；马双，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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