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聚智聚力，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
权 衡
【畅议“十四五”时期智库建设】?
开栏的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近日，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发布，就“十四五”时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效如何？怎样切实打造一批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高水平智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决策？从今天起，智库版开设“畅议‘十四五’时期智库建设”栏目，邀请智库研究者、建设者充分交流，共促发展。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为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这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智库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新时代改革发展聚智聚力的重大决策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着眼为改革发展聚智聚力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并加快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依据。
?一是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客观需要。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特别是制定国家重大公共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需要智库提供专业理论支撑和科学咨询服务。通过发挥智库作用，听取各方意见建议，也增强了政府决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加符合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程序与要求。
?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如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迫切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积极作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改革发展任务十分繁重。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直面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为党和政府决策积极建言献策。
?四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现实选择。“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我们面临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都亟待解答。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向世界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人类和平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提供的中国方案，都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充分发挥对国家软实力提升的战略支撑作用。
打造新时代高水平智库的关键路径
?客观地看，我国智库距“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发展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为此，应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
?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进一步提升智库的研究质量和影响力。国家高端智库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重大需求，着力提升智库的思想、内容和能力建设，强化智库研究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储备能力，提升决策咨询的理论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水平；加强国家高端智库联合研究攻关，提升服务中央决策咨询的能力和水平。
?加快推动各类新型智库建设，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推动智库特色化创新发展，形成以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各级各类智库共同发展、开放发展、高效发展的格局，促使各类智库专业特色鲜明、决策功能互补、管理规范运行、分工协同发展、相互合作共赢；同时，要强化治理、有效监管，避免同质化重复建设和无序扩张。
?积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遵循智库规律、服务决策咨询，突出体现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智库评价体系。积极探索构建与一般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和学术评价体系有所差异、体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特点和要求的编制管理、经费管理、项目管理机制，以及人才评价、成果评价机制等。加强对新型智库建设的科学规划和分类指导，完善不同类型智库的差异化政策供给；探索引入智库成果运用的第三方后评估机制，突出效果导向、创新导向和价值导向。
?进一步健全决策咨询程序，积极推动公共政策需求方与供给方有效对接，强化决策部门与智库的互动交流机制；建立健全智库建设法律支持政策，推动各类智库依法依规运行和管理；制定和完善各类智库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保障智库持续稳定发展；制定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功能定位相适应的国际交流政策，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走出去。
?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培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梯队。形成一支熟悉中国国情、理论功底扎实、掌握政策咨询程序、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水平决策咨询专业人才队伍；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推动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学智库等人才跨部门流动，形成良好的智库人才格局，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05月26日
?作者：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须着力几个“强化”
唐立军 陶品竹
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06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特别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定位使命、方向路径、总体格局和发展理念，遵循智库建设规律，深化智库建设实践，深化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质量发展。
强化聚焦服务重大需求。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根本宗旨，积极服务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需求，不断强化各类智库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文化传播、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国际交往等方面的功能作用，为改革发展聚智聚力。要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需求，全面准确把握工作重点和决策需求关切，强化智库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着力建设党和国家离不开、用得上、靠得住的新型智库。要不断提高智库决策咨询服务能力，聚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持续深入开展研究，鼓励面向实践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开展深度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发现问题症结，提出更高质量的对策建议，不断提升智库贡献力。
强化智库管理创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加强战略谋划，理清发展思路，明确目标任务，统筹资源利用，形成建设发展合力。要正确处理好智库建设近期目标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切实夯实新型智库建设的制度基础，持续优化智库建设发展的制度环境，规范项目管理、成果转化、研究平台、工作流程、绩效考核等各项制度体系。要探索建立符合智库发展规律、有利于科研创新、有利于成果产出和转化的智库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智库理事会、学术创新团队等决策咨询平台作用，创新科研组织形式，强化跨学科、跨部门的联合攻关、协同作战，更好推动重大任务落实到位。要突出强化新型智库研究基地建设与管理，着力打造各级各类智库研究基地，充分发挥智库研究基地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导向作用，用活用好智库研究基地的平台优势和资源优势，集聚广泛力量，将智库基地打造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有力依托。
强化理论引领支撑。坚持强基固本、守正创新，加强理论研究和学术优势建设，做到强基、扬长、避短、补缺，立足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智慧，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厚植新型智库建设学术根基，在理论研究的学理深度与学术厚度上持续发力，发挥基础理论和学术研究对新型智库决策咨询的引领支撑作用，整体提升基础研究、战略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质量与水平，为新型智库建设和长远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要在“优和特”上持续发力，聚焦新型智库建设目标和重点任务，优化学科布局和学术方向，形成特色优势研究领域，强化自身优势，在新型智库建设实践中发挥特色优势，为服务党和国家科学决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强化智库建设基础保障。要加强作风学风建设，坚持讲政治、守信誉、强管理、优服务、提水平、作贡献，持续加强和改进学术和道德作风，激发务实、担当、创新的精神风貌，提升服务管理质效。要建强新型智库人才队伍，不断推进智库人才梯队建设，建设形成首席专家、领军人才、骨干人才、管理人才、青年人才“五位一体”的智库人才梯队。要围绕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做好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储备等各项工作，建立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培养交流机制，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广聚优秀智库人才。要强化智库建设和运行管理条件保障，着力优化管理体制机制，推动智库合作交流，完善情报信息、网络安全支持保障功能，妥善解决制约新型智库建设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全面支撑保障。
唐立军、陶品竹 分别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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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中当借取新一轮城镇化东风
吴秋翔 林翌甲
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06月07日10版
近来，“县中塌陷”的话题持续引发热议。曾经，县中是高校优质生源的摇篮，大批毕业生从这里走向高校深造，或投身县域建设。然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推进，城乡经济差序化发展，区域间人口迁移等因素，都影响制约着县中的发展。
从教育领域内部看，县中在与民办高中为代表的“超级中学”、更高行政级别城市公办中学的办学竞争中都不占优势，而县级义务教育的客观实际也无法支撑县中拼资源。县中的吸引力逐步下降，优质生源与师资的流失、办学条件与保障的不足、当地人教育信心的缺失成为制约县中发展的突出问题。
长期以来，县中一直是高中阶段教育的压舱石，是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有数据显示，县中数量和县中在校生规模，在全国普通高中总体中的占比分别为51%和59%。县城位于“城尾乡头”，发挥着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作用。而县中也同样连接着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与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绝大部分县中位于县城，许多县中农村学生的占比达八成以上，去县城的县中上学已成为农村人口向县城集中的重要原因。作为县城与邻近城市在教育领域衔接合作的重要载体，县中或可推动城市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向县域延伸，推进县城教育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进而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并在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而教育流动将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促使人口流向那些拥有大量优质基础教育的城市。如果说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流动更多出自家庭照料等原因，让孩子随迁上学；那么，高中阶段的教育流动则更多是家庭主动选择优质教育的行为。学生的流出，意味着家庭对生养之地的教育投出不信任票。照此，办好县中有利于积极引导人口向县城聚集，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的适度集中，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本地升学有盼、发展有望、生活有依、建设有责。
不让县中成“陷中”已成社会共识。去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2025年发展目标；今年5月，教育部启动部属高校县中托管帮扶项目，对教育基础薄弱县的115个县中进行托管帮扶。诸多政策无不瞄准从根源上破解县中发展困局，释放振兴县中的积极信号。
此外，振兴县中不仅仅是教育内部的问题，更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近日，国家层面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将县中振兴置于这一大背景下统筹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当加大对县中发展的统筹谋划与扶持力度，重点是补短板强弱项。省、市两级政府要加大对欠发达县区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资源优先向县中倾斜，重点解决县中办学设施不达标、大班额与大规模学校等问题，全面改善县中办学薄弱环节。要进一步提升教师待遇，职称评定、绩效分配适当向县中教师倾斜，让他们安心在县中扎根奋斗。同时，可依托发达地区优质中学、部属及地方高校附属中学实施县中托管帮扶工程，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市县共同发展的辐射效应，推动城市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向县域延伸，优秀教师向县中流动，先进管理模式向周边覆盖。
县中自身也应加快探索自立自强的特色发展模式，改善县域教育生态环境，树立教育信心与社会新风尚。要改革学校评价体系，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倾向，着眼长远筹谋发展。要提升县中管理水平，植根县域社情、民情、文化与乡土基因，走出属于县中、有别于城市高中的特色道路，逐步提升县中吸引力。要加强教研指导和教师培训，利用3到5年时间，完整培养1到3届学生，学生的成长成才将是县中振兴成效的最好证明。这也将重塑老百姓对县中的教育信心，推动新的教育生态培植，让县中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真正实现留人留心。
（作者：吴秋翔、林翌甲，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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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县城为区域增长极 重构互利共生的新型城乡关系
郭晓鸣
来源：《四川日报》2022年05月23日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城镇化建设，其核心要义就是要有效矫正既有城镇化战略实施中存在的偏差和失误，通过以县城为新的区域增长极，既重构有效扩大内需的新的动力源，又重构互利共生的新型城乡关系
●以县城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目标绝不是简单地更大规模增大投资和布局项目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必须进一步在县域范围内全面深化改革，强化改革集成，着力在探索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上取得突破
面对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十分错综复杂的严峻挑战，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在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重视立足国内实际扩大内需，依靠更大力度释放内生潜力构建新的发展动能，增强应对国际国内复杂严峻挑战的基本能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正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需求，聚焦需要重点突破的短板制约，从顶层设计上明确提出以县城城镇化为重心的战略构想和基本路径。
推动以县城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凸显两方面重要战略价值
四川有175个县级县（市、区）（不包括成都五城区、自贡自流井区、攀枝花东西区等8个城区），全省91%的人口和82%以上的GDP都分布在这些县域。因此，以县城为重点全面提速新型城镇化进程，大力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毫无疑问应当是我省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重要选择。
目前，我省县域经济虽然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长足发展，但总体上产业层次较低、开放程度不够、区域竞争力不强等问题突出，普遍面临增长模式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化、城乡关系由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转化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大多数县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配套不足、城市管理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的基本能力，成为实现我省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城镇化高质量推进必须突破的重要瓶颈。从四川实际看，全面推动以县城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主要凸显出两个方面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有效扩大内需的基础支撑。在当前条件下，由于外部经济冲击不断加剧，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发展中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相对下降，我省农民工流动呈现新的态势，部分农民工返乡向县城集聚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成为新的重要选择，这就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县城稳定性定居的规模将不断增加，其带来生活、居住、教育、医疗和文化的消费需求也将同步增长，从而构成新的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使县城在我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从另一角度看，我省县城普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欠账甚多，同时居民消费能力有限、教育医疗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水平不足等矛盾同样突出。因此，一方面，强化县城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强度，弥补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短板，将成为我省在新形势下有效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培育发展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县城就业规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通过强化公共服务来提高县城居民消费能力，释放县城消费潜力，也将对我省进一步拉动内需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完善城乡关系的重要路径。县城从来都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重要纽带，但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实现加速发展的同时，各种资源优先流向城市和工业，县城在城乡之间的纽带作用趋于削弱，进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产业发展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不断显现，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经济结构中最大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矛盾。就四川现实看，城乡发展失衡的矛盾同样尖锐，大多数县城有效统筹城乡资源和带动县域整体发展的作用发挥有限。因此，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一方面随着县城特色优势产业稳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将形成县城更好的宜居宜业环境，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从而承接农村转出人口和大城市回流人口合理向县城集中，不仅能够以县城为空间载体直接实现城乡要素自由平等流动，改善城乡分割和对立关系，而且县城逐步具备较好的特色产业基础后，可以不断强化作为农业产业链前向和后向延伸的主阵地功能，实现以城带乡的实质性突破。而县城吸纳农村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就是尖锐的乡村人地矛盾有效缓解的过程，这就能为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发展奠定重要基础，进而有力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就本质而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城镇化建设，其核心要义就是要有效矫正既有城镇化战略实施中存在的偏差和失误，通过以县城为新的区域增长极，既重构有效扩大内需的新的动力源，又重构互利共生的新型城乡关系。因此，以县城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目标绝不是简单地更大规模增大投资和布局项目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必须进一步在县域范围内全面深化改革，强化改革集成，着力在探索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上取得突破，为以县城为重点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不可缺失的制度基础。
瞄准县域发展中的主要障碍突出重点务求突破
我省以深化城乡融合为突破口推动县城城镇化建设进程，关键是要瞄准县域发展中发展要素融合、产业体系融合、公共服务融合和社会治理融合的主要障碍，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大胆探索，务求突破。
以发展要素融合为支撑，增强城乡集聚水平。应针对当前城乡要素流动不畅的突出问题，以县域为重点构建市场化农村资源资产价值实现机制和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一是建立完善农村资源资产价值实现机制。探寻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新突破，探索农村资产资源“三权分置”实现新形式，稳慎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规范完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充分释放资源性资产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功能作用。二是建立完善乡村人才引育机制。引导县城各类专业人才服务乡村振兴，持续优化新乡贤、退役军人、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入乡人才扶持政策，加大对技术型、服务型、定制型等本土人才的培育力度，构建“遴选—培训—认定—扶持”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三是建立完善投入保障机制。发挥财政政策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支持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基金；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依法有序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房屋财产权、集体林权以及承包地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等担保融资，增加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品种和覆盖面；建立资本下乡激励机制，鼓励工商资本投资适合规?；蓟呐┮盗煊?。
以产业体系融合为动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重点推动县域范围内城乡产业互补互促、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一是加快构建和提升现代农业体系。深入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和产业强镇建设，加快水果、畜禽养殖等优势产业特色化发展，更大力度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多元化创新发展。二是创新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进“农业+”发展，注重引导主导产业与农产品深加工、生态旅游、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深度融合，创新生态产品供需对接、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等新的融合发展模式，助推农业产业全面转型升级。三是创建开放型产业体系。加强县域之间及更大区域之间多类型和多层次的产业合作，探索构建以优势特色产业为重点的开放型产业合作体系，建立区域性产业协作中心或产业合作联盟。
以公共服务融合为根本，提升群众幸福指数。重点建立健全县域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供给机制，使改革发展的成果能够覆盖县域范围的每一位城乡居民，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是统筹规划县域空间分布。遵循农村人口流动趋势和产业发展规律，引导偏远地区乡村人口向中心场镇和县城转移聚集，在合理强化县城人口集中规模基础上，差异化推进乡村居民适度聚居和分区分类布置居民点。二是完善县域乡村基础设施一体化建管机制。在全面织密县乡路网、建设农田水利、保障城乡供水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重点加强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同时创新推进社区参与式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模式。三是健全县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供给机制。推进县域医疗、教育、文化、社保等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教师、医生、规划师等专业人才下乡服务，通过组建联合体、托管、结对等方式，促进县城优质服务资源下沉乡村。
以社会治理融合为基础，夯实城乡发展能力。在县域内重点构建新型城乡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夯实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能力。一是建立智慧协同的县域城乡治理体系。全面加强政策、资源、主体之间的协同和统筹，探索构建“大数据+网格化+服务平台”的新的治理机制。二是建立多元主体共治格局。以系统、科学、精准的考评体系和发展性激励机制为重要支撑，探索县、镇、村三级以及社会公众、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三是建立内生性参与机制。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加强各类自治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强化农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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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蓝定香
来源：《四川日报》2022年05月09日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所写，原篇名为《调查工作》。后该文遗失，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该文被重新发现后，毛泽东作了部分文字的修订和内容上的补充，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64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199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2011年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
《反对本本主义》是中共党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本本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研究和解决问题。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严防脱离实际的危险、力戒形式主义、凝心聚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在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动口号。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反对本本主义》从七个方面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及调查研究的目的、方法。在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旗帜鲜明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强调要到群众中去作社会调查，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斗炊员颈局饕濉返男闯珊汀懊挥械鞑椋挥蟹⒀匀ā钡奶岢?，标志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重视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也成为中国革命和后来的建设、改革能够取得不断胜利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再来研读这部经典著作，掌握其精神实质，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来指导实践调查、研究解决当今中国的实际问题，仍具重大意义。
正如《反对本本主义》所指出的“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那样，今天，我们一些人研究社会科学不去深入实际开展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而往往从“本本”出发，过度注重引经据典和依托文献、数据库等二手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大多也是正确的废话、脱离实际。这样的研究，不仅浪费了研究者自身的光阴，也浪费了国家宝贵的财力、人力等资源。
那么，“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调查是一切研究的基??！离开实际调查，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常言道，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决定、一项政策乃至一个理论，究竟可行与否、好与不好，只有实践以后才知道。而决策者、研究者只有深入实际进行系统调查，才能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
进一步说，如何开展实际调查呢？调查方法应该依据我们调查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确定。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既要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期战略目标，更要根据“十四五”时期的近期发展目标及其一个个的研究课题，选择适当的实际调查方法，走向基层、深度调查，全面收集第一手资料，为科学研究和政策决策提供充足而可靠的源头活水。
具体来看，科学开展实际调查要特别注意“调查的技术”。对此，《反对本本主义》从七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一是“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二是“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三是“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四是“要定调查纲目”。五是“要亲自出马”。六是“要深入”。七是“要自己做记录”。
这部经典著作关于实际调查所写的上述七个方面具有历史的穿透性意义。一是调查会这种方式既可直接听到来自一线人员的看法，是“接地气”调查的基本方式，同时一次会能够听取至少3人、多的可达数十人的看法，因此也是效率较高、效果较好的调查方式。二是到会人员及人数是调查会质量的根本保障。今天，我们有的调查出现接受调查的人员并非真正了解该问题情况的人，还有一些参会者纯属“礼节性”“凑人头”的陪同人员。这样的到会人员既耽误了其自身的工作和时间，也不利于调查了解真实情况。三是是否“事先准备”调查纲目，是事关接待单位准备材料尤其选派什么样的人及多少人参会的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要；调查是否深入直接决定着调查的质量尤其是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四是领导是否亲自出马、亲自记录，是能否合理引导调查过程、能否深入讨论“中心问题”、能否科学提炼调查结论的根本前提。今天，个别领导、专家不重视走向基层第一线去调查，而习惯于坐在办公室看调查人员“过滤”后撰写的调研报告，其获取的“二手情况”与“亲自出马”获取的“原味情况”是“两回事”，这就决定了其研究结论与实际中的真问题是“两回事”，严重影响到其建议的可信度进而影响到相关工作的顺利推进。
当然，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与国内外环境同90余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反对本本主义》这部经典著作，牢固树立科学研究的调查理念，各单位和基层组织要积极支持相关人员开展调查，厚植调查研究土壤，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生态文明。另一方面，也不能教条式地理解《反对本本主义》的个别语句和具体方式，而应当与时俱进，将调查会与亲身体验、问卷调查、案例解剖、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调查的科学性和效率。此外，相关调查研究制度也需不断完善优化。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导经济社会实践。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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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华文明是当代中国的文化根基
李明泉
来源：《文艺报》第3版：理论与争鸣 20220601
人类历史的脚步执著地从远古走到今天，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真切生动展现了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薄霸谖迩Ф嗄曷の拿鞣⒄故分校泄嗣翊丛炝髓捕崮康闹谢拿?，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span>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现探明的六大遗址有：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与传说中尧时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可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还有考古学界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大师姑遗址。这六大遗址年代先后衔接，时间上大体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为了解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王权发展的程度以及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如黄河长江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乘风破浪、一路前行。
文化与文明的联系与区别
厘清文化与文明的联系与区别，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价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恩格斯说：“文明是个历史概念，文明是和蒙昧、野蛮相对立的，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蔽拿魇俏幕械幕晒哂邢拭鞯木蒙缁岷凸抑贫忍卣?，体现出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水平，显示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秩序、精神价值。文明相较之于文化的产生，时间为晚；而文化则伴随着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而生成，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群体性、民族性。如一个人的创造，如制作风筝、画糖画等，不属于文化范畴，而当许多人制作风筝、画糖画等，才是一种文化现象。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碧├斩晕拿骱臀幕姑幌阜?，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却认为，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由此可见，过程性是文化濡化、化成、沁润的鲜明特征。文化相对自然而言，是人类独有的创造物，动植物界没有文化；文明是以进步文化为基础的开化状态和发展成果，没有进步文化的发展就不会有文明的发展。
先贤们所奠定的文明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据《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他为尝百草，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在与大自然、与疾病作斗争中，为后世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炎帝还发明了农具，教人们进行农业生产?；频凼俏夜糯柯淞耸琢欤占?，号轩辕氏或有熊氏?；频鄣绷瞬柯涫琢旌螅倘嗣墙ㄖ课?、喂养家畜、种植五谷，还“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等?；频鄣钠拮渔凶婵剂搜?、抽丝和织锦。炎、黄帝一直被当作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海内外华人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的品质和才智俱是非凡绝伦，“其仁如天，共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他即位后举荐德才兼备的贤者，使族人能紧密团结，做到“九族既睦”；又考察百官政绩，奖善罚恶，使政务井然有序；同时注意协调各个部族间的关系，教育老百姓和睦相处，因而“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尧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敬授民时”，使人民不致耽误农时。古人将帝尧时代视为农耕文化飞跃进步的时代。
这些先贤带领民众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丰富物质文化，而这个创造的过程也无形中锻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并随着后来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中华文明智慧的当代价值
翻检五千年来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自始至终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构筑了博大精深、坚固厚实的文化根基。
在发展经济上，需要审视和吸收传统经济中富国强民的发展智慧?？鬃酉＜健白闶匙惚?，管子主张富国必富民，荀子期待“上下俱富”。今天的我们要升华传统富强观，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追求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的盛德大业。此外，中国古人提出的治理其财、用之有节的节俭观，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义利观，勤劳致富、取财有道的财富观，依然适用于当下的现实。在民主政治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民本政通的政治智慧。中国古代先哲很早就认识到“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倡导“政通人和”，同时强调“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王安石）。这些治国辩证思想，已成为融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文化元素。在文化建设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思想智慧。历代先贤十分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倡导道德上的完美典型?？鬃拥摹笆ト恕保献拥摹按笳煞颉?，庄子的“至人”“真人”，黄宗羲的“豪杰”，都提倡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方式，使自我修养达到一种高尚境界，把人自身的心性修养推广到社会领域，担当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使命。这种富有中国智慧的文化自信，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
在社会建设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中国传统仁爱和合的治理智慧。“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即商契能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使百姓安定和谐地相处与生活。《管子》认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仁爱思想，对于引导当代的社会建设依然富有启发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疤烊撕弦弧钡纳腔鄄唤病叭硕ㄊぬ臁保唤舱鞣氡徽鞣?，使天道、地道、人道相互对应、相互联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思想告诫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在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碧└甓凇斗赡窦分蟹浅１缰さ孛栊吹溃骸案堑叵碌闹?，枝是空中的根?！蔽幕母胫?、源与流，放在历史整体中，其实是一以贯之、系统整一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古今脉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转化，为当代社会发展赋能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为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给出了历史的确证和科学的答案。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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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传统契约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以清代成都房地契约文书为例
张彦 司可
来源：《四川日报》2022年05月23日
契约概念源自西方，在古希腊文明中，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和对外贸易的扩张，商品经济加速发展，冲破了传统血缘、地缘、人缘等社会关系，达成了以经济关系为主导的契约关系。西方契约文化的本质内容，除了契约的法律属性，在精神层面主要表现为自由精神、平等精神、信守精神、救济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契”的古义本是“刻”，后引申为被刻物，如“符契”。古代符契刻字之后，剖为两半，双方各收一半以作凭证，如此演化，“契”又被赋予了“要约”之义，如《韩非子·主道》：“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薄端滴慕庾帧方捌酢苯馐臀按笤家病?，段玉裁注“约取缠束之义”?！霸肌钡谋疽寮次霸际薄跋拗啤?，衍义为“共同议定的要遵守的条款”。明清之际“contract”一词从西方引入中国，被译为“契约”?！?/span>contract”源于拉丁语，原义为交易，“con-”（共同的，一起）加“tract”（拉），意为拉到一起，即合同、契约。
早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就有类似于契约的内容，之后还有大量出土的契约实物，如居延汉简中的契约，都能证明中国文化中的契约文化。以上可见，契约的本义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一致的。但因国家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习俗的差异，东西方契约文化呈现了较大不同。
契约文化起源于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有赖于法律的保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律法给予经济交换制度保障，但和律法相伴随的，还有根植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庞大社会体系，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会通过社会制度的约束，在产生经济关系时发挥作用。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体系，赋予了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契约文化内涵。
成都市房地产档案馆馆藏的数万份房地契，是自清代康熙朝以来成都房地买卖的契约文书。本文拟以成都房地契约文书为对象，从契约制度和契约精神两个层面，来考察中国契约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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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契证制度的演变
早期契约系“判书”制度，后发展为“合同”形式，明清以来契约的制定逐渐有了固定的程序和格式
原始社会尚无文字，纯粹依靠“合券为验”，即刻制一券，对劈为二，买卖双方各执一半以为凭证，这就是早期的契约之“判书”制度。西周至两汉时，契约虽已用文字，但其形制仍为“判书”。魏晋以后，纸契普及，引起了契约形制的相应变化。书契之制发展为“合同”形式，即在“书两札”之后，再并合两札，于并合处骑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发展为骑写“合同”二字，或骑写一句较长的吉祥语，以此代替原“刻侧”制度。这就是原始款缝制。隋唐以后，这种将契书一分为二交由双方保管的合同制主要用于借贷、抵押、典当等活契关系，在买卖、赠送、赔偿等死契关系中，由于为片面义务制（即一方当事人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只负义务而不享有权利），所以行用单契，由义务的一方出具，归权利的一方收执。
明清以来，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下，私人买卖行为愈发频繁，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契约的制定逐渐有了固定的程序和格式，虽然没有完备的官方的契约法，但民间经济活动中的契约行为都自发遵从地域性的乡规，使用独特的习惯用语，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买卖双方在中人的见证下订立契约后，由中证人签字画押。未经官府验证的，叫白契，白契在早期中国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契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重要信物，自产生以后，一直受到官府的重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合法权利，以稳定社会秩序；二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契税征收，以充实财政。对于契约的形式和内容，官府也屡屡进行干预。随着封建社会后期的成熟发展，官府加强了对契约的管理，白契上报官府，再由官府盖章认证，成为红契，亦称正契。明清时期的红契总体上是采取“民写官验”的形式，白契在转变成红契前，仍具有法律效力。
中人制度是中国传统契约文化的核心
中人制度体现了契约的公开性、公正性、惩罚性三大特点
清代房契的正文格式一般以“立写杜卖”“立契杜卖”“立写摘卖”（“杜卖”又称“永卖”“绝卖”等，一般是卖出后卖主不再以任何理由找回或加价；与“杜卖”相对的是“活卖”，是指卖主日后可能存在赎取的情况，一般比较少见；另外还有“扫卖”，指的是土地上的房屋、树木等一切物品甚至地下未挖掘的物品均打包出卖；“摘卖”指的是出卖土地上的部分房屋或部分物品）为开头，交代房屋四至（即房屋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墙体的位置或坐落）、房产结构、交易金额、交易时间、买卖双方及中人等，结尾注明买卖双方自愿，卖出后任由买方处置、卖方不得异言，交买方永远存据等。
契约的参与人一般并不只有缔结契约的双方或几方，而是包含了数量不定、身份不同的中人。中人现象是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以第三方中人参与为立契要件的习惯，最迟在明代中叶以后即已普遍流行。中人是契约文化中实现契约信任的重要环节，在买卖实现的过程中，首先通过中人的介绍和引荐，搭建起买卖双方关系的桥梁。双方通过沟通，形成买卖房地产的共识，通过第三方的见证，达成契约关系。这一系列买卖关系建立，有三个重要环节，即引荐、搭成契约、关系建立，中人在这三个环节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达成契约的前提条件和契约效力实现的基础。
中人制度体现了契约的公开性、公正性、惩罚性三大特点。立契时买卖及中人三方均需到场，中人见证体现了契约的公开性；契文内容经中人的核实，对地产面积、房屋四至、议定价格等的说明体现了契约的公正性；对违约赔偿的规定体现了契约的惩罚性，如“自定之后，两家不得反悔。倘买主不买定银归卖主，卖主不卖得一赔二”等。在中人的见证下，立契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得到贯彻，杜卖、绝卖的行为也受到监督。一般来讲，卖方承担的义务主要有全权负责未尽事宜、协助官府收税缴税和听凭买主永远管业；官府规定绝卖契仅立契一张，由买方持有。可以说，从立契前的准备工作到立契后的各项事宜，都免不了中人的参与。
通过对数份成都房地契约的考察，能见到作为中人的身份，最为常见的如族长、甲长、里长、乡约、街约等，部分还有邻右（街坊邻居）、醮事（做法事的人）、中证人（专门从事中证事务之人，类似今天的经纪人）等。甲长、里长是清代基层社会秩序的管理者，某种程度上代表基层权力；族长是家族首领，是中国传统家族权力的代行人；街约、乡约，则是基层社会重要的秩序维系者。族长和街约、乡约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沟通官府和社会的桥梁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力量。醮事和中证人，即是契约签订的参与人。这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构成体系。不同社会身份在契约中以中人身份出现，表现了契约文化已经超出了经济行为范畴，通过在契约中的任务承担，完成了他们在这一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责任，将契约活动纳入社会结构体系中，成为传统社会制度的重要部分，契约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表达。
中国传统契约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族礼制色彩
买卖祖业要经长辈及族人允许，出卖房产“族人优先”，重视阴地买卖
房地契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宗法礼制思想。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形成安土重迁的观念。因此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尤其是乡村，组成结构基本都是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的宗亲。在此基础上，围绕着“孝”与“礼”的核心形成了层层叠叠的严密的宗法体系，加上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化礼成俗”，使得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王朝治理要求和规范，礼制成为所有人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宗族也因而成为封建王朝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约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法家族礼制色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买卖祖业要经长辈及族人允许。房地产权往往由业主继承得来，属于祖业，往往不止一人，而是兄弟、叔侄几人共有。出卖前需“合家商妥”“两房与阖家相议”“叔侄弟兄妥议”。
出卖房产有着“族人优先”原则。房契中常见这样的字样：“先尽族戚，后尽邻右，无人承买，叔侄请凭中证人等说合”等字样，体现了房屋出卖时族人优先、其次邻右，待无人承买时转请中人帮助寻觅买家。
重视阴地买卖。事死如事生是中国独特的丧葬文化，人们相信死后的地下世界如同地上一般井然有序，因而也十分重视先祖的身后事。
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以地方缙绅、宗族家长等为代表的基层社会势力的权力更加强大，而且彼此通过联姻等形式在州府县各级行政区域把持政治经济社会权力。这些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形成一种具有乡约性质的组织。在房地契约中，它们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素：共同的文化信仰（如立契时做醮事）、有担当的管理人员（如宗族族长）、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如按统一格式立契）、官府相应的支持（如甲长、里长等出面为立契做中证或加盖公章）。
诚信守约是中国传统契约精神的要义
契约文书格式的规范、中人参与契约行为的制度、民间社会各领域的普遍契约化以及政府对契约管控的逐步加强使得契约从形式到内涵为后世提供了与之相关的历史经验
在契约最初出现时，人们订立契约是源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空口无凭”故而立契，此时的契约是一种强制主义。随着人们对契约的遵守，契约逐渐从习惯上升为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诚信守约。
中国的契约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礼文化之上的，前者保证了中国的契约精神具有高度的互信，后者保证了契约的履行与兑现。传统中国契约中的互信关系在房地产交易的文契中亦可窥见。
首先，房产买卖的开篇第一句往往是“立写杜卖……合家商议”或“兄弟商议”等，这说明房屋财产仍为家族所共有，往往由祖业继承而来，且房屋的出卖需经家长的同意，反映了当时宗亲血缘关系下的小家长制和以“孝”为中心的礼文化，这种宗亲血缘关系便是一种天然的互信关系。
其次，契文内对房屋四至的描述往往都是“东至某姓墙心”“南至某姓滴水”等。以滴水为例，自建房屋都要自觉预留出屋檐滴水的面积，以防雨水流入邻家引发邻里矛盾，所以实际建造的房屋面积要比业主拥有的地产面积小，以滴水划分四至也体现了邻里之间恪守礼教的谦让与和睦。乡邻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因此在房地买卖时，确定产业界址、防止纠纷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最后，契文的末尾一般会写“一卖千秋，永无赎取，倘有对于本产业发现未清事项，概由卖方全权负责，与买方无关。此系双方甘愿，并无勒逼套哄等弊，恐口无凭，特书摘卖文约交与买方，永远存执为据”等，作为卖方对买方的承诺。基于这种落实到纸面的凭据，买卖双方建立起了严密的互信关系。
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方契约思想的引入，西方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契约精神也逐渐融入中国传统契约文化中。反映在房契上，主要表现为卖主承认易主后房地产归买主私人所有，并承诺不对买主行为进行干涉。
在农本商末的古代社会，有关市场交易的法律不甚完善，交易过程中需要约定俗成的契约习惯对商品交易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契约不仅是确保交易顺利进行、规避买卖纠纷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良性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契约文书格式的规范、中人参与契约行为的制度、民间社会各领域的普遍契约化以及政府对契约管控的逐步加强使得契约从形式到内涵为后世提供了与之相关的历史经验。契约制度形式的发展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参考，契约内涵与精神的演变可以让我们探知中国传统社会如何从古典传统模式走向近代化范式。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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