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发区如何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何建华
来源：澎湃新闻 2022-08-11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鲜明主题是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以这一鲜明主题相对照，遍布大江南北的数以百计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成为提质增效、再创辉煌的实现路径与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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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伟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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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个伟大创举。早在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5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如今在认知上，一般将国务院批准的14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6月前批准）称为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开发区）。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扩大沿海地区经济开发区范围的通知》，地处南通扶海之地的如东成为全国140个、全省40个新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市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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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设立开发区38年以来，经历改革开放大环境变化、开发区数量明显增加、发挥开发区产业带动先发优势、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等演进过程。具体而言，大致可以化为四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年到1992年，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条件下，开发区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探索了市场化改革；第二阶段是1993年到2002年，在省会城市和部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条件下，开发区利用先发优势，突破产业化瓶颈，从产业开发向产业集聚迈进；第三阶段是2003年到2014年，在全国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开发区探索了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开启了产业化与城市化良性互动的实践；第四阶段是在以“自由贸易区”体制即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区先行先试到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为特征的对外开放条件下，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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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使命担当概言之主要为：未被开发、具有经济或人文环境发展潜力、实行国家特定优惠政策的地方；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的特定区域；经济发展最快、投资环境最优的现代化产业集聚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绿色生态发展是核心任务；注重园区经济与城市经济相融合、对外开放与改革创新相统一、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建设创新体系，内部创新要素的高效整合和外部创新要素的渗入；产业开发起步到产业集聚进而走向产城融合，产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又引领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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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发展进步的内在逻辑体现出，产业化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是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文明进步的物质载体。在产业化与城市化交融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现代化建设，重在人才集聚、自主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关键在于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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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办时间短、发展速度快，因为年轻成长不可避免付出学费代价。专家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各类开发区不同程度存在这样一些共性问题：同质化竞争，主导产业的确立雷同度较高；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具备相应法律地位和权限，但缺少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管理体制不顺，简单灵活的管委会体制难以与开放区发展规模相匹配；无序和低效开发，产业发展定位不明确、结构不合理、布局粗放型扩展；自主创新能力弱，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还不大，自主知识产权较少；政策红利消失，国家相继取消初期赋予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财政返还等政策优惠；土地资源短缺，已规划土地开发完毕，重大项目招商选址困难；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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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转型升级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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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之城”南通，在“强富美高”现代化新江苏高质量发展格局中承担着打造新增长极的重大使命，包括更高质量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陆海统筹发展，支持苏中跨江融合、加快实现中部崛起，加大过江通道建设，加快北沿江、通苏嘉等高铁和南通新机场建设，建设通州湾新出海口等。南通理应勇当全省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排头兵，在江苏发展大局中展现南通担当、作出南通贡献。有鉴于此，南通加快建设″一枢纽五城市″：突出交通先导，建设畅联全国通达世界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突出创新驱动，建设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突出跨江融合，建设深层次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标杆城市；突出向海发展，建设全国富有江海特色的海洋中心城市；突出绿色发展，建设彰显生态之美的低碳花园城市；突出共建共享，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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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南通黄海之滨的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面对开发区进一步发展受到的制衡，紧紧抓住良好机遇，深度思考谋划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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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一：战略优势叠加。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江苏沿海发展等战略叠加，最优化发挥集聚放大效应。尤其是南通作为江苏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要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统筹推进优江拓海、江海联动和港产城融合发展。如东“因海而生、向海而兴”，发展战略目标定位：“勇当长三角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努力把如东打造成为全市跨越发展增长极、全省向海战略先导区、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宏观层面观察，如东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战略优势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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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二：发展模式转变。如东经济开发区设立30年来，紧扣“1+6”发展主线，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理念引领、发展上“高度”，空间突破、发展拓“维度”，产业转型、发展提“精度”，服务升级、发展增“速度”；以招商引资、产业集聚、科技创新、营商环境、生态环保、社会民生为六个主攻方向，从快速扩张高速度发展阶段进入谋求高质量发展品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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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三：发展能级增强。如东经济开发区经过30年尤其是近5年的发展，“进”态势愈加明显，“强”动能持续积蓄，“优”质态不断提升，在全省省级开发区排名跃升13位，并荣获县2021年综合考核小康杯“金杯”、工业经济一等奖以及服务业经济、财政工作、科技创新、招商引资等8个专项工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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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四：发展环境变化。复杂演变的国际局势和跌宕反复的新冠肺炎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叠加，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小冲击，下行压力备受关注。从较长周期认识中国经济的内在规律和大趋势，中国经济具有发展潜力、韧性、底气、后劲，尤其是长三角和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综合优势与带动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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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五：发展愿景提升。置身于世界大格局、我国新发展、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南通新定位等多维度时空里，如东经济开发区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新起点上，谋求实现高质量新发展，可以站高望远，视野更开阔、谋划更深远、举措更实在、手笔更宏大、愿景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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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具备良好基础：一是战略定位清晰，即打造“高质量发展核心区、科技创新先导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坚持培植发展后劲、打造优势产业、加快创新转型、推动绿色集约、厚植营商沃土五个“走前列”；二是规划布局超前，即以前瞻性视野编制总体发展规划、开发建设规划、功能区规划等各类规划，集中力量在高起点、高标准上取得突破，“一张蓝图绘到底”，以超前的规划奠定如东经济开发区未来发展的逻辑基础；三是产业发展升级，30年来开发区突出科技创新、质量提升、品牌创建等抓手，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单一产品到产业链条，从单一企业到产业生态，产业规模层次和效益质量实现同步提升，逐步形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三大特色鲜明、层次清晰产业板块，加快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与数字经济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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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贵在换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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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如何谋求高质量发展？学界研究认为，关键在于发展模式应当由粗放扩张朝着内生优化、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具体观察研判，即产业集聚，应当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业态；资源整合，应当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并重；转型选项，应当由腾笼换鸟向创新引领转型；经营方式，应当由简单的厂房出租向着追求投入产出比经济密度升级；城乡布局，应当破解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绿色发展，注重生态环境、人文温度，吸引产业化人才集聚；强化优势，避免克隆复制同质化，打造富有个性化产业格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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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东经济开发区矢志实干擘画新蓝图，奋斗书写新未来，打造新时代新发展开发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新实践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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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观念创新，用新发展理念引领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应当从设立之初“摸着石头过河”，到牢固树立并切实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创新发展重在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重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重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重在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重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使如东经济开发区成为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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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定信心，变后发优势为集聚优质资源的潜在动能。站在高质量发展新起跑线上，后发就是优势，因为历史负担轻、可以借鉴前人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高层次发展，变后发优势为先发动能。应当立足南通，对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特大城市新发展优势，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以新全球化视野提升资金、产业与人才等优质资源的整合配置能级，着力打造长三角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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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开阔视野，打造定位精准特色鲜明产业集聚“主引擎”。坚持“骨干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特色产业基地”发展思路，精心培育“一主一辅一新兴”三大产业板块，打造富有特色的产业体系，同时注重协同，按照现代化产业集群发展趋势，着力营造产业链生态圈，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合作共赢，使如东经济开发区成为拉动全区经济跨越提速、转型提升的“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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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服务至上，擦亮聚焦市场主体亲商安商一流营商环境。完善营商环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应继续对标对表国际规则，持续提升服务能级，不断优化政务环境、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持续打造“引凤长栖”“强磁场”。营商环境的完善，应当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大力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尤其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与具有独门绝技的隐形冠军企业，夯实产业发展的制造业基础。同时注重培养、吸引、集聚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各类人才，形成一支高素质、高技能型技术工人队伍，促产业发展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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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建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南通大学长三角城市群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此文系2022年8月7日在“回眸三十年，喜迎二十大”——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云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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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元节：一个源自古老时间知识体系的祭祀节日
毕旭玲
来源：来源：澎湃新闻 202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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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半是与清明节、十月初一并称的中国三大鬼节之一。它源自古老的太阴历，形成于国家文明诞生初期，体现了中华先民敬祖法天的思想，后来又受到道教信仰与佛教信仰的影响而产生了复杂的变化。
（一）
七月半，即农历七月十五，当代人也常称之为中元节，其实“中元节”这一名称最初是道教的称呼。而提到中元节，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农历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和农历十月十五的下元节。为何这三“元”节都选在农业十五日？原来它们都源自一种古老的时间知识体系——太阴历。太阴历也就是月亮历，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总结出来的反映地月关系的时间知识体系。先民很早就发现月相的盈亏变化非常规律，朔（初一）、望（十五）、晦（三十）三个节点普通人用肉眼就可以观察到，尤其是每月望日，不仅有着标志性的满月，也因皓月当空而显得异常明亮，因此成为早期先民安排祭祀、庆祝等重要生活仪式的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在太阴历这种古老的时间知识体系中，每月望日（十五）是其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
早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至少在神话中的神农氏时代，华夏先民就选择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产道路，因此他们对四季的变化感受特别深刻。古老的太阴历与四季相结合，每季第一个望日的重要性就超越了其他望日，后来与中国人最普遍的信仰和中华传统信仰的基石——祖先崇拜相结合，成为在夏商周三代就很流行的四时祭祖仪式。
先秦重要典章制度选集《礼记》的《王制》篇载：“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这是说天子与诸侯在每一个季节都祭祀他们的祖先，不同季节的祭祀仪式有不同的名称。经历过焚书坑儒的秦朝之后的大量儒家典籍都是在西汉时期被默写出来的，其中不免有些错误，东汉经学家郑玄后来对这一段文字进行了纠正，说：春礿祭、夏禘祭是夏代和商代的名称，周代就改为春祠祭与夏礿祭。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四时祭祖是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就形成的重要祭祀仪式。2020年9月1日，广西桂林，中元节，人们在资江边漂放河灯。?
（二）
在夏商周时期举行四时祭祖仪式的不仅是天子、诸侯，普通民众也这么做。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祭》中对四时祭祖的原因、具体时间以及供奉的食物进行了详细记录。他解释一年四次祭祖的原因是四季成熟的作物不同，供奉给祖先的祭品应该用每一个季节最早成熟的作物，即正月春祠祭的供品是韭菜，四月夏礿祭的供品是新麦，七月秋尝祭的供品是黍稷，十月冬烝祭的供品是新稻。很明显，四时之祭选在每一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即春季的正月、春季的四月、秋季的七月、冬季的十月，根据太阴历中时间节点的重要性推测，四时祭祖的具体时间是在这些月份的望日，即十五日。董仲舒强调以四时作物祭祖是符合天地自然规律的神圣而严肃的事情，不仅不能错过合适的祭祀时间，祭祀时还要斋戒沐浴。也就是说，四时祭祖是将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耕作、作为信仰基础的祖先崇拜以及法地事天的传统哲学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种仪式活动，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大约从汉代开始，古老的四时祭祖仪式逐渐发生了变化。比如春祠祭与岁首庆祝活动结合，发展为元宵节。夏商周三代历法有别，岁首在不同月，汉武帝时期订立了新的历法，采用夏正月为一年第一个月，也就是今日农历正月，处于正月中的春祠祭也就逐渐成为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此外，气候的变化也是四时祭祖仪式变化的重要原因。在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3°C，冬季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5°C，商代与周代虽然经历了冷暖气候的交替，但整体比现代温暖。这就意味着夏代制定的四时祭祖仪式的季节限定供品在汉代无法实现，比如在较为寒冷的正月韭菜不能自然生长，在还不够温暖的农历四月十五成熟最早的大麦也尚不能收割，因此正月十五的春祠祭逐渐成为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的同时，四月十五的夏礿祭则因为没有合适的供品而消失了，夏礿祭相关的祭祀内涵后来融入了时间相差不多的寒食节、清明节。
在四时祭祖仪式的变迁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三元节名称的出现就与道教崇奉的三官大帝密切相关。三官又称三元，是三位掌管人命运的神，即天官紫微大帝、地官清虚大帝、水官洞阴大帝，三官各司其职并分别在各自的诞辰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下界，或为百姓祈福（天官赐福），或为民众赦罪（地官赦罪），或为人解厄（解厄水官），由此形成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三个道教节日。唐代是三元节巩固的重要时期，《册府元龟》载：唐玄宗曾于开元二十二年颁敕天下，要求民众在每年三元节期间要禁断屠宰。
道教认为中元节是地官下界裁定善恶的日子，无论是人还是鬼，有罪者可以向其祈求赦免罪行，无罪者则可以祈祷消灾降福。道士们会在中元节这一日设道场颂经，一方面为民众祈福，另一方面也普度孤魂野鬼。反映南宋杭州风俗的《武林旧事》说：“七月十五日，道教谓之中元节，各有斋醮等会。”
七月十五不仅是道教的中元节，也是佛教的盂兰盆节。盂兰盆节是以供养三宝，超度父母及历代祖先，施食众鬼为主要内容的佛教节日。“盂兰”为梵语“解倒悬”之意，佛教认为人生前作恶，死后魂魄便会沉沦暗道，受倒悬之苦。“盂兰盆”是一重盛装纸钱和百果用以祭祀和施舍的盛器。《佛说盂兰盆经》载：佛弟子目连之母不信佛法，死后进入阿鼻地狱，目连用天眼看见母亲在饿鬼群中受苦，便用法力为母亲送饭，但饭未入母口就化为火炭。目连向佛求助，佛让目连在七月十五具五味百果，以供养十方大德，最终使目连之母脱离了饿鬼道。南朝梁时期可能就举行过盂兰盆会，《旧唐书》载武则天不仅下令分送盂兰盆至各佛寺，还亲自出宫观赏了盂兰盆会。到了宋代，盂兰盆节供养佛僧的色彩逐渐减弱，转为以超荐亡灵为主要内容，此后，佛教的盂兰盆节就逐渐与道教的中元节相融。
（三）
实际上，无论是道教的中元节还是佛教的盂兰盆节，其雏形都是古老的秋尝祭。如果从夏朝建立的公元前21世纪算起，到西汉开国的公元前202年已经过去了两千年，到南朝刘宋建立的公元420年又过去了四百多年，两千四百多年足够秋尝祭具有特别深广的群众基础了。道教和佛教正是基于这种深广的群众基础，为扩大其宗教影响，传播其宗教教义而对秋尝祭进行了改造，其结果就是中元节和盂兰盆节的产生。所以两大节日不仅有着相同的时间，也有着共同的内涵——祭祀、超度亡灵，而这两点正是秋尝祭的重要特点。
至少在宋代，古老的秋尝祭在与道教信仰结合产生中元节，与佛教信仰结合产生盂兰盆节之后，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反映北宋都城开封风俗人情的《东京梦华录》有“中元节”条目，同时表现了道教信徒、佛教信徒和普通民众在此日的不同活动：道院举办祭祀大会，焚烧纸钱堆叠而成的钱山，祭奠阵亡的将士，设置超度孤魂的道场；佛教的《尊胜目连经》以及盂兰盆在几日之前就有售卖，《目连救母》杂剧连续上演，观者络绎不绝；普通民众从街上买来祭祀祖先时用来铺衬桌面的楝叶等用品，七月十五当天在祖先灵位前供奉糜子，有“告祖先秋成”之意，还前往城外新坟拜扫。
宋以后，古老的秋尝祭受到道、佛两教信仰的影响而逐渐改变了面目，从专门祭祀祖先亡灵的节日转变为同时祭祀家鬼与野鬼的“鬼节”七月半。民间相传，七月半这一日地狱之门大开，阴间鬼魂返回人间，其中不乏孤魂野鬼，俗谚有云：“七月半，鬼乱窜”。这种认知就是在道、佛两教影响下产生的新民俗观念。与七月半鬼节相关的重要民俗活动是放河灯。记述清代北京岁时风俗的《燕京岁时记》载：七月十五晚间北京民众沿河燃灯、放灯，清代《清嘉录》也载：苏州民众在七月十五夜“或剪红纸灯，状莲花，焚于郊原水次者，名曰水旱灯，谓照幽冥之苦。”为何要放河灯呢？民间认为，七月半从阴间赶回阳间的鬼魂众多，有后代的亡魂可以接受家人的香火祭祀，孤魂野鬼只能四处乞食，而施放河灯则可以指引孤魂野鬼通过奈何桥，再投生路。
但民俗具有很强的惯性，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销声匿迹，传承了数千年的古老秋尝祭直至今日还留有一些踪迹，比如在华北等地保留的七月十五送面羊习俗。“面羊”泛指用小麦粉制成的羊、牛、猪等动物，先以发面捏成动物形状，并用豆类等镶嵌眼睛，再上笼屉蒸熟，最后用红绿两种颜色点染。面羊皆有庞大、俯卧的身躯，类似供桌上的牺牲，又能体现秋收成果，与古老的秋尝祭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的来看，作为祭祀节日的七月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它源自一种在先民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古老时间知识体系，又受到作为经济基础的农耕生产的影响，并与中华祖先崇拜结合，后来又与宗教信仰融合，改变了原本的面貌。从这一过程中可以见出中华传统的民俗仪式、节日与信仰无一不是建立在先民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在当代我们认知传统节日与仪式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应该透过现象认知科学观念与传统思想的发展历程，挖掘我们民族善于创新，敢于迎接新变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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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旭玲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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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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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2022-09-08
核心提要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成果，孕育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立足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高水平改革开放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成果。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我们必须从全局意义、系统思维和战略高度全面准确加以理解和贯彻落实。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理论成果，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丰富内涵。从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后来的一系列重要场合发表多次重要讲话，如先后在企业家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科学家座谈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以及在多次地方考察讲话、关于“十四五”规划几个重大问题的讲话、多次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的讲话等，都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为我们学习和贯彻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我们学习和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丰富内涵，至少要把握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来看，要充分认识到“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样防止把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内在关系割裂开来，只强调内需或内循环为主。
二是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来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对供给的拉动作用，遵循供需关系与价格因素的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资源有效配置的逻辑和规律，也要注重供给创造需求，供给升级带动需求升级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供给创新、生产创新、市场创新，实现供需有效对接，推动供需相互匹配，防止出现资源错配，提高供需畅通效率，提升生产效率和流通效率。
三是从静态比较优势与动态比较优势关系来看，要充分认识到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趋势和规律，尤其是中国在传统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衰减后，如何培育新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立足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四是从内循环为主与高水平开放的关系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最终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的高效畅通带动国际大循环发展，这既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
五是从科技自立自强与双循环的关系来看，强调以扩大内循环为主，必须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但这并不是说完全脱离国际分工和全球创新网络，实行自我封闭的创新，而是强调开放合作的双循环。
六是从扩大内需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关系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要强调加快建设和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这就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同时也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大市场体系，以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内需扩张。
七是从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创新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发挥各地优势，各地要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出发，立足地方发展实际和优势，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有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力争成为构建全国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节点，防止出现各自为政，甚至回到旧的自我封闭和地区封锁的发展模式。
八是从双循环与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统筹开放与发展的安全，积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和安全稳定，防止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稳定和风险因素影响国内发展大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成果，孕育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顺应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规律，体现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生动实践和创新经验的科学理论总结。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成果，孕育着十分重要的原创性理论价值。
一是丰富了传统比较优势原理和经济学经典思想。从经济学理论来看，比较优势思想和成本优势原理是经济学非常经典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也构成了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传统比较优势侧重强调由资源禀赋条件决定的静态比较优势，因此主张一国参与国际经济主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按照这个思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主要应该依赖于劳动力资源和低成本优势。但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中国劳动力资源低成本优势实际上出现衰减，需要探索新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立足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从静态的劳动力资源禀赋条件和优势转向动态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本身就体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机理。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极大丰富了传统经济学的静态比较优势分析思路，丰富和拓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
二是揭示了强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及其内在规律。大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后发经济的崛起，往往会面临如何实现从大国经济发展向强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大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后发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追赶型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发展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必然决定了高速度增长和追赶型特点。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恰恰体现了高速度追赶型的特点，也是通过追赶型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中国大国经济的阶段性发展目标；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中国从大国经济迈向强国经济，实现制造强国、工业强国、贸易强国、金融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以及质量强国、效率强国等，非常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形成强国经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立足中国从大国经济发展迈向强国经济发展关键时期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明确提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大国内需体系的战略支撑和发展引擎作用，这不仅符合世界上许多大国经济崛起并迈向强国经济的发展规律和重要经验，更符合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经济新常态、迈向高质量发展、实现强国经济目标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逻辑。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了对大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指出了扩大内需战略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强国经济崛起的内在关系，提出了大国经济崛起除了高速度增长外，更要依靠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三是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主线和新逻辑。把握和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价值，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三新一高”和“一共同”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框架和实践逻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决定了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唯有如此，才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上其他类型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区别，也是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实现共同富裕又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必须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一起，共同构成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主题和重大战略任务的逻辑框架和发展主线。“三新一高”和“共同富裕”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主线和发展逻辑，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趋势。
四是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时代、新实践呼吁新思想、新理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有机结合，提炼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基于新时代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和内在规律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原创性价值就在于，突破传统的内需与外需简单割裂的思维方法，侧重强调内需与外需相互依赖、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形成了关于新发展格局、内需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共同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极大丰富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显然，这对未来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物质基础和条件。新发展格局是相对我国传统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而提出的新战略。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较好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储蓄缺口、外汇缺口”以及实现追赶型高速度增长等问题，这种大循环实质上是“投资-出口驱动”导向的增长模式，因而是一种高投入、高耗能和低效益、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亟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通过强调扩大内需的作用，形成“内需-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内需与外需的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平衡、收入分配的平衡、供需结构的平衡、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平衡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因此，新发展格局不同于传统的“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有助于引领内需主导和创新驱动的新模式，从而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有助于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复杂环境带来的新挑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和战略支撑。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世界经济正在面临严重衰退甚至“长期停滞”，全球化趋势遭遇逆流，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不断加剧，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矛盾、问题日益增多；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和矛盾挑战增多的主动性和战略性选择，有利于统筹好我国发展与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
三是有利于重塑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和有利条件。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传统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衰减，我们需要重新塑造我国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生产优势，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发挥强大内需体系的战略支撑和引擎作用，更好带动国际大循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市场潜力和红利，更好发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作用，主动创造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立足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高水平改革开放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操其要为上”，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分其详于下”，把握工作着力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立足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加快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中构建新发展格局。具体有如下几点任务要予以明确。
一是要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抓手，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要通过深化高水平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推动高标准要素市场建设，如商品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数据市场等，奠定扩大内需体系的重要基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发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联动机制，实现高水平的供给与需求匹配，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高效。
二是要以制度性开放为抓手，加快推动高标准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要加快推动从商品和要素市场开放向制度开放转变，加快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方面的接轨，积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动制度型开放发展，加快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有机衔接，推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促进，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要加快实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倡议，让“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为双循环的驱动核心，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新格局。
三是要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城乡与区域新发展格局。要实施有效投资战略，通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计划，加快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要以互联网、数字化以及平台技术等为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为契机，加快经济数字化转型、社会数字化转型和治理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加快实施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
四是要以科技创新战略为抓手，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形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技术等问题，形成教育、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的新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和新动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强调科技自主创新，尽快突破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等“卡脖子”问题，也要在高水平开放发展中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技术合作和创新网络，形成开放创新的新发展格局。
五是要以产业升级为抓手，大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竞争力；要通过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活力；要在新一轮产业链布局和优化中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地位，通过创新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新引力，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六是以收入分配改革为抓手，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要花大力气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消费低下、内需不足等问题。这就要加快初次分配体系，改革再分配体系，鼓励和培育三次分配机制，实现效率分配、公平分配与道德分配有机结合。要加快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逐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消费增长能力，形成内循环的强大物质基础和条件。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22-08-11
作者：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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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文明视阈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朱宝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08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要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历史文明大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意涵，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信心决心，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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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纵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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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任何时候道路问题都是根本性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一代代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奋斗目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华民族被率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一直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受辱蒙尘。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的《四洲志》，到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太平天国颁布《资政新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还有“新生活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实业救国”的实践，无不昭示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一批批政治力量提出的各式各样推进现代化的思想、主张和方案，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在一些领域、局部地区的探索尝试，由于阶级局限、理论缺陷、制度腐朽、列强侵略，近代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道路遥不可及。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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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哪一条道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正途？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让处于思想迷茫、制度反思、实践困顿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得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坚强领导力量，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新思想，开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民族特质、时代特征，它的成功开创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艰难嬗变、曲折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产物。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透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通过从政治、理论、历史、实践各个层面展开对比，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来之不易和无比正确，进而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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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来说，只有发展道路走对了，才能实现兴旺发达、繁荣富强的宏伟目标。古人云：“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不容易，一以贯之地走好正确的道路更加不易。正所谓：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我们必须不断增强道路自信，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战略定力和韧劲，久久为功、踏石留印，坚持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通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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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文明演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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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过渡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性历史大变革。近代以来，三次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迈进了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文明新阶段。西方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进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了现代化，创造出比封建社会更发达的生产力、更进步的资本主义文明。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盛繁荣，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对国内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剥削压迫、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殖民掠夺。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经济危机、两极分化、侵略战争、殖民奴役等现代的灾难充分暴露，“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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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革命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工人运动提供了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形成了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类历史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纪元，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震撼世界的发展成就。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计算，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192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6.7%，1953年至1965年为6.1%，1966至1970年为5.3%。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医疗社保事业快速发展，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诞生于世界。但是，以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几经改革仍未能克服内在缺陷，难以适应世界发展的新潮流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经济改革上放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而奉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政治改革上放弃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苏维埃制政体，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历史悲剧，使社会主义文明黯然失色。于是乎，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文化精英先验地标榜西方“资本主义势所必然”，“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可行的经济体制”“自由民主在政治领域”成为国际上的主流认识，进而得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人类唯一的现代化之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的结论，刻意美化资本主义文明，抹煞社会主义文明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但是，人类文明向上向前发展进步的进程不会停息，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遵循了人类文明演进更替的内在规律，必将在经历艰难、挫折、嬗变后实现新的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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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扎根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充分吸收西方现代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有益成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体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并联式”发展，全面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创造了举世瞩目、辉煌灿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赓续了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渗透着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属性，镌刻着鲜明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价值，凝结着现代文明的时代精华，散发出多彩的内涵气韵和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飞跃、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以其厚实的集成性、融合性和强烈的创新性、创造性，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全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克服了西方资本至上、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痼疾，破解了社会活力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独立自主与对外关系等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诸多难题。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所预言的：“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以和平正义、繁荣兴盛、包容自信、合作共赢、绿色友好的崭新形象巍然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和平之路、创新之路、繁荣之路、绿色之路、开放之路、共享之路，展现出鼓舞人心、无比光明的灿烂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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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乎时代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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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任何前进道路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曲折。于是，西方政界、理论界欢欣鼓舞地宣称，“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而僵化集权的社会主义则是创造财富和现代技术文明的重大障碍”，“马克思主义作为现实社会之基础的决定性失败——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四十年之后变得非常明显”，抛出了“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失灵论”。许多人发出马克思主义到底还行不行、社会主义到底还走不走得通的怀疑。邓小平同志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借鉴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开创、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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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必然会被打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人类社会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理论指引，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理论正确性、现实可行性、前途光明性，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功回应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再次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这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产生了极大的鼓舞激励作用。日本学者认为，“中国采取的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对其他国家而言，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型和模范作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深度冲击的世界，资本贪婪、制度失灵、治理低能、文化衰败、社会分裂、贫富分化、种族矛盾、极端个人主义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痼疾再次充分暴露。许多有识之士重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光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问题，探索人类发展的未来方向。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说，“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经可以安息了”，这样的观点更显得“滑稽且可笑”。就连在“社会主义例外论”的美国，也掀起了新一轮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数据显示，与1942年的25%相比，2019年有43%的美国人认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且，美国的主流媒体、社区和校园等也开始关注和讨论社会主义。201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8岁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里51%对社会主义持有积极看法，而对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的是45%。为应对金融危机、疫情冲击，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直接干预经济的救助政策，这些政策越来越具有社会主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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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文明视阈看，马克思所深刻阐明的“两个决裂”“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的真理是颠覆不破的，世界各国从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开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未来的成功之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使世界社会主义逐步从低谷走向发展、从挫折走向成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更大成就，通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世界上相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们会越来越多，世界社会主义这一人间正道未来发展振兴必将展现出更加鼓舞人心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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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实体经济
邸俊鹏
来源：文汇报 2022-08-11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面临数字鸿沟、与制造业融合相对滞后、法律法规不适方面的挑战。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在实践、理论、立法多个层面积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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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要素支撑，中央深改委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为促进数据要素高效合规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引。近日，为加强统筹协调，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国务院同意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赋能的潜力
数字经济涉及马克思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是提升生产力水平、提高分配和交换效率、扩大总消费，实现社会再生产顺利高效完成的重要载体。具体来看，数字经济从推动转型升级、扩大总供给、创造新需求多个维度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增长注入坚实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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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作为一种融合性经济，具有巨大的赋能效应，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还有助于传统农业、工业、服务业内部的资源优化配置、产业间的结构升级调整，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比如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速与传统制造业的全方位融合，不断强化制造业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改进生产流程，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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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以“新基建”扩大新供给，同时创造新需求。撬动内需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这些新基建不仅为市场提供新产品、新服务，还有效促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应用，进而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面临的挑战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面临数字鸿沟、与制造业融合相对滞后、法律法规不适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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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数字化基础设施鸿沟。从全球层面看，至今全球仍有40亿人不能上网，未能接入互联网，不能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二是数据质量鸿沟。由于数据质量较低、数据采集标准不统一，以至于地区之间、政府之间、企业之间有效的数字互通互联率不高。三是数字资本鸿沟。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类似于人力资本，具有可积累、可投资的特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定义数字资本存量的水平：数字接入能力和数字处理能力。显然，在数字经济时代，每个人作为数据的生产者或消费者，信息的获取、输出、整合、交流等能力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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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是人-人之间、人-平台-产商之间的链接，依靠网络规模效益、去平台化等手段获益，这些相对来说都是“低垂的果实”。当用户量达到瓶颈，消费者基本的服务需求得以满足时，消费型数字经济将面临低增长。另一方面，产业领域的数字经济需要人-物、物-物之间的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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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存在索罗所谓的“生产率悖论”，即我们身处数字信息的包围之中，深受数字信息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无法被统计到。比如，数字经济当中的精神性服务型消费、数字信息的分享和溢出，是不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的。再如，数字经济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维度，如何核算时间的价值和成本？当人们在刷微信、看短视频、打赏的时候，付出的是“时间”这个货币，未来有可能像电影《时间规划局》（英文名《In time》）里那样，时间成为一种流通货币，这或许不亚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从商品到货币那“惊险的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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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要素收入的分配，而数据的产权、使用权还有待明晰，而且数据垄断也不利于行业竞争。此外，数字化知识的产权保护与一般的知识的产权还存在差异，如何在数据的共享与保护之间达到平衡，从而更好地建立数字信任，也是一大挑战。
三个发力点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在实践、理论、立法多个层面积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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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数字资本”投资，缩小“数字鸿沟”。在宏观经济层面，应加强互联网投资力度，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特别是通过加快5G商用、大数据模式构建和人工智能应用，进一步巩固信息技术为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红利优势。要重视共用技术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技术改造支持范围，帮助实体经济部门突破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和使用瓶颈，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转型。在地区层面上，应通过加大各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力度，缩小地区间数据接入能力方面的鸿沟，充分释放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贡献能力。在个体层面，应从数字接入和数字能力两个维度加大对个体的“数字资本”投资，提升全社会的数字资本存量水平。对于数字弱势群体，要通过政府公共部门和社区力量提供必要的帮扶，满足基本的数字化生活需求，建立数字包容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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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数字经济测度和评价的理论研究。探索既国际可比又能体现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框架和测度思路。建议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指数研究、调查和评估工作组织，跟踪采集一手数据、核心数据，系统构建关键指标统计调查框架，尽早建立数据生产部门、数据服务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在数据质量和来源可控的前提下，创新数据来源，在国家统计部门各条线以外，增加更加灵活的反映市场活力的行业数据和网络抓取的互联网大数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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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数字基础立法，规范数字经济治理。要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规则体系，建设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明确多元共治的格局和目标，建立完善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有效协同的数字经济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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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涵养网络向上向善的力量
辛音
来源：北京晚报2022年08月31日
8月28日，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天津开幕。大会以“弘扬时代新风，建设网络文明”为主题，发布的《共建网络文明天津宣言》，就新时代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形成六点共识，包括共建网络文明、严把网络导向、优化网络生态、繁荣网络文化、规范网络行为、维护网络安全等。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共话中国网络文明建设成就，探讨如何进一步让先进文化和时代精神充盈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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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网络影响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遗憾的是，部分网民对网络文明秩序没有敬畏、爱护之心，屡屡挑战公序良俗，甚至践踏法律法规，侵蚀网络空间，玷污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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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网络乱象，造谣生事、颠倒是非者不在少数，水军刷屏、讽刺攻击现象屡禁不止，更有网络诈骗、恶意营销、任性发泄、出口成脏、淫秽色情、怂恿犯罪等不文明乃至违法行为轮番上演。在“网络生态建设”论坛上发布了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成果。据介绍，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2200万余条，处置账号13.4亿个，封禁主播7200余名，下架应用程序、小程序2160余款，关闭网站3200余家；今年4月份启动的网暴专项整治行动的一组战果数据，更体现出守护清朗网络任务的艰巨：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拦截各类有害信息6541万余条，处置账号7.8万个，“网络水军专项治理行动”累计清理各类不良信息1627万条，查处账号528万余个。整治成果丰硕，体现出国家重拳出击的决心；违规数量之大，也凸显部分网民扭曲的世界观和低俗的上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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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上网行为影响恶劣，甚至酿造出多起生命悲剧。纠正不良倾向，就要坚定地向这些行为宣战。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发布的宣言，既给网络秩序指明了方向，也对网上行为亮明了底线。其中提到，“要像爱护绿水青山一样爱护网络生态，像净化空气环境一样净化网络生态”，就是倡导清除“网络毒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抵制网络不良行为，遏止不良内容传播，打击网络违法行为”，就是震慑不守规矩的网民自觉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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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让先进文化和时代精神充盈网络空间。共建网络文明的倡议，是对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的要求，也是对所有网民的考验。文明上网需要携手并进，共同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网络环境，共同荡涤网络空间的污泥浊水。期待在文明宣言引导下，更多网民对上网行为负起责任，同时分辨不良行为，积极传播正能量，做个有理有据、兼具判断力和约束力的网络达人，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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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逻辑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根基作用
翟锦程
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4日
世界古代三大文明体系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知识体系演进，逻辑在各自的知识体系中起到论证与根基作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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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从先秦一直持续到清末。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演进相伴，其背后必然有对中国哲学发展起到根基作用的逻辑论证，所以，中国逻辑也有着相应的发展进程。因此，我们需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生态来认识中国逻辑论证的思想特质，而不是“比附”于外来的逻辑来挖掘中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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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发展离不开逻辑的支撑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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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具有工具性的论证科学。古希腊逻辑、印度逻辑（因明）和中国逻辑（一般称为“名辩学”）被誉为世界古代逻辑的三大源流。逻辑是哲学的基础与根基，不同的哲学传统有不同的逻辑作为论证工具。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始终有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作为不同形态哲学的论证工具；因明作为印度“五明”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内明的论证工具。中国传统哲学从先秦一直持续发展到清末，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态，因此，与中国传统哲学演进相伴，其背后必然有对中国哲学发展起到根基作用的逻辑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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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诸多学者尽管意识到了哲学与逻辑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们提出的中国哲学在不同阶段受不同逻辑影响的看法似乎难以成立。他们认为，先古至秦为名学或辩学，是中国自有的逻辑；汉至明末为印度因明，是从印度传入的；明末至清初则为西方逻辑，是从西方传入的。从历史上看，虽然印度因明在中国有所流传和发展，但对汉至明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西方逻辑在明末至清初第一次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联系，更谈不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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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逻辑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这一特定的思想生态中发生和成长起来的，脱离开这个思想生态我们就无从讨论中国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撑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和演变的中国逻辑，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借助西方传统逻辑教学体系整理而得到的“名辩学”。因此，需要我们从逻辑与哲学关系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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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把“辩”作为中国逻辑的对象，解为论辩、辩学等，即使出现了“辨”，也作通假字解，基本上不作区分。按照一般的理解，逻辑主要是思维活动与过程，而论辩则更多地表现为语言及其他相关的活动与过程，所以，以论辩为主的这部分学说还不能构成中国逻辑的主体内容。如果将“辩”解为“辨”，则不仅包括了言谈辩说的语言活动，也可以扩展到人的思维活动和认识活动，“辨”就与先秦时期察实、辨物而度类的思维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也与不同阶段中国哲学讨论的相关主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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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谈说之术”的中国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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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如果作为具有论证的工具，应该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辩”作为语言及其他相关的活动与过程，有其特殊的产生背景。商周时期，“学在官府”，士阶层还没有独立存在的条件。春秋时期，诸侯国养士之风盛行，私学开始出现，其中以儒、墨两家最为活跃，被誉为“显学”。各诸侯国也争相礼贤下士，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提供了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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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在阐述各自思想学说的过程中，往往引述《尚书》《诗经》等有关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从同一史料出发引发出不同的主张。这就要求诸子采用言谈辩说的方法去阐发和论证自己的观点，批判和反驳他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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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对“辩”的态度是不完全一样的。孟子在“距扬、墨”的过程中，虽不愿辩，但也不得不使用“辩”这种方式——“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荀子认为辩是君子的一个基本条件，明确提出，“君子必辩”。他认为，辩的目的不是争胜，而是教化礼义、“接人用抴”（用桨引人上船）的“兼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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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设有“谈辩”一科，主张“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同时，墨家也把“辩乎言谈”看作是“贤良之士”的基本条件。但与荀子不同，墨家却主张，“辩，争彼也。辩胜，当也”，辩则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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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认为，辩是不法、无法或空洞、无实际功用的言论与谈说。视之为“流行之辞”。辩说流行对建立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有直接的危害，具体来说，辩说流行可以使人疑法、坏主、乱世，甚至亡国。因此，对这些“淫辞”“辩说”必须加以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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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的基本认识说明，“辩”明显带有各家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并不是具有一般性的逻辑论证工具，而是带有表达和阐发各自主张的论辩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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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同异”的中国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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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中国逻辑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正名”，也就是在名实关系的基础是察实、分物而归类，实现对名的正确认识。在这一点上，先秦诸子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虽然诸子的思想主张不尽相同，但对正名基础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都以“辨同异”为出发点。韩非有“省同异”，荀子有“辨同异”，墨家有“明同异”，等等，都是以辨明同异为基础，来达到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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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辨”取代“辩”，那该如何来重新理解中国的逻辑呢？在此，以最为经典的墨家之“辩”为例：“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对这段话理解的关键是如何解释“辩”。如果将其解为论辩、辩说，那么，“辩”所涉及的六项任务仅仅依靠“辩”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吴毓江所撰《墨子校注》中有“‘辩’，陆本、茅本作‘辨’”之说。如果将“辩”解为“辨”，则不仅包括了言谈辩说的语言活动，也可以扩展到人的思维活动和认识活动。“辨”就与察实、辨物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样，以正名为核心，“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可解为：用名来模拟实，用辞来表达名的意义，用说来解释名具有这种意义的根据。辨的目的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探究万物之本然，对各家之言作出评判；辨的方法“以类取，以类予”，就是分类和归类，是一个完整的正名过程，而不是与西方传统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作简单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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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荀子《正名》的解读，也有类似的问题，荀子提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过去是对应于西方逻辑将名、辞、辨说解读为概念、判断、推理，简单地将“辨”解为与“辩”通假，而忽略了辨说与心、道的关系，没有将“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对辨类、正名的作用作出更深入的探讨。
中国逻辑的文化属性
依据中国传统思想生态，中国逻辑的思想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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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作为学术思潮的中国逻辑。中国逻辑论证作为学术思潮是以认识方法的形态出现的。先秦诸子都无一例外地讨论了与名相关的各种问题。诸子以“正名”为己任，基于类的同异关系，提出“推类”“度类”等方法，体现了中国逻辑论证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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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作为哲学思潮的中国逻辑。先秦诸子在探讨名实关系过程中，涉及了万物起源问题。中西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表达有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也直接影响了两种逻辑的发展走向。另外，先秦时期诸子讨论的一些问题，如名言、指物问题等，都是与逻辑相关的、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推进了经学向玄学的转变，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逻辑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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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作为文化思潮的中国逻辑。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诸子对此都有各自的贡献，折射出了各家各派的价值观念，体现了各自的文化特性。尽管各家价值观念不同，但其取向基本一致，即以天下为己任。这些价值观念在思维方式上体现出了共同性的特点，即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以类同类异为基础，以推类为基本方法，来思考和探究天地万物、人间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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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中国逻辑作为学术思潮、哲学思潮和文化思潮，在推动哲学发展中具有根基性的作用。作为学术思潮，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方法内容；作为哲学思潮，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作为文化思潮，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取向。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补互动，构成了中国逻辑的总体特征。
作者：翟锦程，系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