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指引下，胸怀“国之大者”，不断自主创新，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理论成果?；毓艘荒昀吹难跞鹊阌胂质道砺畚侍猓杂诎盐昭醵?，追踪理论前沿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发布了2022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通过专家评议与数据分析相结合，经过读者调查、学者推荐、专家审议等流程，此次评选出的十大年度学术研究热点包括：“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与制度体现、多学科视域中的共同富裕研究、百年变局下的国际经济体系重构、秦汉基层社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运用、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建构、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创新、元宇宙与数字化生存新叙事。这些热点既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创新理论，也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发展，还有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研究新进展，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
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进展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022年，“‘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与制度体现”“多学科视域中的共同富裕研究”等重大现实课题的涌现，引发学术理论界研究热潮。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以来，这一命题迅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2022年度，学术理论界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研究“两个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创新性成果，提炼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智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宣提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课题、主要内容、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吴忠民回顾说，2022年，学术理论界关注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在中西比较中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优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未来要加强现代化的元理论研究，以此支撑研究广度和深度，探究世界现代化的新趋势新发展及面临的新问题，拓展国际比较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结晶。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是近年来学术理论界建构关于民主理论的中国话语的重要成果?！?022年，学术理论界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特点优势，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涌现出诸多优秀论著?！备吹┐笱Ч使叵涤牍彩挛裱г航淌谏Ｓ癯杀硎荆匦肟吹?，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表示，2022年围绕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学术理论界进行了充分探讨，提出了多种推进路径，包括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等。共同富裕是一个新课题，需要深入探讨如何形成发展与共享互相促进、互相强化的关系，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如何提高低收入人群发展能力等问题。
关注人文社科研究新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学界立足中国，推陈出新，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维度拓宽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路。“秦汉基层社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运用”“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建构”均在2022年呈现出新的学术增长点。
2022年，中国秦汉史学界从国家治理视角重新审视和研究秦汉基层社会，探讨基层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方式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对比秦汉两朝基层治理模式差异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表示，一方面，大批秦汉简牍资料持续性整理公布，内容大都涉及基层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新资料带动了新的问题意识的出现；另一方面，对中国国家治理历史底蕴与历史借鉴的现实需求，推动了学者对秦汉大一统国家形态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究，这是时代需要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积极互动。从中国历史整体出发，将秦汉基层社会研究与大一统国家治理相结合，进一步探讨秦汉国家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应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史料学转向”，一系列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等不同层次的基金项目向史料学选题倾斜，文学研究的重要刊物刊发与史料相关的文章比重增加。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认为，在期刊目录、作家年谱、轶事钩沉、文学制度等诸多方面，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史料整理热，促进了现当代文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分化，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史料建设基础。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形成一个新热点，既有巩固强化本学科学术竞争力的意义，也有助于弥补新时代整体历史叙事中社会学、当代史史料丰厚而文学史料相对薄弱的短板。
伴随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承担起日益重要的责任，加强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认知，成为重要研究课题。2022年，学术界围绕我国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怎样建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知识谱系和学科建制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阐释了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明确了区域国别学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建设思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陈恒表示，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需要新的区域国别研究，新的区域国别研究要破除以往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确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价值。
呈现理论与实践结合新亮点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与学理支撑，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重要使命。社会领域的发展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获取知识、创新研究方法的重要源泉之一。“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创新”“百年变局下的国际经济体系重构”“元宇宙与数字化生存新叙事”等学术热点，不仅关注国计民生的可持续发展，更蕴蓄着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造的深广空间，反映了当下中国发展进步的崭新论域。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变化，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新机遇，也出现了新特点新趋势。2022年，学术理论界针对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转型及其应对、社会治理的数智化转型、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等实践创新，进行了学理阐释和理论总结。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文宏建议，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立足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在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方面持续发力；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社会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效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城乡社会治理实践经验，探索总结提炼各具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与不安全的复杂格局，深刻影响着国际经济体系的底层逻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看来，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思考大变局与世界经济增长新变革。首先，要从供需两侧双重冲击及其相互关系角度，全方位动态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其次，运用新方法、新视角，思考和分析新规则下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趋势和新增长态势。再次，深入研究和思考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深入分析和思考区域化、周边化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形成宏观经济政策综合溢出效应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机制下的经济增长分析新思路。
元宇宙极大激发了社会各界对互联网深度运用的想象力，成为产学研各方共同瞩目的话题。学术理论界对元宇宙的研究，延续着对人与技术、虚拟与实在、身体与精神、自由与秩序等问题的深思。对此，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教授赵星表示，元宇宙是人类对未来数字化生存的深远想象。与元宇宙相关学科需要进一步凝练逻辑自洽的理论根基，在未来数智时代形成敏捷治理机制，以自主可控、虚实交互、以虚强实为指引，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摘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1.06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022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二是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三是重大现实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石泰峰指出，要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翔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曲青山提出，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石泰峰指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自觉传承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展现的我们党的理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来，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韩庆祥指出，“六个坚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这一思想根本的政治立场、彻底的理论品格、独有的精神气质、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我们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背后，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基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为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体现为什么样的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从本质上、根本上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又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六个坚持”是一个环环相扣、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求，是在实践中继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和运用好的立场观点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要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军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就走着一条与西方现代化迥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设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未曾实践、中国历史上也未曾尝试的道路，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西方中心主义”模式一统天下的神话，颠覆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和资本主义文明充斥着的“资本”逻辑、“两极分化”逻辑、“物质主义”逻辑、“异化”逻辑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展现出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和代表人类文明新价值取向的“人民”逻辑、“共同富?！甭呒?、“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逻辑和各国人民一律平等、共同进步的正义法则。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不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而且会从根本上改写现代化的理论谱系，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模式、概念、范畴、标准（包括指标体系等），构成颠覆性的挑战和创新。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关于现代化的一些阐述，但唯物史观视域内的现代化理论终究尚未获得成熟的系统化的形态。立足中国实践，从历史观的高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活泼创造与其对21世纪唯物史观的丰富发展这一新时代二重奏的独特意蕴，从思想形态、理论范式、路径选择、指标体系等多维度、多层次、学理化地研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创造21世纪唯物史观的最新形态和“中国版本”，将是我国理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吉林大学韩喜平提出，在历史维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独立自主创造出来的成功道路；在理论维度，中国共产党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形成了成熟完善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在世界维度，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在现实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将在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不断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认为，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不断丰富的现代化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既反映了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其蕴含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甄占民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自我革命，是党的理论创新、理论自觉的鲜明表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一套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通过自我革命的实践，实现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取得了领导核心的地位，实现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担当了该担当的责任，可以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政党之林。中国共产党长期自我革命的历程和成就，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世界其他政党提供了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智慧和经验。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承办的“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上，100余位中外专家学者聚焦“大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主题，从多学科、多维度、多层面揭示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和时代价值，思考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为深化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建言献策。复旦大学吴晓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学术任务，也是我们必须要肩负的时代担当。人类社会每次重大的跃迁、人类文明每次重大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同时哲学离不开时代，离开了对时代的把握，哲学就是无根之萍，没有土壤。哲学必须关注时代，把握时代。吉林大学孙利天提出，哲学源于生活世界，而又以否定性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引导生活世界的变革。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生活世界，会产生不同的哲学观念和哲学理论。在世界历史和全球化时代，多元的哲学必定会发生接触、碰撞和交流，即展开哲学对话。哲学对话是不同世界观、不同思维方式的碰撞，是整全的根本的信念或信仰体系的交锋，是不同的文明灵魂的对话。因此，哲学对话必是漫长的交流、理解和互释的过程。哲学对话又能以接受为目标，如果人类只接受或只有一种哲学，这即是哲学的终结乃至文明的终结。哲学对话的实质是多元观点的思维方式在他者即异质性的哲学中各自拓展、调整自己的哲学理论，汲取和兼容他者优秀的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辛向阳提出，文明强国要求实现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逻辑出发点和一条主线。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就是要塑造人们的文明素质。特别是要拥有两种视野：一个是胸怀天下的视野，不偏狭于自身的视界，要有一种胸襟，一种天下在我胸的理念和情怀；一个是互助友爱的视野，能够做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英国肯特大学戴维·麦克莱伦提出，“文明”应该用的是复数，当今世界?；刂?，虽然我们分属于不同的文明，但同属于一个世界——一个共同面临?；氖澜?。当下我们面临的最重大的变化就是气候变化，即气候危机。中国有能力应对并帮助解决世界?；?。首先，中国拥有绵延几千年的悠久文明。其次，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国家。北京师范大学杨耕提出，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文明阶段，这种文明形态建立在消除阶级对抗、资本与劳动对抗的基础上。同时，又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合理因素，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当代中国实践的重要特征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这就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了一起，从而实现文明转型，必将构成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北京大学丰子义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应当予以全面的理解和把握。首先，“新形态”意味着对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文明的一种总体概括。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不是限于某些文明因素，也不是限于某些领域，更不是限于某些可以量化的指标，而是对文明的整体观照。其次，“新形态”意味着文明新范式的形成。它以自己特有的理念、精神、价值、规范、追求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明范式。最后，“新形态”意味着文明仍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之中。中国的发展无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但这种创造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新形态”仍在发展完善过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提出，历史观是关于历史本质和发展动力的根本性原理和学说。有关社会主义的本质、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从根本上说，都源于唯物史观。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唯物史观的日常生活转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邓小平对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本质上都是对历史观的拨乱反正。唯物史观的重新确立，才真正为工作重心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制定改革开放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郗戈提出驾驭资本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当中资本以两重性在起作用的同时，驾驭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特征。南京大学孙乐强提出现代文明的三个主要规定：第一是资本逻辑；第二是扩张文明，以弱肉强食作为基??；第三是意识形态的统一，实际上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是意识形态虚假的统一。中国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这种规定性的超越。
深化重大现实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甭砜怂嫉恼庖恢鄱?，为我们观察中国理论学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从根本上说，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水平，在于研究成果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繁荣和进步所具有的意义，而哲学社会科学进步与否、学术繁荣与否，则以是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的需要为标准，并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其正确与否、价值大小。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应该是内在统一的。此外，还要看其是否具有启迪人心、激动人心、征服人心、塑造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逻辑的贯通性和自洽性，来源于对实践之问的解剖力、把握力和解决力，对时代变革、文明进步和学术发展的引领力和塑造力。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直抵实践的深处。那种远离社会实践、对实践缺乏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所谓“学术研究”，从文献到文献，从思想到思想，从概念到概念，“从观念中来到观念中去”，用理论论证检验理论，用观念的历史叙述代替现实的历史叙述，用概念、观念的花哨、玄虚来掩饰思想的苍白，既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任务，更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时代提出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综合性的，越是重大时代问题，其综合性、战略性、系统性就越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重新研究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在不同学科的交汇点上开辟学术发展新的天地。
共同富裕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指出，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第一，促进共同富裕要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第二，促进共同富裕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第三，促进共同富裕要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第四，促进共同富裕要多维度、全方位共同努力。第五，促进共同富裕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了推进共同富裕的宝贵历史经验，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探索为实现共同富裕确立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包括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毕生呕心沥血奉献给人类的科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是后人取之不尽的思想宝藏，也是后人可以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武库。李景源提出，黑格尔哲学是一次“巨大的流产”，因为他的历史观终究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一是批判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二是批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超历史的性质，以及由此导致的反辩证法性质。列宁曾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主题即历史观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梢运担煽档滤舻慕苎е魈庥扇鲜堵巯蚶饭鄣淖?，只是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才真正以完成的形态得到了明确的表达，这是哲学中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唯心主义才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历史领域中被彻底清除出去，被近代哲学所涂抹、颠倒和抽象化处理的历史观才真正获得了科学的形态，并且以其无与伦比的开放性为后人留下了发展它、丰富它的广阔空间。日本东北大学大村泉提出，马恩全集新版本即历史考证版中的一些提法与原来的提法不一样，1845年诞生的唯物史观在其诞生之时，就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的进化规律”，这种说法是十分勉强的。唯物史观形成伊始的基本特性，说到底应该是马克思在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时的“引导线”，即为展开分析而提出的假说。关于唯物史观的特征后续的发展和变化，还应该大加探讨。
反思与展望
检视2022年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发展现状，成绩斐然，但也有短板，特别是在学术体系方面。而学术体系的突出短板表现为缺乏原创性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又代表新时代水平的思想、理论、观点和见解，缺乏有思想穿透力和世界影响力的标志性研究成果，缺乏传世之作、扛鼎之作。1843年，年轻的马克思曾富有激情地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薄暗鹿说慕夥啪褪侨说慕夥?。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1世纪的今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在呼唤哲学这一“思想的闪电”再次照耀人类，解放我们的头脑。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部
2022年，我国哲学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现实关切引领理论研究与创新，取得许多值得肯定的新进展、新成绩。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哲学界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大势，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问题，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阐释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伴随着世界性百家争鸣的世界文化，并不是某种单一的存在形态，而是与不同文化传统已彼此相遇条件下形成的文化变迁相联系。杨国荣提出，作为智慧的形态，哲学既超越知识的限度而表现出普遍的向度，又内在地包含着价值的关怀。与之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从更普遍的人类价值的角度，理解世界对人的意义。近代以来，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逐渐有可能在一种比较普遍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上，提供关于世界的说明，包括澄明世界对于人所呈现的意义。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透视文明多样性与交流互鉴问题，改变了原来拘泥于欧美“文明等级论”的思维框架。吴根友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断地与中国革命、建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族文化复兴等具体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表明中华文明有能力吸收外来的现代文明成果，使之成为中国的现代文明，为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与地区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可以借鉴的现代文明转型之路。
继续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刘建军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文明复兴期形成的，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是现代化文明的超越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张志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示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昭示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即由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所显示的一种大格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种由不同文明土壤中所创造出的不同的现代形态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美美与共、不齐而齐的人类新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人类思想宝库贡献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它是一个富有生发性的概念，可以成为理论建构与话语创新的一个突破点。万俊人提出，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为止寻求并切近人类“现代性”理想更适合也更具解释力的导向性理念，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性的最新理解。刘梁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答世界向何处去、如何实现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笆澜缦蚝未θァ奔仁且桓龉睾跞蛑卫淼南质滴侍?，也是一个当代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中国思想乃至世界思想正处于新的“文明生发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及时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形态。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机制、历史传统与知识体系的考察，揭示出原创性、继承性、主体性相统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
辛鸣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单继刚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汉语世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最大增量。
重读经典是不断破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密码的重要途径。张一兵提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的“现实的人”只能是拥有劳动能力的工人。劳动者才是人们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这就使马克思在进入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时，不再仅仅从物质生产过程的视位出发，而同时必须透过物质生产过程再次转换为从劳动过程出发。这样，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生产话语就被再一次微观化到劳动话语的更深层次。
仰海峰借助分析马克思的社会转型思想，展现了人的社会性存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1844年之后，马克思通过整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描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过程，形成了以异化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为基础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批判性话语。
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构加快推进
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建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具有奠基性作用。哲学界关于建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研究进展可概括如下。
第一，梳理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展示中国哲学方法。吴飞认为，相较于存在论传统的西方哲学，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哲学是性命论传统。从性命论的角度，不仅可以打破二元论哲学传统带来的诸多神话与幻想，而且能更全面看待中国文明的精神。唐文明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诠释学转向是有代价的：将哲学认知与历史性真理相对应。由此，真理被高度地依赖于历史，再没有什么永恒真理。而古典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都被认为是承载着永恒真理的教化。陈赟认为，“做中国哲学”不是沉湎于当下的生活经验，而是同时向着经典中思想经验的开放，就是在当下中国人生存经验与经典世界中呈现的生活经验或思想经验之间，加以连接、互释，直面当下生活经验的同时，又超出当下经验。周展安认为，“做中国哲学”在对既有哲学研究以及哲学史书写方式加以反思的同时，还要指向对中国古典全幅精神世界富有生存感的呈现。孟琢也认为，“做中国哲学”须从基于概念范畴的西方哲学范式中突破出去，使范畴之外的中国哲学的多重“理想型”淋漓尽致地豁显出来。
第二，凝练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问题的概念、理论、思想，创建中国哲学范式。王中江通过梳理子学思想，给出了社会起源论的中国版本即圣创论，并详细讨论了它的整体图像、形态和特性。吴根友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一条可行进路是，从传统子学知识与思想动态交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启示，使传统具有更大的生机和活力并从中生长出新的形态来。翟锦程具体阐述了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途径和基本层次，认为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既有中西知识体系从冲突到汇通的历史基础，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基础，还有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的广阔发展空间。陈卫平认为，坚持学术中国化和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体两面。如果没有学术中国化，那么只能跟随西方学术的潮流而亦步亦趋，无法改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的状况；如果把自己摈弃于世界性百家争鸣之外，将会导致学术中国化异化为封闭化、狭隘化，无法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第三，突破“古今中西”的界限，推动中国传统哲学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尝试进行原创性哲学理论建构。作为中国思想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气论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现代表达。丁耘沿着心学到气论的论述线索，以晚明气论为范例，并参照中国现代哲学的相似道路，探索了气论解释的新方向。朱承认为，儒家哲学中所阐述的普遍性理念认同、公共性优先的伦理原则、推己及人的公共关怀、规范性的礼治精神以及天下为公的理想蓝图，都是有效、有序、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所必须具备的内容。陈少明认为，在中国的“形上学”传统中，“道器”说是比“无有”观和“理气”论更基本的思想图式。赵汀阳认为，以知识论为本的哲学是受限于认识者视域的名词哲学，在其主体—客体的框架里无法解释人类的创制。因此，他提出一种动词哲学，旨在以创世存在论为本，在创造者视域中重新理解存在和本源，以创制为出发点来理解一切需要反思的秩序、观念和历史。
中国哲学的“归家”之旅“正在进行时”
哲学界关于“家哲学”的研究，在延续以往研究方向和线索的基础上，更多展现出一种批判和质疑的面向。
孙向晨认为，“家”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厚基础，但“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统，还应该从文明论的高度来思考“家”问题。文明论视角显示出中华传统中“家”问题蕴含的某种更广泛、更深远的维度。李科林与汪沛从“亲亲”视角切入“家”哲学，前者认为家中的亲亲之情能够超越现代性对于个体的物化，源于自然情感的家庭共同体能够抵挡现代性对于个体的分割和疏离，最终基于家的生活可以实现拯救个体在本位主义中的堕落；后者认为，儒家的“亲亲”以其高浓度的同理心与亲切感使得这种家的温暖无限弥漫开来，以至于有“天下一家”的理想。
李勇认为，在汉语哲学语境中解释和辩护传统儒家思想中家哲学的努力面临着外部挑战和内部挑战。当代哲学中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上的多元主义和实践哲学中的个人主义构成家哲学的外部挑战，而家哲学存在的不同解读之间的张力则构成内部挑战。任剑涛指出，目前对于“家”作为中国社会与国家重建的根本着力点的论述，多建立在对家的哲学提纯上面。理想之家的超验哲学论述为其提供了正当性证明。但在经验之家中，这些提纯了的理想之家却与之发生显著疏离。谭安奎认为，虽然家所蕴含的在世代中存在的源发性经验可以为政治社会的持续再生产问题打开本体论上的空间，但引发了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张力。程乐松认为，家在以下两个意义上仍有待进一步完整地再现和重塑：其一，家作为一个奠基性的哲学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或“在中国的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理论性自觉的价值，需要通过家对于“个体性神话”和“现代性困境”的颠覆进一步彰显出来；其二，家需要建立其面向个体生存经验和社会生活整体的双向支撑机制，一方面为个体生存经验提供叙述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以家的联结性完成从个体到社会的跨越。
深度参与当代知识论前沿争论
当代知识论的核心主题是对“知识”概念进行反省与分析，由此延及“理解”“信念”“理由”“确证”等一系列认知概念。哲学界围绕知识论前沿问题展开广泛探讨。
唐热风提出了一种知识行动论的主张。根据知识行动论，技能知识是成功的行动，实践知识是如其所知的意向行动，而思辨知识则是成功的认知性心智行动。针对传统绝对主义知识观，曹剑波持有一种知识程度主义立场，认为知识程度主义不仅可消解传统知识难题，还可以解答新增的知识论问题。对于美诺悖论这类关乎程度评估的标准问题，费多益在澄清认知空白的基础上，把信念无可避免的错误作为出发点，把知识的真看作一种主体间的认识论承诺，不要求信念的“真”得到绝对的确证，而是只需实际上为真的信念有可能为真。陈波认为，亨迪卡的认知逻辑所预设的强知识概念与我们日常对知识概念的理解相去甚远，由此建立的认知逻辑面临极其麻烦的逻辑万能问题，也很难在日常认知实践中得到应用。
近年来，理解作为一种与认识相区别的认知方式，成为英美知识论研究关注的新热点。陈嘉明发展了一种以意义与意向性（心理因）的关联为核心的理解论，选择从意义概念切入，在实践知识论的视域中研究理解问题，并将对语言及行动意义的理解，诉诸言说者或行动者的心理因。殷杰认为，理解的实质是主体将知觉经验纳入一个世界图景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更高阶的认知成就。?；匀俸筒芙２ㄖ赋?，关于理解的可传递问题，现有的研究立场错误地把理解的可传递问题视为“是—否”的定性问题，而不是与主体认识程度相关的量化问题。
方红庆认为，强实用主义不仅错估了证据的作用，而且抹煞了信念与行动、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的差异，最终导致一种空洞的合理性理论，而胜任力和审议模型能够更好地为信念合理性奠基。潘磊返回关于信念的合理性争论的源头，认为实践派在论证时所仰仗的关键区分并不对信念合理性构成威胁，他们所提供的洞见更多地限于心灵哲学领域而非认识论领域。王华平认为，确证是当代知识论的核心概念。主流观点认为，命题的确证是信念的确证的必要条件，前者具有优先性。反对主流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信念的确证具有优先性。呼文欢认为，优先性争论的本质涉及两类确证的定义问题，最终需要落脚到何种确证与知识相关这一问题。
古今视域下的阐释学研究
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提取和改造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建构自主的概念、范畴、命题。张江提出，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
李红岩认为，中国阐释学的理论支撑体现在，“阐释”与“训释”是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
郑伟提出，以儒学阐释意识和阐释行为为中心，古典学术可以成为阐释学的重要资源。对于建构中国阐释学而言，不能仅仅停留在古代解经体式的层面上，而应当深入了解古代阐释意识和阐释行为特征，这是阐释学面向传统求得新生的根基所在。李忠伟在讨论阐释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时提出，强制阐释论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上的要义是坚持对象自身的存在及存在的确定性，以及对象相对于理解、阐释和理论的独立性。如果将心理学上影响判断的偏见与噪音的区分应用在阐释活动上，强制阐释将导致阐释偏差的阐释偏见，这是一般的阐释学说所要关注的重要话题。傅永军通过再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重申“理解”与“说明”旨趣的不同。强制阐释本质上是一种被误认为阐释的认知行为。分清阐释文本的诠释学立场和认知文本的认识论立场，保持清醒的界限意识，强制阐释便无存身之处。
邓晓芒提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将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作为自己的重要主题，但他仍然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真理与方法”的套路。语言本身尽管被他置于“对话”的历史语境中，最终却免不了成为依赖于本体论的一种普遍“陈述”的方法，从而堵塞了语言学转向通往某种“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之路。梅?；衔苎Р偷暮诵娜挝裨谟?，既保留阐释学之为精神科学的精神性而非物质性，又保留阐释学之为精神科学的客观性而非任意性，从而建立我们时代真正的阐释学。
立足中国国情与文化
构筑宗教学“三大体系”
当今时代，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宗教风险是不可回避的全球治理难题。郑筱筠认为，坚持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防范化解全球宗教领域重大风险、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关于大数据与互联网宗教信息治理问题，李华伟提出，针对国内互联网宗教信息，应推动互联网宗教信息治理体系由碎片化向网格化转型，建立互联网宗教信息预警体系，全方位提升我国在宗教话语和宗教学话语方面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
立足中国国情与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当代中国宗教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卓新平提出，其学科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史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马克思主义宗教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宗教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学等分支学科；其学术体系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无神论和宗教社会批判等学术理论；其话语体系则包括论及“宗教”“神灵”“拜物教”和“异化”的话语等体系。吕建福认为，宗教中国化是对我国历史上宗教中国化发展演变规律做出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张宏斌提出，今天重新审视与发掘“儒释道”三教中的优秀质素，不仅是传统宗教文化适应新时代，完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完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必然要求。张志刚认为，从文化认同——“文化根脉”上夯实“宗教中国化”的义理基础，可为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中国化”备足历史传承的思想资源，带来不可或缺的现实启迪。金泽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在结构上至少应有三个特征：它的立场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它的情怀是中国的，它的眼光是世界的。
宗教学研究重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中的宗教的文化功能及其引导。孙浩然提出，客观分析宗教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影响力量、影响方式，正确研判宗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历史贡献、现实问题，从而制定有效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进入新阶段，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科学技术哲学与伦理学携手共进
在科学技术哲学和伦理学领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跨学科对话与学科交叉现象。
应用伦理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并与科技伦理学产生共鸣。万俊人认为，专业领域化与科技现代化给应用伦理学的具体研究提出了专业分化与科技装备两个基本要求。对于应用伦理学研究人员来说，要学会用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并解答当代乃至未来将要出现的各种特殊具体的应用伦理学问题。孙春晨认为，当今时代是科技改变社会发展形态和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时代，呼唤着中国伦理学新话语、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思想的诞生，需要应用伦理学各领域培养一大批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段伟文认为，“科技创新，伦理先行”的目的，是为科技创新构建伦理“软着陆”机制?？萍悸桌淼男仓?，需要进一步探索相应的面向多元共治的群体协同认识论。成素梅认为，我们的行动、感知、意图、道德等已经与当代信息技术内在地交织在一起，新的伦理框架的构建需要建立在关系自我、共享意识、休闲式劳动、颠覆各种二分观念的基础之上。
学界诉求面向未来的伦理学学科发展与创新。樊浩认为，伦理精神的自觉建构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课题，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亟须实施以“建构”为核心的文化战略。甘绍平认为，现代社会道德思维要深刻意识到其理论解释力可能出现的局限性，积极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所带来的挑战。袁祖社认为，伦理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质素，文明观念新形态的创建离不开对于新质的共同体生活的追求、坚持和建构。焦国成认为，面向好生活，引导人们以善的方式达到普遍的好生活，是伦理学的追求。王露璐认为，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由于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扩张，会导致种种现代性问题乃至“?；钡某鱿帧＠盥?、宋强认为，为了克服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人类需要构建包括非力量伦理、责任伦理和发展伦理在内的新伦理。
数字技术与信息文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魏敦友认为，人类正在加快走进一个人工智能的新时代。让我们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文世界，是当今人类一项最基本的使命。刘永谋认为，只有人人关注新科技的发展，人人争取应有权利，才能走出一条介于“AI理想国”与“AI机器国”之间更好的、现实的智能社会发展道路。杨庆峰认为，可以通过美德伦理学的有效复兴，应对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种种问题。廖备水认为，机器伦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自主智能系统的行为或行为序列与人类的道德判断对齐。王前认为，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认知机制的对应关系，需要通过认知科学和认知哲学的研究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证实。王天恩认为，信息文明的发展使人类存在方式发生根本转换，人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使人的社会化过程和自我意识的建构均发生重要转换。
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伦理学亦为学界所关注。杨通进认为，气候正义是一个具有较强实践取向和全球话语特征的议题，要为全球气候正义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史军认为，克服气候?；匦胫毓孤桌硖逑?，建构一种全新的人己、人际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心和、人和与天和。崔伊霞认为，化解人与自然的道德冲突与疏离，需要变革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
学界对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应用也有不少伦理反思。雷瑞鹏、白超、邱仁宗认为，有益原则应该在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诸伦理原则中拥有优先地位。毛新志认为，要加强人类基因编辑的治理研究特别是伦理治理研究，构建科学与高效的治理框架，促进人类基因编辑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邓文韬认为，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应有条件地支持人类增强的技术，又不能过度依赖技术而受欲望和技术反制。
反思与展望
反思2022年哲学研究，“两个结合”做得越好，理论创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就越强劲，具有引领性的思想力量就越掷地有声。专家学者一方面深入研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勾勒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关注哲学学科重大前沿和交叉问题，关注当代科技革命对哲学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的挑战。在新的一年，我国哲学研究应立足当下的中国与世界，坚持问题导向，转换研究范式，心系“国之大者”，围绕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围绕“三大体系”建设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等重大选题，继续推出高质量学术理论成果，提供一种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思想方案。
（执笔人：陆哲）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编辑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勉励国史学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2022年，历史学界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贺信精神为根本遵循，将学术研究与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紧密结合起来，围绕中国文明历史、历史学学科基础理论与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重大问题，不断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史、世界史各领域研究引向深入。本文仅就其中代表性成果做一概要述论。
中国古代史研究
先秦史传说时代的考古学阐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中华民族早期形成、夏商周历史文化重构、新出文献解读，均为本领域研究者所关注。
（一）传说时代的考古学阐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本年度研究在延续以考古资料阐释中华文明起源等问题的同时，加入了关于中华民族早期形成的讨论。王巍等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成果加以介绍，认为各区域文明之间及其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王震中认为，从五帝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东夷与华夏互化融合的最终结果是华夏民族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晁福林认为，作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思想基础，诸族间的观念认同起到了导夫先路的积极作用。江林昌认为，中华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起源、形态、特质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韩建业提出，距今8000多年前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疤煜挛拿鳌蹦Ｊ?，连同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至今的根本原因。史前宗教形态内涵与特质研究方面，李禹阶认为，良渚文化呈现出罕见而独特的自然主神崇拜及其政治体组织，使史前中国文化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特征。张弛认为，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长达2000多年间，意识形态的主体一直都是祖先崇拜。刘礼堂等提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呈现出规模逐渐扩大、范围逐渐拓展、信仰逐渐深化的趋势。
（二）夏商周历史文化重构和再认识。与以往不同，夏史、夏文化研究超越一般性的疑信之辨，更多关注于相关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揭示。沈长云认为，由于构成夏朝地区组织的各个族邦依然是一些血缘组织，因此只能视夏朝为早期国家。张国硕认为，太康居斟寻事件对于判定二里头文化、新砦期遗存的属性及确定后羿代夏遗存等问题至关重要。杜金鹏认为，殷墟在夏文化探索中具有特别的重要价值。商史、商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方面获得可贵进展。宋镇豪对深化殷商学研究问题从机构设置、政策扶持、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意见。曹建墩从文化价值的维度、常量与变量的问题、空间的维度三个方面对未来殷商文化的研究提出构想。李雪山从甲骨非文字资料研究的含义等方面对甲骨非文字资料研究问题提出思考。郭旭东从甲骨文字发现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与未来的主要任务两个方面对甲骨文字研究提出建议。
周史、周文化研究的兴趣点集中于社会组织、礼制、思想观念等方面。陈絜等认为，讨论商周宗亲组织结构的关键在于亚族（分族）、小子室家与宗氏三者间的关系辨析。王晖认为，周天子实行七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之上加上周文武王“周庙”以及高祖上帝、后稷庙。钱杭认为，单氏《逨盘》铭文中的世系是一个由子孙向建功立业的祖先表达崇拜之情的家族性“英雄”世系。赵世超认为，周人靠天命观论证其统治合法性，服制到西周后期开始走下坡路，春秋时更出现以除旧布新为内容的大变动。赵运涛认为，周厉王被逐后“周鉴”意识初步形成，幽平之际“周鉴”话语最终生成，“周鉴”成为贵族们伸张政治权利的话语依据。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受到关注。沈长云认为，中国古代自夏商周三代至鸦片战争以前所经历的社会，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何怀宏认为，从西周初叶，中国开始强烈地呈现出自己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色?？琢疃叭衔?，中国作为东方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与西方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黄玉顺则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
（三）“清华简”解读持续升温。其中，对《五纪》《参不韦》等篇的阐释尤为引人注目。曹峰认为，清华简《五纪》通过“五纪”等天道、“五德”等人道体现出来的“中”是最重要的概念。黄德宽对《五纪》篇简文构建的天人系统进行了解读。李均民认为，清华简《五纪》以“象”之概念作为物质存在的迹象，其意义广泛。贾连翔认为，《参不韦》所反映的是一套神祇系统的“结构”，与《五纪》内容颇可对应。马楠认为，《参不韦》涉及早期职官与职文，可能是《周礼》文献来源之一。
秦汉至宋代历史2022年，该领域成果的突出特点是，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深度结合，对传统问题的阐释与对新见资料的探讨相得益彰。
（一）国家治理研究趋于深化。社会演变是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因。卜宪群认为，秦汉国家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乡里治理模式之先河。王彦辉认为，秦汉时期国家对地方行徭实行总量控制、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的方针。臧知非认为，宗族与国家力量分合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的建立。陈松长认为，西汉长沙王国主要以三府主事。包伟民认为，马端临“乡役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耿元骊认为，社邑是唐五代宋初村民百姓自我维系的组织。鲁西奇认为，中国古代乡村长老的权力是王朝国家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段晴认为，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世俗文书生动展示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
（二）礼法制度研究获得新进展。汉文帝时期的刑制改革，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陈伟认为，胡家草场汉简律典显示出文帝改革伴随着身份制变化。邬文玲认为，赦令在减免刑事和民事责任方面具有效力。杨英认为，中古早期国家礼制在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间在不断调适。雷闻认为，隋唐时期的聚众之禁趋向严厉，与隋唐王朝重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秩序有关。黄正建认为，唐代的格有两种类型，其演化存在差异。
（三）民族交融与中国认同研究取得新突破。王子今认为，对于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认识、理解和说明，是否“顺其时”是一个合理判断的基点。史党社认为，东汉以“汉人”为主要角色，各民族继续互动与融合，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赵永春认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将中国古代民族（政权）统一于“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共同体意识”便是古代的“中国认同”。江湄认为，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王善军认为，女真贵种内部的分化与差异成为女真族政治等级形成的基础。冯立君认为，中古辽西对中原与东北的联通使辽西地区的政治变化和人群流移呈现出胡汉融合与政治统一的脉络。石硕认为，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产生了浓缩中国文化特质的词语“中华”，“中华”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史金波认为，中古古代合璧文字文献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例证。彭向前认为，辽宋西夏金时期，黄帝作为民族共祖形象得到弘扬。
（四）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荣新江认为，从江南写本典籍在西域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东亚、北亚、中亚、南亚通过丝绸之路发生的互动关系。孙英刚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杨军认为，《北行日录》反映的宋金饮食文化交融是双向同时进行的。孟宪实认为，丝绸之路开辟后，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魏迎春认为，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民族成分复杂、文明元素多元。
（五）宋史研究取得重要成果。邓小南认为，制度初衷与现实折中的张力所带来的“空间”，是制度史研究富有魅力之处。姜锡东认为，宋代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超过前代，并居于当时全球领先地位。李华瑞认为，以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经政策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陈峰认为，宋代首创的文官掌军制度是在汲取历史教训并强化管控将帅规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曹家齐认为，宋代交通重心先东移、继而南移，是国际政治格局与宋朝内部诸因素联动的结果。柴荣认为，宋代女性土地权利主要来源于赠予或继承，对女性土地权利的?；け种厥邮导市Ч恼逍苑衫砺?。
元明清史2022年，该领域研究密切关注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国家治理、金融史和财政史等方面。
（一）东西方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研究新见迭出。葛兆光提出，蒙古时代之后的亚洲东部海域或环东海南海区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进行研究。邱江宁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于元大都，使元大都充满世界性特征。马晓林强调了马可·波罗与和德理的旅行记作为史料的可靠性和重要性。阳融寒认为，元青花瓷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与伊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张强认为，明代隆庆万历前后一些身处中欧交流前线的福建人率先在欧洲地理认识上产生突破。李新烽提出，郑和七下西洋四赴非洲，是古代中非交流史的巅峰。新形势下弘扬郑和精神，将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树立典范。郭筠等提出，元明时期的霍尔木兹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际化港口，见证了中世纪繁荣的中阿贸易以及文明互鉴。
（二）国家治理研究得到凸显。学者聚焦元明清的国家治理情况，尤为关注制度变化、治理实践以及边疆治理方面。制度变化方面。窦相国认为，提控案牍的出现是结合蒙古旧制继承和发展宋金两朝文书管理制度的产物。于逢春等认为，明朝以防民为主的国策导致宋元两朝初步形成的海陆双重帝国架构瓦解。陈博翼认为，明代军、兵两大系统的分立使能够统一调度的监察体系在应对动乱的过程中强化了权力。胡存璐认为，清代州县官署理制度原是为避免官员因事出缺造成官位空悬而制定的，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产生了众多弊端。治理实践方面。宋可达提出，太湖流域行政区划的长期分裂是明代江南治水管理机制不断调整的重要原因。郑备军等认为，清代浙江经济性会社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冯贤亮讨论了清代江南乡村的社会治理，认为官方的介入和干预程度在基层社会仍然较高。邓建鹏认为，清代州县司法实践与制度之间存在较大背离。边疆治理方面。何强认为，茶叶边销既可为清政府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又能降低治理边疆的成本。祁志浩认为，清代云南社仓在与“倮夷穷民”的日常合作中，达成信任关系，缔造认同意识。王泉伟提出，沿海厅的创立是清朝为适应海洋环境而进行的一种较为成功的制度实践。
（三）金融史和财政史研究热度不减。曹树基认为，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刘凤云提出，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是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罗冬阳提出，清乾隆朝的银钱二元货币体系臻于完成，促进了省级财政发育、地方市场繁荣。清代后期财政变革也受到重视。何永智认为，清嘉道两朝外省捐监彰显出强大的财政吸纳能力，成为清朝维持财政运转的重要支撑。陈锋认为，清代咸丰年间以降，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财政”渐次形成。倪玉平认为，咸同时期的政府借债步履蹒跚，对内举债无法获得成功，对外举债却屡次展开。
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史研究
2022年，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史研究在“三大体系”建设、抗日战争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等领域涌现出一批新成果。
（一）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如何构建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既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旨趣，也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围绕推进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马敏、欧阳哲生等人分别从核心概念、学科体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民国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等分支学科就如何推进三大体系建设进行了探讨。王先明、崔志海等人分别从近代社会史、近代政治史、近代思想史和近代文化史等具体学科入手，提出可行的研究新思路。9月1—2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暨三大体系建设青年学者论坛（第二届）”召开，与会学者开展了多领域、深层次的学术对话。12月7日，“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前瞻”会议召开，与会学者畅谈了“三大体系”建设及其存在的问题。
（二）聚焦国家治理。近年来，国家治理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这一趋势在2022年度得到了延续。政治制度变革，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集中体现。政治制度变革影响国家治理成效。周海建强调，北京政变后，内阁政制的复杂性与军阀间的矛盾交互影响，导致民初政制体系的消亡。周志永指出，谭延闿反对“皇族内阁”失败后，对清廷由希望变为绝望并最终倒向革命?；闵缁嶂卫硎枪抑卫碇匾方凇Ａ醭咳衔?，《资政新篇》提出全面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治理方略。李平亮提出，以新式社团为中心的乡村权力格局的形成及其与民间社会组织的糅合与冲突，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曲折性。
（三）深化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学界以此为契机，侧重对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关注全民族抗战研究。王凤青认为，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形成关于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一系列理论认识。姜玉齐等指出，《新华日报》担当了在国统区开展政治动员的重任，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吴敏超探讨了战争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实况、演变与运行机制。徐建等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自来水公司在保障战时首都军民用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九一八事变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徐志民认为，中国共产党率先擎起抗日大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杨丽萍等指出，中共展开战略性“团结”叙事，与统一战线互相构建、型塑。张生认为，李顿调查团的关内之行，体现了国民政府时代外交的姿态和面相。王美平强调，日本出台的《满蒙时局措施方案大纲》是日本政府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宣言书，所谓“关东军独走说”实属片面。
（四）构建党史学科体系。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设立，对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而言具有标识性意义。学界围绕党史学科建设、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郭若平、李金铮、罗平汉、石瑶、杨凤城、梁志以“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为题，分别从重塑党史研究学科风格、厘清“大党史”概念、树立“大党史”研究风格和理念、创新发展传统党史研究、加强党史与世界史的交流对话等方面对党史一级学科建设建言献策。王炳林、林绪武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展开讨论，分别从“三大体系”建设以及中共党史、党建两个二级学科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议?？谷崭莸匮芯慷嗟憧?。陕甘宁边区、华北各根据地研究成果丰厚，华南敌后抗战研究迅速崛起?；普秩衔?，陕甘宁边区有建立自给经济的资源，也确立了各项制度，促进边区建立了自给经济体系。朱东北等认为，中共中央抵陕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是抗战与生产的关键。李叶鹏认为，太行与太岳根据地管理村财政较为成功。
（五）大力挖掘新史料。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整理、公布，史料推陈出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海外与中国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方面，吴景平分析了抗战爆发前后中英之间的各项金融合作。汪朝光谈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海外所藏史料的关联。金以林考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征集、整理和研究利用海外红色档案的情况。戴建兵介绍了与正定相关的海外所地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宋佩玉探讨了收集、整理的英国藏汇丰银行涉华档案与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研究。近代史档案资料汇编成果迭出。2022年，《近代商人团体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未刊稿汇编（第二辑·电报档）》《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六辑）等档案资料相继出版。此外，货币金融史、概念史、医疗史、环境史、社会文化史等领域也颇多建树。
（六）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于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沈湘平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即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
（七）国史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城乡关系、水利史、环境史、医疗史备受重视。郭旭红等认为，系统研究新中国城乡关系理论及其实践，既可以为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智力支持，也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处理城乡关系贡献中国智慧。刘晓泉认为，1949—1959年是新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探索的奠基时期，总体呈现“集中—放权—集中”的基本轨迹。水利史继续得到关注。张俊峰认为，从最初的水利工程、水利技术史到如今的水利社会史，再到未来“以水为中心”的水的社会史研究，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
世界史研究
大力推进自身学科建设，积极参与探索新增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发展路径，致力于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2022年世界史研究的热点。
（一）推进世界史学科建设。经过探索和不断酝酿，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李世安等认为，我们要在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把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中国话语权，在世界史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进一步完善以“十月革命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以二战为界、把世界现代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并与时俱进。9月17日，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主办了“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反思与前瞻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世界史学科取得的成绩、遇到的挑战、未来的团队建设、特色培育等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学者聚焦如何从长远角度解决这些难题，促进世界史学科的稳步均衡发展。世界史研究的途径、目标和任务等，尤其是团队建设和学科特色培育，是一项长期积累之后始有成效的工作。与会学者就此达成几点共识：第一，要致力于建立学术共同体；第二，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第三，大力培育学科特色。
（二）积极探索“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路径。2022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文件，“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的一级学科。在“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和发展中世界史应该有何作为？广大世界史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7月9日，“区域国别与世界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召开。此次会议既是一次以更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标识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引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誓师会，也是思考世界史发展方向的交流会。11月11日，东北师范大学与国内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举办“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专家表示，世界史研究人员应当积极参与该学科的建设。在“区域国别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奠基阶段，世界史学科要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杨共乐、梁占军、汪诗明、李秉忠围绕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体系建设、世界现代史学科参与国别区域研究的优势与路径、区域国别研究对国别史研究范式的启迪以及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传统与本土的实践等，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认识。
（三）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不论中国史家对引入欧美史学持何种态度，其落脚点都在于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如何使中国史家在国际学术竞争中获得较大发言权。李剑鸣认为，当前中国史家仍须努力在领域、议题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产生一大批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系列足以架构中国历史进而可用于阐释世界历史、引导国际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顾銮斋认为，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认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明晰“西方中心论”的传入历史，评估其存在的现状和突破的难度。
（四）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在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肆虐的情况下，世界史各领域的学术团体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学术会议，提供交流平台。7—12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世界现代史专业委员会等，分别与兄弟研究单位或高校合作，举办了各自的学术年会、青年论坛或历史文化研讨班。
反思与展望
2022年的历史学研究异彩纷呈，限于篇幅，还有不少亮点和成绩未能一一提及。总体而言，本年度的历史学实证研究（如中华文明探源、中国国家起源与中华民族早期形成、夏商周历史文化重构、国家治理）稳步推进，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如世界史、党史）及史料库建设（近代史）和史料阐释（清华简等新出文献）均取得一系列新创获。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关于中外历史重大问题的认知，为新时代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和下一步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展望未来发展趋势，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似有进一步深化或拓展的必要。第一，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应进一步落实“多学科”“跨学科”联合攻关，更加科学审慎地处理考古学与历史学材料的对应关系，更加凸显实证研究的思想性和问题意识。第二，近代史研究中，应关注并妥善解决诸如西方理论本土化、实证研究碎片化、学科壁垒森严、理论思维淡化等问题；新中国史研究中，应加强学科建设，明确国史与党史的边界划分，推动史料整理与数字化深入展开。第三，世界史研究中，应持续提升研究队伍质量，优化学科布局，注重高水平原创性成果的推出力度，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我们相信，在来年的工作中，广大史学工作者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执笔：史学步）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编辑部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蔽难ё苁峭桓鍪贝木衤龆?、社会氛围息息相通。2022年，是全国人民喜迎二十大、砥砺新征程的一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022年的文学研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更宏大的历史观、更包容的文明观、更开放的学科观，研究中国问题、时代问题，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其主体意识、文化自觉和中国特色愈发鲜明。人民文艺引领学术主潮，传统文化厚植文化自信，文明互鉴深化思想境界，基础研究筑牢学科之根，方法创新拓宽研究视界，成为文学研究的鲜明特征。
人民文艺引领学术主潮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人民文艺成为文学创作的价值旨归，人民文艺也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话语。围绕着人民文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时代文艺、延安《讲话》成为三个关键词，分别从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个维度展开对人民文艺的新诠释。
（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历史。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是理论批评界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使命。张江认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深入人心，文艺理论和批评才能接地气，有活力；只有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艺现象、文艺现场的阐释能力，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力量。党圣元认为，深化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研究，一要在“为何”和“何为”的体用两个维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二要突出通经致用、明体达用，建立起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新的阐释原则；三要以丰富多样的学术研究实践回答时代之问，使文艺理论批评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之中。宋伟提出，应从“范式革命”的视域出发，重申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转变”的真正内涵，彰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段吉方认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要着眼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创新与自主构建。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之路，也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化的重要条件。谭好哲认为，在理论演进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是以“民族形式”的追求为起点的。王杰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艺术创新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理论特征。泓峻考察了传统观念介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具体方式。
（二）新时代文艺
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铁凝认为，如何展现时代精神的高度，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是新时代文学面临的根本命题。李云雷从主题之新、意识之新、经验之新、格局之新阐释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巨大变化与革新，探索新时代文学如何将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转化为新的故事、新的艺术、新的经典。李遇春认为，新时代文学在人民性、时代性和传统性上都呈现出了新的理论特质。张跣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每个作家必须面对的根本性问题，真正的作家必须植根时代而又超越时代、照亮生活。
乡村文学和工业题材创作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焦点。吴义勤认为，无论聚焦新时代农村变化还是挖掘乡土传统，现时代乡土文学不断丰富内容构成，提升主体厚重感，蕴含丰富的故事资源和思想能量。王尧、张丽军、张凡聚焦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文学创作，从思想内涵、文化价值、创作风格、叙事特征、美学取向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分析当下乡村文学书写的新质，在与之前乡村文学创作的比较中指出其未来发展路向。白烨、孟繁华、贺绍俊、张学昕强调人民是文学创作表现的主体，也是接受和评判的主体，提倡应着力挖掘新时代工业题材作品如何书写人民走进历史、创造历史的生动感人历程。
（三）延安《讲话》
2022年，适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赵学勇认为，《讲话》确立了“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人民大众文化创造的主体地位以及人的解放的价值追求，使中国文艺的发展获得了空前的文化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拓展了《讲话》的文化创造精神和文艺的人民性内涵，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根本遵循。李继凯认为，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三个重要文本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工作的三次非同凡响的论说，标志着革命文艺观不变的价值内核以及与时代相适应的丰富发展，彰显了人民本位文艺观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贺桂梅从《讲话》解决的核心问题出发，讨论人民文艺的原点性问题。姜涛以沙汀作品为例，讨论《讲话》在国统区的影响以及现实主义在国统区的可能路径。程凯突破文艺论的视角，将《讲话》放置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大坐标中研究。魏然讨论《讲话》作为中国理论与经验在阿根廷的接受和启示。
传统文化厚植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对于如何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下功夫，增强文化自觉、增进文化认同、彰显文化自信，文学研究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董学文认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打开对传统文化实现批判、继承、发展统一之门的金钥匙，是对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途径给出的新答案。高建平认为，把握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当今美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张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的大框架下，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是指导我国美学理论研究和当下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重要理论命题。
（二）激活经典阐释传统构建当代学术话语
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学是几代学者的夙愿，激活中国经典阐释传统成为构建当代学术话语的重要途径。张江提出，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李红岩认为，建构中国阐释学首先需要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明晰我们民族的语言特色和阐释特色，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谷鹏飞提出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形成一种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郑伟认为，如果说西方人通过“理解”将“阐释”封闭在此在的生命世界，进而把文本当成了思想的试验场，则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阐释”把“理解”导向社会生活的实践领域。
（三）探究现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文化基因
现当代文学文化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得到细致探究，这在鲁迅研究中体现明显。汪卫东、何欣潼突破从现代文学性入手探讨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常规，将其放到中国固有的文章传统中考察，认为鲁迅杂文创造性地承续了千年文章传统。刘春勇指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章”进行两种创造性转化，正因此成为伟大而独特的文学行动者。孙郁对鲁迅戏剧观念的复杂性进行再解读，认为鲁迅批判旧戏剧的同时，也珍视乡间艺术，戏剧影响了其艺术审美。谭桂林、黄乔生分别考证鲁迅抄习佛经的具体史实，指出鲁迅的精神和人格受到几次佛学修习的影响。
将对现当代文学的讨论放置在中华文学史的长时段中进行审视亦是一个趋势。钱理群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认为开放、包容、独创性，“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结合，坚守思想和艺术的独立探索是其重要特征。汪卫东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散文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血脉和基因，突破了仅在现代文学格局中研究散文的思路。张清华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真正找回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它们不仅使用了一套古老的讲故事的套路，更重要的是使用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时间观与世界观。沈庆利重思现代白话小说的起点问题，探讨《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现代性特征以及《孽?；ā贰独喜杏渭恰返鹊目艘庖?。李浴洋讨论“整理国故”运动对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生成的影响。吴俊、樊星、王宏图、何平等着力开掘了格非等当代作家作品与传统小说的勾连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
文明互鉴深化思想境界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比死嗬肥且环煌拿飨嗷ソ涣骰ゼ暮晡盎?，世界学术也是一部不同思想相互影响渗透的壮丽史诗。以学术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交流互鉴深化学术研究，这是2022年文学研究的一大着力点。
（一）以比较的视野观照中国文论
建构当代中国文论，需要在中西对照中明晰中国文论的范式和特质，并在时代的发展中赋予这些特质当代内涵。高楠认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可以概括为理论建构的超越机制与双域调节机制，这样的机制与西方理论范式的非超越的延续机制具有明显差异。李建中认为，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在世界文学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中国性”。张法从虚实关系的角度重新梳理了中西文论的传统和新变，指出理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点和演进历程对中国文论重建的特殊意义。曾军提出，“多元网络”的外在多样性、“西学中的中学”和“中学中的西学”的内在多样性、“西化与化西的双重变奏”的未完成性以及以“今中”作为学术立场的“古今中西的对话”，构成了“在世界中”的中西对话何以可能的方法论基础。
（二）以主体的目光打量中外文学
立足于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我们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也应当加入文化比较的视野和眼光，促进中西文论的互鉴互融。张隆溪对后理论时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再探讨、陈众议对中外文学原理的讨论、方维规分析误译背后的概念史问题，均视野开阔，论述透辟。王宁认为，在国际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文学版图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蒋承勇提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是拓展与深化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张西平对作为一种文明观的文明互鉴的讨论、刘耘华对19世纪德国的中国形象的研究、朱振武对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关系的分析、高旭东对文学伦理学中国资源的挖掘、纪建勋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季进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李庆本从跨文化阐释角度分析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均有助于在学理层面深化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解和认识。
（三）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元素成为思考热点
文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往往交相辉映。洪子诚以1954年《文艺学习》第5期刊登的一份书目为切入点，考察了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如何采用移植、挪用、吸纳、改写等手法处理外国文学资源。赵京华对《阿Q正传》在日本九十年的传播和接受进行梳理，探讨经典之作的世界意义。梁海军、尹鹏凯探讨丁玲作品在法国的接受，为从女权主义视角审视丁玲提供了外部视角参考。张珣分析了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成败得失。顾文艳论述了德语文学机制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呈现出的学术、商业与经典三种机制导向。刘建军分析了翻译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知识再造的关系。孙艺风讨论了翻译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出要更加稳妥地处理好跨文化的不可译性问题，同时在中西文学之间建立更具活力和成效的对话机制。
基础研究筑牢学科之根
没有基础研究的扎实根基，学术研究就缺乏稳健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创新，学术研究就缺乏紧跟时代的持续动力。对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反思性和创新性研究，是本年度文学研究的重心。
（一）经典理论问题的深入阐发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命题进行富于时代气息的新阐发，是激活其内在活力和现实意义的基本途径。张永清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这一经典理论命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拓展与突破，对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富有历史意味的探索。赵炎秋和党圣元则分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考察了现实主义理论原则和创作方法。赵炎秋认为，与欧美现实主义文论相比，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底色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强烈的政治性和理论的先导性，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是现实选择的结果。党圣元则认为，在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语境中，现实主义文论呈现出新态势、面临着新挑战，现实主义“何为”与“为何”，成为亟须厘清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新的现实中重新思考文学理论基础问题，是文学研究创新发展永不枯竭的生长点。通过以历史化眼光对雅俗这对重要的文化概念的重新审视，南帆强调，每一个历史阶段对于雅俗的重新理解，往往表明审美趣味与历史之间正在重新建立联系，雅俗之辩始终是文化参与历史的见证。针对阐释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张江强调公共性是阐释的根本特征之一，公共理性是激发和推动阐释的积极动力，是约束和规范阐释的框架标准，是衡量阐释有效性的基本尺度。围绕当代社会“文学何为”的问题，金惠敏辨析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的前途在于文化化，而文化化则意味着建构一种文化差异共同体。针对“艺术何为”的问题，杜卫探讨了经典艺术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生境界的特殊价值，认为艺术人生是一种阔达的“天地境界”，既是对现实人生的超越，更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有效介入和必要补充。
（二）重要学术话语的价值重估
在重要学术话语重释方面，罗钢认为，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方能准确理解中西诗学中“比兴”和“讽寓”两个重要观念“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的内涵及其历史、文化差异。过常宝认为，“诗言志”在先秦时期还不是一个诗学概念，从儒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到教化诗学的施行，“诗言志”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王秀臣采取生成性而不是定型化观念，动态理解六艺以及中国古典学术的发展过程，阐发其内涵的丰富性、语境的具体性、影响的深刻性。肖鹰认为，从“风骨”“气象”到“神韵”的美学追求，是关于中国诗歌和中国艺术的本体精神建构，是中国诗学之本。钱志熙认为，南朝至唐代“人文化成”文学观流行，不仅具文学复古、文学教化意义，而且有缘饰上层文治及其文学创作的功能。陈维昭认为，“演”应被视为明清小说学的核心理念，不应忽略理念推演在作家营造艺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创性。
（三）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深化
经典作家作品是取之不尽的文学宝藏。围绕经典作品、作家和学术现象，研究界揭示新角度，提出新论断，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刘毓庆等通过探讨《诗经》相关篇章与春秋史实的关联，再论《诗》、史互补互证之学术命题。王小盾等认为，以《乐府诗集》的结构为思想路线的研究工作，使作为对象的《乐府诗集》呈现出作为方法的意义。蒋寅重提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从经典化的视角提出杜甫的诗歌史意义超过李白的理由在于杜诗创造了一种与古典审美理想相联系的有关“老”境的诗歌美学。葛晓音对韩愈“以文为诗”重新考辨，认为韩愈长篇古诗的节奏处理，并未以散文的概念和逻辑来取代诗歌应有的情绪、感受和言外之意。莫砺锋重估罗隐的文学史地位，认为其诗歌总体成就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造诣两个方面都达到了唐末诗歌的最高水平。朱刚重新解读了苏轼诗歌中的“江湖”书写，将其建构为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景观的诗意空间。吴承学认为，《沧浪诗话》与宋代理学的关系可以从诗歌理想与人格理想、诗歌境界与圣贤气象、学诗门径与学理门径等方面找到关联。左东岭则从易代之际文学思想演变的角度对元明之际和陶诗进行研究，从一个侧面呈现易代之际的文学风尚。
吴晓东通过对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文学作品的讨论，分析五四时期现代主体的特征和精神经验。张旭东从鲁迅文学历史形成和风格自我重现两个方面，对作为批评对象的鲁迅文学进行总体性考察，界定了鲁迅文学风格的复杂性、统一性与历史性。郜元宝以《故事新编》部分篇目的题目修改为例，展示鲁迅文学创作的严肃态度，探讨现当代作家手稿的研究方法。陈晓明认为只有放在“漫长的20世纪”的经验中，才能理解《平凡的世界》揭示的中国乡村发生变革的历史意义。王兆胜认为林语堂有一个独特的少年儿童世界，形成独到的少年儿童思想，突出体现在自由、快乐、游戏、梦想中成长的问题等方面。周保欣力图融通文学与史学、地学，分析当代小说创作中形成的舆地学写作特征。王泽龙则在路径问题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历史语境与再问题化、现代价值观与知识体系更新、诗性关注与理论创新予以关注。
方法创新拓宽研究视界
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关键。方法是工具，提高效能；方法是路径，引导方向；方法是视野，拓展可能性。研究方法的创新为本年度的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风貌。
（一）以阐释学方法重思理论创造新路径
阐释学以理解和解释为中心，是基础学科中的基础学科，既是本体论的思考，也是方法论的凝聚。李春青提出，文学阐释学把文学的“虚拟空间”“意义世界”“关系网络”均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不同层次的意义建构将方法论和本体论融为一体，从而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学研究路向。傅其林认为，文学阐释的悖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的复杂性、悖论性的回应，也是对文学理解与阐释的实质性与丰富性的确认，文学阐释的悖论并不意味着阐释的困惑或旋涡，而是在悖论中发现意义，在矛盾中寻觅生机，在张力中传承革新。刘彦顺认为，文学阐释学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文学文本，而是在意义上呈现出时机化的、在时态上正在进行着的、在时体上流畅的且构成方式是绝对同时性的文学阅读生活。曹顺庆提出了一种“比较文学阐释学”的构想，借由这一研究模式，比较文学可以为文明互释、东西互鉴正名。刘月新提出，创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应该从传统的立法型文学理论走向现代的阐释型文学理论，在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文学观念与当代文学现象的阐释中从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二）多维度拓展文学研究方法论
朝戈金认为，应立足口头文学之本体，围绕口头文学之问题，引入多学科视域构建全观诗学的文学阐释体系，实现分析方法与整体方法的深度结合。景海峰从口传到书写的视角，探讨了儒家经典形式转换的诠释学意义。冯胜利提出汉语韵律文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汉语韵律文学史为文学史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以语言为基础发掘不同文学艺术之美的新方法和研究路径。梅新林认为要引入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既有学术研究体系进行系统性变革，为古代小说研究重构一种新型空间阐释模式。陆胤认为，近代文学研究至今仍面临着经典化不足的困难，根据近代文学的文献特点和学科特性，应重视近代文学研究的生活史维度。王庆华重视文学研究的物质文化因素，提示对话本小说发生起源研究的学术争论，应深化文献综合研究，揭示作品作为书籍的历史存在全过程。沙先一等从文学、艺术交融角度，关注了清词自度曲的创作方式及其音乐、文本的双重形态意义。刘勇强提出小说知识学的建构，认为需从知识角度审视中国古代小说。史伟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西方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的观念、方法对近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影响。
（三）借力数字革命开启文学研究新契机
数字人文的发展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变革提供了可能。刘石认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人文的兴起，更具方法论和本体论意义的“InformationScience”已经出现，应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创建“数字文献学”。王兆鹏认为，数字人文研究应在文献数据化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可操作的计算批评实践。赵薇认为，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量化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诸多问题上进展迅速，计算技术与文学阐释结合，形成了可操作的批评路径。
新媒介、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概念层出不穷，与经典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张力，为文学理论话语创新带来了契机。通过反思元宇宙的限度，南帆认为，元宇宙仅仅是感官感觉真实，元宇宙与现实社会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依赖。单小曦提出，“元宇宙”文艺世界要素的根本特质体现在它是一个自创生信息系统，形成了数字信息化的存在方式。刘方喜则以“脑工的终结”标识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黎杨全提出建设一种数字时代大文艺观的构想，将作品外的“活动”包括在内，并使之交流贯穿。通过考察图像隐喻的运作机制，牛宏宝指出对图像隐喻的思考，可以把我们带入对图像符号意义生成的自觉中。
反思与展望
文学传承着历史，牵系着未来?；赝?022年的文学研究，可以看到，学术与时代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交融的关系越发明显，文学研究回答时代之问、时代之问深化文学研究的良性互动格局日渐明晰，主体意识、中国特色和文化自觉正成为文学研究界新的共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跨文化视野以及对新的文学文化现象的敏锐把捉和深入思考方面，文学研究仍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今后的文学研究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植根时代，超越时代，强化主体意识，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把握文学研究守正创新的内在逻辑，锻造学术精品，弘扬中国精神，不断推动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行稳致远。
（执笔：文渊）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一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国内外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导向，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深入解读经济实践，系统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意蕴及其独创性贡献，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呈现出扎根中国大地、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特色。
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学者们一致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何立峰表示，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从经济和政治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经济发展原则、经济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生产和需要关系、社会再生产、世界经济等维度，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逄锦聚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目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集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党统一领导经济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于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
2022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研究阐释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与逻辑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关注和热议的重点。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人民中心论”“本国国情论”“文明协调论”“和平发展论”为内核，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超越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打破了发展中国家依附发展理论的教条，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新路径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任务。顾海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更加鲜亮的中国特色，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更加显著的中国底蕴。“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规定，夯实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任保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原理与我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时代特征的特殊性相结合的现代化模式创新，突出表现为经济现代化、社会进程现代化、城乡区域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迫夯廴衔忧康扯跃霉ぷ鞯募型骋涣斓际切率贝泄孟执母颈ＶぁＯ敖骄盟枷肭康鞯氖迪稚缁嶂饕逑执椭谢褡逦按蟾葱说母灸勘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要求，坚持党对经济现代化事业全面领导的根本保证要求，不仅是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所在，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刘伟表示，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核心抓手。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外部环境挑战；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建设现代化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增长质量的有效提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林毅夫认为，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具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特征的、即在每个时点上给定又随着时间动态变化的要素禀赋，以及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有助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蔡昉针对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补足的短板，建议通过前沿自主创新形成创造性破坏机制，显著缩小与中高收入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继续推动资源重新配置，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强社会共济、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加快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谢伏瞻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作为重中之重，必须以强大的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王一鸣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先手棋，是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王跃生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刻体现了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要求和时代特征，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高培勇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芭１亲印?，统筹好市场主体发展和安全以及财政发展和安全。
深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2022年，我国经济理论界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形成了一批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新颖观点，在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当代价值的同时，为谱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作出了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
资本是马克思开展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范畴，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支配性力量。当资本进入无序扩张的状态时，其消极作用将逐步取代资本增殖的积极作用，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需要正确看待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合理“驾驭资本”。郭威认为，资本扩张产生于资本对劳动的绝对占有和支配，由资本自然属性延伸出资本对利润无限和无止境的欲望是资本扩张的根本原因。刘凤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的新动向并不会消除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反而会产生新的消费困境，加重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剥削等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中根深蒂固的资本逻辑，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加之资本拜物教引致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引发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混乱与动荡。西方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利润导向和私有化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不仅暴露了其公共卫生体系缺陷，以致政府职能缺位和应对乏力，还激化了金融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凸显。袁辉强调，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再生产始终面临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内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基础与金融体系之间矛盾的约束，尽管货币当局可以规训货币金融体系，并在?；笔┮栽郑薹ㄏ；??？杉时驹鲋陈呒亲时局饕逦；母驹?，资本技术逻辑和资本空间逻辑表面上延缓而实质上加剧、加深了资本主义?；?。
资本逻辑作用下的世界历史趋势走向对外扩张掠夺的霸权主义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循环机制主要体现为跨国生产过程与跨国流通过程。其中，跨国生产过程以建立跨国剥削体系为前提而表现出剥削性质，跨国流通过程则以形成世界市场为前提而表现出掠夺性质。宋宪萍认为，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本逻辑导向的世界经济金融化与空间化并不能解决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放大了全球价值链中的风险。基于资本逻辑的风险治理和防控显然无法通过跨国公司主导的风险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葛浩阳认为，资本的掠夺扩张逻辑导致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随着美国新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消亡、终结和反霸权力量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性崛起，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利益分配更加均衡的方向变革。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和资本逻辑相互强化，构建了数字资本扩张、平台垄断、数字劳动剥削以及平台资本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等新范畴，需要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深化认识并加强引导和规制。贺立龙认为，数字资本“垄断性”扩张根源于数字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平台垄断进一步强化了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实现了对海量用户数据的自然占有与隐性剥夺，逐渐呈现出“数字统治”的趋势性特征。张亮认为，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辩证关系逻辑，才能超越传统数字商品“生产论域”的批判边界、突破数字资本附身“生产领域”的认知闭环，清除资本增殖逻辑在流通领域“视而不见”的理论盲点。肖锋则强调，数字技术应成为解放劳动者的新手段而非资本逻辑下的异化新工具。也就是说，新技术只有在超越了资本主义应用的狭隘界限后才能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
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理论界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与时代担当。洪银兴认为，中国经济学不应停留在抽象概念分析上，而是要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汲取西方经济学积极成果的同时，植根于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成为致用的经济学科。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定位表现为：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对经济运行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定位于现代化阶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吕炜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经典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公认的基本理论和前沿理论融通起来，建立具有科学性、实用性与系统性的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应用过程中所需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及其内在逻辑规律。刘元春总结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必须避免的四个理论创新陷阱。一是简单延续传统流派的分析框架，将中国实践作为这些流派理论的中国案例运用；二是简单地停留在中国实践的政策分析上，不能在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实践的新规律、新典型事实和新逻辑演绎模式；三是简单地停留在思想性的批判上，没有切实转化为具有实证特色的理论方法和理论体系构建；四是大多停留在局部领域的知识创新，没有从整个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框架以及经济哲学层面进行体系化创新。金碚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基底必然是富含历史和经验因素的中国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可以从中国经济研究中透视世界经济，也可以从中国特色研究中比较各国模式，因此具有极大的学术张力。
聚焦经济领域重大现实问题
进入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以来，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重大现实与热点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2022年，我国经济理论界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兼具全球视野与历史观照的学理探讨。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不断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蒋永穆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筑牢共同富裕实现前提的关键举措、助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的现实需要、满足共同富裕实现要求的应有之义，要从根本上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等现实挑战。郭克莎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增强消费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内在要求。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要在微观层面兼顾效率和公平、协调差距与共享，并从宏观层面进行政策调节。李实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归纳为“提低”，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财产水平及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收入水平。陈宗胜强调，我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故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是勤劳致富。同时，与公有制主体经济并存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王亚华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对过去提出的重要农村战略的系统总结和升华，既涵盖以往各历史时期党的农村战略思想精华，也顺应国情变化赋予农村发展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新内涵。叶兴庆强调，乡村振兴应提高包容性，把乡村振兴的过程变成缩小城乡之间、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农村之间差距的过程；推进城乡双向开放，让工业化城镇化的增长效应更公平地扩散到广大农村，使广大农民受益；提高农业发展的包容性，让小农户以更大比例分享高效农业发展的红利；消除制度性差距，让农民农村在再分配中以更大比例获益；应重点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的重要作用。姜长云强调，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要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多元化综合化融合化发展，注意推进乡村产业适地适度发展和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更好地带动农民共同富裕?；褂醒д呗壑ち斯掏卣雇哑豆ゼ岢晒胪平绱逭裥酥涞墓叵?，认为脱贫攻坚解决了乡村振兴的前端问题与底线短板，乡村振兴则可以为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方案。实现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本质，是通过缩小乡村内部分化水平，在转型统筹与良性互馈机制下，提升乡村居民发展能力与村庄发展禀赋的过程。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新发展阶段的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完善空间治理、保障民生底线”，在突出地区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相对平衡。孙久文建议，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在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过程中稳步推进。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快缩小东西发展差距，重视南北发展差距新动向，推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形成协调发展大势?；褂醒д呓ㄒ槲乒抑卮笄蚍⒄拐铰裕远嗖愦?、体系化的布局，实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区域发展紧密互动和深度融合。范恒山认为，“十四五”期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包括：倾力支持“泥沼地区”走出困境、实现重振；增强城市群、都市圈对周边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引领作用；高度重视省际交界地区合作联动发展；注重大区域协同联动与小空间因情制宜的有机结合；强化推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政策安排；实现区域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一体协同；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遵循。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高效流动。刘守英强调，现阶段城乡格局呈现出由单向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的城乡融合新形态，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制度壁垒，促进城乡统一大市场建设，让各类要素和资源在城乡间互动配置，实现高效利用。刘志彪表示，企业因市场势力而形成的垄断并非现阶段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因素，经济转型发展中的横向地方政府治理值得关注，同时要以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陆铭认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在于调整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追求多元化的发展目标；强化问责制，引导地方经济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压实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的主体责任，呼吁以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中国顺应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而作出的战略选择。江小涓认为，制度型开放最大的特点是透明、稳定和可预期，同时让市场对跨境资源配置发挥更大作用，有助于增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信心。钱学锋强调，国际分工已经深化到以要素分工为特征的生产一体化阶段，制度型开放是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相适应的开放形态。魏浩认为，中国的制度型开放经历了初步探索和有序调整、主动对接和渐进开放、深度融入和创新引领三个阶段，目前呈现出全方位开放、开放范围向边境内延伸、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双向互动的特点。当然，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厘清影响开放的外部环境问题、观念认知问题和规则对接问题，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放在抓住并用好国际经贸规则调整重塑的契机，主动参与并积极引领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持续加剧，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李佐军认为，全球价值链正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这既有国际分工演进规律的作用，也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还成为我国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重要内容。余典范强调，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不一定是全产业链的发展，而是遇到各种内外部突发性冲击的关键时刻不“掉链子”。王金照总结了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思路，一是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调动各方积极性。二是将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与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三是将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提高内循环的效率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保障初级产品供给
农产品、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是整个国民经济最为基础的部分，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事关我国持续稳定发展和长期繁荣。杨宜勇建议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增强国内能源生产保障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学者对能源需求与碳排放进行预测，认为煤炭消费中短期内稳中有降、石油消费中短期内将持续增长、天然气消费中长期内快速增长；非化石能源方面，以绿电和绿氢为载体共同推动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主体。韩阳认为，要基于中国的国情、世情、农情、粮情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使农业生产关系更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促进耕地保护与质量建设和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率先实现粮食主产区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化主产区与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布局、加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与风险监测、完善粮食流通与储备体系、推进粮食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提高粮食国际贸易与关键物流通道掌控力。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是培育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刘世锦认为，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期，必须抓住用好这一机遇期，平衡和处理好数据产权保护、安全与利用的关系。戚聿东等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机理，建议构建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制度支撑的现代化产业结构体系，加快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有学者基于“内涵特征—现实表现—核心理论—方法体系”学理链，尝试建构中国特色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以准确解释新经济现象和新发展阶段下的经济发展实践?；褂醒д叽用趾稀笆趾韫怠钡慕嵌?，结合我国现实背景进行了探讨。盛斌通过测算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强调实现地区与省际间数字经济的包容、普惠、协调与互促发展是中国数字战略的重要目标与内容。部分学者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与分工地位的重塑。齐俊彦认为，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已成为在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下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渠道。另有不少学者聚焦数字惠普金融的经济效应研究，包括在优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助力中小企业发展、提升就业质量、推动区域创新、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乃至经济包容性增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加快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潘家华认为，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能源系统跃迁的动力，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巨大机遇，要切实改变传统发展方式，具有同质能源服务属性的零碳可再生能源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增加，成为碳中和革命的内生动力。能源消费侧革命是承接和顺应能源生产侧革命的需要，满足零碳电力替代化石能源消费终端的需求。陈诗一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实现绿色低碳关键前沿技术突破，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开放共享的新发展格局都是推动中国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方面。林伯强表示，2030年碳达峰的峰值既取决于清洁能源发展，也取决于能源电力需求增长，要通过平衡清洁能源发展速度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以控制碳排放峰值。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是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基本原则，要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贯穿现代化建设始终，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协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导途径和溢出效应等成为金融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如何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实现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已成为相关领域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2022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广度、维度不断拓展，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将心系家国、不负韶华，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回应并解决新时代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出发点，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为加快彰显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创新与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而不懈努力。
（执笔：钟仁）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部
2022年的政治学研究，建构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觉意识不断凸显，面向时代、面向实践的政治学研究持续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中国之制的特征与优势、中国之治的运作与机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关联、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与展开等议题成为研究重点。新时代政治学的发展应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主线，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学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从政治学的维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本年度政治学研究的最大热点。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相关研究在方法上注重比较历史分析，在内容上则普遍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杨光斌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意义，必须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彰显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治的意义。在比较政治发展的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包括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取向、非战争掠夺的和平发展以及由此构建的旨在修补不平等世界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源于不同的历史属性所演绎的制度变迁方式。徐勇、陈军亚则通过对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的揭示，指出中国特有的国家善治能力，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为其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基本的制度保障。郁建兴以东亚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型国家和西方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两种现代化模式作为认知对比镜像，论述了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的主要框架和特征。景跃进指出，建立在西方现代化经验基础之上的民主—威权的二分法根基正在被消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民主理论创新及与西方学术对话的经验资源。唐皇凤认为，政党主导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内生结果。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政党主导，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始终对现代国家建设全局具有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政治逻辑。
中国之制的特征与优势、中国之治的运作与机理在学理上得到进一步阐发。贺东航系统梳理了党的领导制度，指出党组制度、领导小组制度、党管干部制度、群众路线制度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党建制度等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王阳、熊万胜则将党政科层体系视为中国之制的最重要特征与中国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党政科层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并优化国家治理的经验，推动了传统郡县制和关系伦理向现代科层制及党性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变，并在引领民族复兴的治理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社会整合能力，实现了从简约治理向精细治理的功能转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制。郇雷总结了“中国之治”蕴含的政治逻辑，指出中国政治发展具有独特的演进逻辑和显著的制度优势，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主性与开放性、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有效性以及先进政党的全面领导及其政治权威。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聚焦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方面，呈现出研究视角丰富化与研究对象精细化的特征。杨雪冬、陈晓彤从空间逻辑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指出现代国家产生后，空间管辖的主权化与空间类型的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家治理要应对的基本矛盾之一。在全球风险社会，这种挑战突出表现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系普遍遇到治理超载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各类空间秩序的调整和理顺，以维护和塑造空间的公共性。韩志明、李春生进一步将空间维度具体到治理界面的讨论，通过划定界面面积、调整治理跨度、甄选治理层级、增减治理密度来推动治理变革，提高治理的敏捷性。周光辉等通过对功能区划分、国家规划以及国家调查队等治理机制与治理工具的考察，呈现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面向。
关于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当代中国政治理念、制度及行为的由来，相关研究进展表现在：一是强调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复杂性、独特性。如贺东航主张以复线性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看到时空叠加、地区发展差异所带来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成长的复杂性。二是注重从国家—社会关系的维度分析现代中国的独特性。如徐勇、王美娜从关系叠加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历史悠久的“族”与“群”构成了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陈军亚、王浦劬则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现代国家具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双重属性，由此塑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三是注重揭示当下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关联。如严庆、王跃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大一统”政治哲学及政治价值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整合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党中心模式”凝聚人民的具体方式。汪仕凯认为，政治创造了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是大一统的根本内容。而发端于西周、极盛于清朝的政治大一统在近代中国遭遇了“世界历史时刻”，因此，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就在于找到一种新的能够同现代国家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大一统。胡键则探讨了治理的历史起源，认为先秦时期和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其实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逻辑，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则是中央集权的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体现的治理伦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义为前提来构建秩序，而中央集权则以绝对君权的秩序为前提兼顾正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发展，不仅证明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也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质量和成色，中国的民主是观念上立得住、实践上也行得通的高质量民主。樊鹏提出，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较，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更加鲜明的人民性，是能够更有效维护人民广泛真实权利的民主，是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王炳权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在于这一民主新形态以强调民主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为根本，注重民主活动主体、民主参与内容、民主覆盖范围、民主实施流程等方面的全面性、连续性和有序性，从而很好地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追北笄康?，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自我认同的一次调适和升级，是治理注意力、能量和资源按照合目的性原则重新配置的行动，本质是国家再构建的实践，预期目标则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国家再构建行动。佟德志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要求在实践中做到全方位协调、全链条衔接、全覆盖拓展，形成主体合力、程序合力、客体合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合力的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新时代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政治学人的自觉意识与共同追求。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在于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价值取向。张树华、吴波指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建构绝不仅仅是挣脱西方政治学的束缚转向自身，同时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转向。中国政治学的展开，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意味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任务的出场，意味着深化对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意味着基于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深入思考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离不开理论阐释与话语创新。作为理论阐释与话语创新的重要生长点，具有强烈“中国性”的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不断深化；民族政治学、利益政治学、责任政治学研究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展现出从普遍性政治要素中提炼理论命题的努力；财政政治学、发展政治学的理论构想得到初步表达。
历史政治学产生了一系列初具规模和影响的研究议题及研究成果，并呈现出明显的反思—再出发特征，理论建构与历史阐释构成了两个相辅相成的发展面向。杨光斌等人强调历史政治学之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意义，主张历史本体论—制度变迁—历史政治理论的发展图式。释启鹏提出，历史政治学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建构论视角下进行比较分析和如何通过历史叙述实现有效的因果推论。围绕如何对待历史，相关讨论也得到进一步深化。李里峰表达了对将历史工具化和抽象化的担心，提醒要避免政治学的历史转向走向去历史化，警惕历史政治学被固化和本质化。杨阳主张历史真实应当与世界视野、现代价值共同构成历史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刘伟则倡导“量化”历史与注重普通人政治史，主张推动因果分析从宏观—中观的结构路径向微观能动路径的拓展，进而发现长时段政治的变与不变。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党的民族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带动了民族政治学研究的活跃。周平指出，面对一系列前所未见的民族政治现象及其对现代国家体制和国际格局形成的挑战，民族政治学在形成关于民族政治现象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又开启了基于民族与政治关系底层逻辑的开掘，为提升知识品质并实现迭代发展而努力?！独嬲窝г怼酚⑽陌娴奈适?，则标志着利益政治学系列研究的成果首发。王浦劬以社会利益为逻辑起点，揭示出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引起的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相互作用，为利益政治学的拓展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式和理论基础。责任政治学在廓清理论创新意蕴与现实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与中国政治的内在关联。张贤明指出，将责任政治逻辑注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质量的必要路径之一。
从研究动态看，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由“发展”议题所汇聚的发展政治学研究受到关注。陈周旺认为，基于西方经验建构的“国家建设”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因此主张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出发，以“国家发展”理论替代、超越“国家建设”理论。燕继荣则将中国政治学的创新概括为“发展导向的知识贡献”，认为新政治经济理论、新政府理论、新政治发展理论，为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全面改革实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全面展开扩展了空间。马啸则从学科意义上论证了发展政治学对现实政治的介入，提出应进一步重视发展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与议题所蕴含的规范性元素。二是财政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想。刘守刚对财政政治学的渊源、理论基础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廓清，并对财政国家、税收国家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张长东则从类型学意义上对税收国家进行了划分，并分析了不同时期所面临的治理任务的差异性。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概念研究是重要着力点。概念研究的新近特征与趋势表现在：一是概念建构的理论自觉日渐突显。随着学术积累的丰厚与自主意识的成长，概念研究正在经历从侧重概念史的研究路径，发展为面向概念建构的学术共识与学理分析。郭忠华从“概念之树”的视角，梳理了类政治概念建构、政治概念更新与种属政治概念供给三种构建本土政治概念的可能路径。吴春宝等将田野政治学的概念供给概括为“错位式生产”，以此避免概念建构的趋同性与同质化，并在经历基于个人研究偏好到基于团队意识，再到基于学科使命的概念建构历程中不断获得学术自主性与自为性。二是进一步强调概念建构的体系化。无论是徐勇所谓“为‘概念孤儿’寻家”，还是刘伟主张对概念间关系的重置，都是在强调要超越单个概念之间零散、孤立的状态，倡导以概念体系统摄概念建构，以知识体系观照概念及概念体系的发展方向。三是注重概念建构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在徐勇的论述中表现为探讨本土知识体系与一般性知识体系的关系，在刘伟的讨论中体现为思考概念重构的基本原则，在郭台辉的论述中则具化为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概念建构的双重前置条件。这些思考与主张，对于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方法论自觉与创新是重要支撑。刘金海对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进行反思，主张不能单纯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应深入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机制，在方法论运用与创新、新一轮学科融合等方面推动政治学的发展。张树平认为，如何更为有效地“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反思的主要内容。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决定了历史政治学作为批判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和学术定位，同时也决定了其可能的成就与可能的风险。高进系统比较了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认为共存分析作为政治科学组合因果链的研究新范式，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于比较政治学论域中的因果发现，有力地解释了多重并发的复杂因果链条和原因结构。游宇关注到国家比较案例研究对于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认为研究者需要重视根据解释变量的条件组合来选择案例，兼顾国家（间）的政治制度、市场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并根据解释变量对不同次国家单元的影响权重来进行理论建构与因果分析?；普窕赋?，田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研究取向，不仅在于政治学者对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自觉的萌生。因此，田野调查与理论建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和高度关联性，这也是田野政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学
大家普遍感到，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应当更清晰地界定核心问题，挖掘理论资源，开阔研究视野，掌握议题设置与话语创新的主动性，在学科交融交叉中确证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
一是在学科调整背景下，确证政治学的学科属性与价值，推进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现实需求，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这轮调整中，中共党史党建由政治学二级学科独立为一级学科，增设纪检监察学为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为一级交叉学科。这些调整将在学科建制、研究队伍以及资源配置上对政治学产生长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些一级学科与政治学在问题意识、理论资源、概念话语乃至研究方法上的共通性将为“大”政治学的扩容创造条件，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另一方面，新的建制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边界，带来研究队伍、研究重心的调整，对“小”政治学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学术生态的变化，使重新审视学科与学术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从2022年初学术界关于问题性学术与学科性学术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多学科范围还是在政治学内部，分歧都是显见的。一种路向主张问题导向，“强调跨学科合作”，甚至“以去学科的方式进行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王向民）；一种路向则重视学科价值，强调通过“对本学科知识传统的深入开掘”，而不是跨学科来培养问题性学术，认为“仅停留在问题性学术层面而非学科化方法论的政治学不能担当与国家地位相匹配的责任”（杨光斌）。在学科调整的背景下，这种张力或许会进一步凸显。因此，如何确立政治学学科在分析政治现象、探寻政治规律时的独特价值，为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提供厚实的理论资源与独特的方法论支持，并形成持续性累积的、具有合力效应的研究成果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是在理论阐释的热潮中，不断明晰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比较优势。从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持续发展，到利益政治学、责任政治学、发展政治学的初步阐发，政治学人表现出进行理论建构、概念建构的强烈冲动。这既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此前关于“政治学研究公共管理化”的批评。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理论进路虽然为国家权力的既定建构提供了论证，但“基本不涉及现代国家基本价值与基本结构”（任剑涛）。这一批评未必适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整体状况，但其中蕴含的理论空间值得重视。面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政治学理应在阐明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与结构特征、开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独特价值与制度机制等方面发挥其“国家学说”的根本属性，发挥学术研究的想象力与建构力。
三是在话语体系建设中不仅要立足“中国性”，体现“中国性”，也要透过中国经验或中国关怀，在人类文明的对话交流中彰显中国政治的成就与贡献。悠久的历史文明、庞大的体量面积、广泛的影响辐射，意味着中国性本身蕴含着超越地方性、特殊性的宏大意义与普遍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所开辟的空间与前景极其丰富而广阔，通过发展理论、建构概念与创新话语，中国政治学应当也完全能够为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内容更新与版本升级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政治学还应更好地认识变化中的世界，积极参与人类向何处去的讨论。其中，关于科技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构成了重点，科技政治学、技术政治学、计算政治学等研究领域得到阐发，也为国家理论、治理理论的更新提供了契机。高奇琦主张政治学应回应新兴技术给政治结构带来的变迁，并在理论化和学理化上推进科技政治学?？萍颊窝У闹饕樘獍萍加胝沃贫取⒖萍济裰鳌⒖萍几锩械墓矣肷缁峁叵?、国家与科技企业的关系、全球科技治理等，在中国的语境下，科技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将科技的巨大潜能转化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吴冠军指出，在技术政治学视域中，技术已然构成塑造当代政治之形态的根本性力量，而不再是从属于科学和政治的次要元素。而中国技术政治学的演进，呈现出中国独特的文明性性格。严宇等认为，第四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迈入数字时代，包括计算政治学在内的计算社会科学将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层次为理解数字文明语境下新生社会经济现象构建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破渌芍赋?，数字时代使国家的实践形态呈现出新现象、新特征，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国家理论面临挑战，需要建构数字时代的国家理论，重新审视暴力、主权、政府以及国家能力等传统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孟天广则聚焦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从数字治理生态的视角阐述了协同发展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范式，强调治理体系的系统化、治理主体的包容性、治理资源的共享性，进而构建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协同演进的生态系统。
在认识世界的政治学研究中，现实性与历史感在理论阐发中得以交汇。一方面，聚焦于西方政治现实的大量研究成果，身份政治、民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移民问题等相互交织的议题得到重点关注。周淑真等聚焦大变局中的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态势与基本特征，指出传统政党理论在解释政党组织方式的新变化上显得捉襟见肘。林红认为，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民主的全面嵌入，实际上表明了传统政党的代表性失效；西方身份政治则日益陷入“部落主义”的罗网之中，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撕裂和政治极化。包刚升认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趋于开放的移民政策与个人主义方法论、西方文明同化论和政治秩序制度论三个理论预设密切相关，但这些预设与实际情形存在偏差。因此，要全面认识移民的政治效应，需要对移民率、同化率、移民与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主导族裔出生率与移民群体出生率等关键参数进行考察，并以此作为政策选择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研究的纵深性与理论性呈现出相互强化的特点。谭安奎从“家”这一基础现象入手，反思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中的家国关系，认为家庭作为人为产物，为理解国家作为建构性政治共同体提供了伦理范式。张凤阳将中世纪行会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加以考察，以此理解在民族—国家诞生以前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社会治理的机制。于京东则以地图与制度技术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主权分割领土的边界机制与科学再现空间的制图机制是如何结合，进而构成近代领土型国家成长的关键节点，并成为寄托民族想象与政治认同的一种象征。
政治学是探求共同事务解决之道、谋求良善秩序与公共利益的学问，既有着鲜明的实践性和时代性，也内蕴着规范性与超越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如何在变局中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如何在变局中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与力量，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共同课题。当今中国正处于新时代新征程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如何在世界的动荡变革中走好中国道路，需要政治定力与政治智慧，在因应时代变化中形成共同价值、达成共同协作、维护和提升公共利益，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这需要政治学自觉自省、自立自强，不断加强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增强学科吸引力、推进人才储备更新，以学科调整为契机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政治学知识生产能力，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丰富的价值资源、方法手段与行动选择；不断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传播力，在世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确立中国政治学的地位与价值。
（执笔：刘浩铮）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法学新闻传播学编辑部
2022年，中国法学研究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从法学基础理论到各部门法学，从传统领域到新兴学科，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之后，法学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不断贡献理论智慧。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2月19日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我们要以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为契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蔽恼氯婊毓肆宋夜芊ㄖ贫冉ㄉ韬拖芊ㄊ凳┤〉玫睦沸猿删?，深刻总结了我国宪法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明确要求。
第一，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闭盼南匀衔狻八母黾岢帧敝土巳嬉婪ㄖ喂⒔ㄉ璺ㄖ沃泄恼位?、宪治基石、法理基石。付子堂等认为，宪法中的健康条款是健康中国建设和健康法治发展的根本规范。从规范构造来看，宪法中有关健康条款的内部规范构造和外部结构为健康中国的建设提供制度支撑。从适用路径来看，宪法和部门法之间协同治理以及国家与公民之间双向配合为实现公民健康权提供路径保障。任喜荣认为，宪法将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以根本法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统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发展完善，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在宪法实施、宪法与部门法交叉等领域，莫纪宏创新性讨论了宪法作为根本法能否在特别行政区内直接适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认为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机构、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作为中国公民的特别行政区居民，都具有宪法上的直接法律义务，必须要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周光权认为，合宪性调适作为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是刑事领域宪法判断的新动向，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宪法实践，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上官丕亮探讨了部门宪法的实质，认为部门宪法不是“宪法的部门”，也不是部门法，而是“部门宪法学”，它是宪法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第二，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部门法法典化、人工智能与数字正义、算法与网络治理等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在理论上进一步创新和突破。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点论述的内容之一。封丽霞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首先应通过民主立法的过程得以承载和展现，其“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也主要通过法律规范体系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得以彰显。胡玉鸿认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必须借助法治的保障。民主无论是作为人民当权的国家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显现，还是表现为法律规定的权利以及合理的诉求表达，都需要在法治的机制中得以型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相关立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就区域府际合作中如何发挥软法的效力，石佑启等认为，有必要在证成软法效力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利益驱动、沟通协商、声誉压力等内容的软法效力保障机制，以更好地发挥软法的作用，促进软法与硬法的有机衔接，推进区域府际合作目标的实现。王建学认为，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与法治实践中，改革型地方立法变通机制发挥了重要的先行试验作用。同时，这种立法变通受到法制统一、平等和单一制等宪法原则的约束。宪法原则具有适用上的弹性，只有在宪法权衡中才能对变通机制予以准确评价。杨松反思了新金融监管体制下央地监管权关系，主张以属地责任为归属，制定全国统一地方金融监管法，加强跨区域的协作机制建设，以实现央地金融监管的互恰与协同。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法治建设提出新要求。于改之基于刑事立法视角认为，旨在规制滥用行为的利用模式，是刑法数据治理模式调整的现实方向，可通过在刑法总则中设置专门条款，指导分则数据法益的解释，增加滥用算法罪、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罪，积极探索涉数据犯罪的违法阻却事由等途径实现。黎四奇认为，在数据科技治理中，除认真对待法律外，还必须在科技研发、推广与使用等环节系统性地植入伦理规则，使伦理成为法律创新的指南针，从而实现法律与伦理的有效对接。
算法、数据和网络平台治理法治化依然是法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徐汉明归纳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包括“时势论”“布局论”“性质论”“驱动论”“融合论”“命门论”“安全论”“治网论”“体系论”“增量论”“人才论”“共赢论”“保证论”。马长山认为，数字法学不是现代法学的理论增补，也不是现代法学的新兴分支，而是现代法学适应数字时代变革发展的转型升级。它通过现代法学基础上的迁移、改造、更新和创生，实现了对现代法学的理论重建，展现着信息中枢、数字行为、算法秩序、节点治理等数字生活逻辑。洪学军基于司法实务经验认为，互联网司法应当进一步遵循“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通过明确数字正义供给重点、强化互联网司法功能、构建专业化管辖体系、打造协同共治机制，进一步增强对数字文明的法治供给，以数字正义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同时，陈景辉对“算法之治”本身的性质表达了质疑，通过依据法治的具体要求逐一检验算法之治的两种具体类型——代码驱动型与数据驱动型，认为所有类型的算法之治都不是具体的法治，也不满足法治的要求，而是法治的拘束对象。郑智航认为，自动化决策往往容易忽视正当程序理念，一种平衡论的引入可以改变我们对于个人免受自动化决策的权利效力、属性和规范的认识，并为个人免受自动化决策权利的实现提供方法论基础。张凌寒提出了智慧司法中技术依赖的隐忧，认为这种依赖关系也带来权力专属原则存疑、质量技术标准缺失、责任链条分配存在困境等挑战。因此，应及时勘定技术嵌入司法活动的边界，合理分配人类与机器的决策分工。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等有关涉外法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重要体现。张龑认为，涉外法治主要包括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积极层面在于参与全球法律治理改革，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法治，消极层面在于以具体法治的方式防御和反制抽象法治及其背后的霸权。肖永平认为，完备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是涉外法治的基础。我国既要加快制定单项涉外法律，如对外关系法、外国主权豁免法等，又要及时完善我国法的域外适用制度。既要重视促进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建设，对标国际标准构建外贸投资、外资审查管理、外国人入境居留管理等法律法规体系，又要有利于我国开展法律反制措施，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蔡从燕研究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的“统筹”问题，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仅涉及在制度、行为体、机制以及场所等方面进行恰当的建构、动员与选择，而且更要解决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方法论选择问题，即涉外法治遵循正?；呒只蚶庵饕迓呒?。
第三，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平ㄎ渲赋?，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存在潜在的张力。在价值上，前者追求的是真，即合规律性；后者追求的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符合大多数人认可的善。不同的价值追求，隐含着不同的制度设计导向。两者张力的化解需要通过立法制度或机制的设计来完成。叶会成深入阐发了民主立法的独特价值，认为民主立法是公民行使公共自治的体现，是公民为增进自身福祉实施的集体立法，公共自治的价值无法被折抵为良法之结果。此外，依法立法最重要的所依之法就是《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法》的修改作为“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列入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这是《立法法》的第二次修改，与第一次修改相隔7年。杨登峰指出，《立法法》本次修改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进一步体现科学立法原则，为此，可适度完善授权立法，合理配置地方立法权限，增加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立法、全国人大授权新区和自贸区立法等授权立法形式，使立法试验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
2022年新实施了《家庭教育促进法》《监察官法》《陆地国界法》《法律援助法》《医师法》《职业教育法》《湿地保护法》《印花税法》《反有组织犯罪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修订通过了《体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一批专门领域的法律。围绕相关领域的立法、修法活动，学界也积极跟进解读、宣传并开展相关学术评价。针对新修订的《体育法》，赵毅认为，在管制与自治关系上呈现出全新立场，提供了自治规则进入国家法秩序的管道。针对《家庭教育促进法》，但淑华认为，该法处于教育法、未成年人法和民法的交叠地带，是家庭教育法中的基础性立法，全面、系统调整家庭教育法律关系，为家庭教育立法确立统一价值和方向。莫洪宪认为，《反有组织犯罪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进入全面依法开展的新阶段。该法中的刑事程序规则不仅继承了既有规范，而且创新、完善了不少具体规则，在实践中应准确予以理解、适用。
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行政进入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其发展逻辑从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到统筹布局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再到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毕嘤Φ?，行政法学研究覆盖了行政行为法、行政组织法和行政救济法等多个方面。
第一，行政法法典化继续成为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马怀德认为，行政法法典化应当采取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对一般行政法规则进行体系性整合，并在这一定位下妥善处理行政基本法典与单行法、部门行政法的关系。关保英认为，行政法典总则首先是一个独立的法典，具有总括性和统领性，此外，它也是一个公法体系。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具有支持法律体系、正名公法体系、整合行政法体系和对接其他部门法体系的法治价值。王世涛认为，行政法典是功能主义的制度构建，是一种“自我限缩”的特殊的法典化形式。行政法典的建构基础、价值原则、体系框架都不同于《民法典》。在世界范围内，程序法模式已成为行政法法典化的通例。薛刚凌认为，我国行政法典编纂应以整体型行政为重心，同时重视个人权利?；?，以行政系统的组织和运行为框架，建构一套符合系统规律的客观行政法体系。
第二，数字行政受到更加多维度观察。算法行政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应用虽然有助于缓解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对政府懒政怠政等问题的担忧，然而，王怀勇指出，算法在获得定量化、精确化等“硬性”决策能力的同时，也摒弃了价值、理念等“软性”觉察、衡量能力，限制了传统行政中行政相对人参与、反驳的机会。因此，应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引入技术性算法披露机制，构建基于虚拟沙盒的算法测试机制，以解决“黑箱”审查的难题。冯子轩就智能行政执法现象给行政执法体系带来的冲击，建议从行政程序基本理论切入，归纳分析智能技术在现有行政执法环节中产生的新型驱动力以及现实阻碍，进而寻求兼顾行政效能、技术发展与各方主体可接受程度的平衡方案。此外，元宇宙是新一代全真互联网形态，黄锫认为，用户、数据、算法是元宇宙时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三个重要支点，三者都存在着诸多风险，例如侵权、垄断等。这些风险难以通过市场力量自行化解，需要行政规制的力量予以防范，具体行政规制路径包括搭建统一的元宇宙身份认证平台等。
第三，新型行政行为得到重视。行政行为种类繁多，叶必丰聚焦我国已经出现较多的行政机关间的委托行为，认为行政机关间的事务委托与民事代理相同，但需要区别对待事务委托和职权委托，后者必须有特别法的依据。针对紧急行政的特殊性带来的权力设限难题，江必新主张，应当对相关原则规则进行适应性调整或者区别适用，为紧急行政权设定必要且合理的限度，使其既足以有效应对危机，又尽可能少地限制公民的权利。
第四，更加注重救济对于权利保障的研究。王锡锌认为，对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活动的法律控制，既需要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规制框架，也需要引入行政行为合法性分析框架，从权限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等维度规范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并引入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及归责机制。翟国强探讨了中国行政诉讼的性质和功能，指出从宪法层面讲清楚行政诉讼背后的制度原理，有助于构建具有融贯性的公法理论体系。章志远认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规则的建构，是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理论精细化发展的表现。经由法律规范的体系化解释，并结合我国本土行政审判的实践探索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理念贯彻，能够形成我国特有的行政诉讼类型化规范模式，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行政审判的制度优势。对于近年来司法建议在我国部分行政诉讼案件中呈现的功能扩张趋势，王云霞建议将司法建议制度融入诉源治理体系中，促进司法建议从权宜性治理转向制度化治理，强化实践形态中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规范化运行。
严格公正司法
纠纷解决机制的成熟和完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薄叭萌嗣袢褐谠诿恳桓鏊痉ò讣懈惺艿焦秸濉保彩撬痉ㄌ逯聘母锏闹匾勘?。改革开放后人民法院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司法改革的历史，变革始终是其主旋律。
第一，司法制度在历时性变迁中不断完善。尤其新时代以来，司法改革在力度、广度、深度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并已取得显著成效。孙谦指出，坚定不移深化司法改革，需要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推动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检察权运行机制，有助于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合力。就刑事司法改革而言，陈兴良指出，少捕慎诉慎押体现了司法的温度，反映了宽缓性司法理念，也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二，在刑事诉讼领域，学界还重点关注了量刑协商和缺席审判问题。胡铭认为，量刑协商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认罪协商的过程围绕着量刑展开，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该过程的核心。这种量刑建议不同于传统刑事诉讼中的量刑建议，是检察官的一种法定职责，并具有准终局性，从而对法院裁判形成刚性约束力。周长军等在论及无受审能力被告人缺席审判的范围时，重构了被告人受审能力认定标准，提出了改采进阶式认定标准，将受审能力区分为参加庭审的基础能力与放弃自主行使的诉讼权利的决定能力，更好地平衡被告人自主权的防御功能与处分功能。
第三，早在2021年底修改《民事诉讼法》之前，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各种各样的在线诉讼平台，因外在形式和内在功能不同，呈现出外观上或者功能上的多样化。郭翔指出，诉讼平台的多样化存在法律风险，容易引起当事人的误识误用，难以保证相同诉讼活动法律效力完全相同。妥善解决诉讼平台多样化的问题，需要区分诉讼平台的功能与其他平台的功能，更需要处理好法律和技术的关系。2022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并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许建峰等认为，这是继《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将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互联网司法模式。
第四，近年来，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内容丰富、体系鲜明的特色制度，学界围绕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理念、资格界定、程序衔接、制度功能等方面作了较多探究。例如，罗丽等指出了环境公益诉讼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适用困境，建议我国构建三层遴选标准来优化指导性案例遴选机制，确立背离论证责任制度来完善责任保障机制。秦鹏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研究议题围绕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程序创新、环境司法专门化、《民法典》相关绿色条款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对比分析四个维度展开；在研究特征上，当前学界研究主要倾向于功能主义、结果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研究风格，应进一步推进整体主义视角下对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类型和制度建构路径的学术探讨。
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为顺利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确保其目标方向能够有效实现，《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规定了法治社会建设要遵循的主要原则。
第一，法治社会建设研究不断深入。徐祥民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所包含的法治社会建设路径归纳为三个方面：以社会治理法治化为基本理论依据实行对社会的依法治理，并推进以居民与村民、社会组织、法定“基层自治组织”等为自治主体的社会依法自治；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引领社会多方参与社会治理的多方实施共治；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条件下扩大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张鸣起认为，一体建设法治社会，应准确把握认知当前和未来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点、突出和关键问题，整体设计、上下结合、全面推进。在推进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进程中，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清除制约法治社会建设的障碍因素。陈柏峰认为，在基层治理中，社会诚信机制将法律和道德评价的行为纳入自治环节，对它们进行社会诚信评价和奖惩，重组自治、法治、德治资源，促成“三治融合”。社会诚信机制促成“三治融合”的实践，拓展了社会信用体系的范畴，是法治社会的逻辑延伸和未来走向。张建对我国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进行了法理反思，指出要真正实现网格化社会治理目的，需强化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厘定网格化社会治理的边界、慎用形式化考评机制和节制网格化社会治理推进速度。
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全民守法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姜伟将守法解释为：首先，基本要求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对守法最低层次的要求。其次，要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这是对守法较高层次的要求。最后，牢固树立对法治的信仰，这是对守法最高层次的要求。全民守法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肖惠娜总结了守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威慑、认受性、同伴压力（或社会规范）、违法机会和法律的表达等。这些影响因素的组合构成了不同的守法结构，从而形成不同的守法行为样态。此外，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全面高效的普法工作是全民守法的重要基础，方世荣等指出，现有“谁执法谁普法”的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机制必须拓宽到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责任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谁管理谁普法、谁宣教谁普法、谁监护谁普法、谁懂法谁普法”的公众参与式普法责任体系，形成“政社合作”的普法工作新局面。
第二，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旨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到“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宋方青指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论及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面立体的制度架构与调整供需的优化路径，只有通过顶层设计、资源供给及保障制度等层面的共同推进，才能实现建成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远景目标。杨凯认为，公共法律服务专门立法在整个公共法律服务规范体系中具有纲领性地位。只有建构多元化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规范体系，才能根本解决现有公共法律服务地方立法实践及理论研究中出现的关于基本概念、规范类型、规范属性、调整方式、权利属性等诸多基本争议。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历史瑰宝，有取之不尽的精华。在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中华法系这个文化综合体，历经两千年的传承和变动，至今仍然产生着影响?；莆囊胀ü哉ǚ冻氲母拍钍繁淝捌淞颊浦文诤目疾欤崂沓鲆幌盗杏泄厝绾卫斫狻⒃擞梅ㄖ蔚谋就练ㄖ位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一种从中国法律传统和法治实践出发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可能路径。赵明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将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归结为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张晋藩从夏、商、秦、隋四朝的兴亡史中总结出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兴国安邦，在得民心；以农为本，改善民生；宽以养民，改善民生；爱民富民，民安国强；富则教之，移风易俗；矜恤弱者，重视人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针对中外法治文明成果，何勤华等认为，我们要始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态度，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顺应时代的迫切需求，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执笔：王博）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
2022年，社会学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实践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和方法自觉，继往开来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及理论创新贡献学者智慧。
求真务实，积极回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围绕以下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社会学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和回应，体现了学科的人民立场、实践品格和天下胸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陈军亚、张鑫提出，乡村发展战略体现了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内生责任。李小云认为，当前农村发展存在基础设施、产业和人口结构等多层面问题，乡村振兴要在城乡融合的新型城市化过程中逐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王晓毅、阿妮尔提出，高城市化率与大量农村居民并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机遇；农户承包的土地制度、工业化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联系，以及政府主导的执行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能。夯实振兴基础。田毅鹏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带有总体性，乡村空间的社会基础构成较为复杂，在实践中应给予关注。王思斌认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政策支持应加强乡村内在能力建设。向德平、向凯提出，乡村振兴需要处理好城乡融合发展、农民主体性以及小农户的社会支持等关键问题。折晓叶认为，乡缘与工业的适配关系，将为“工农相辅”结构空间的打开、资本回乡以及村社区治理和家园建设提供新模式。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吕鹏、傅凡发现，下乡企业通过灵活方式适应本地产业与社会基础，借助差异化手段处理市场环节，实现“有机嵌入”的可持续发展局面。邬家峰提出，应推动外源性干预主义的“国家视角”向内源性生活化治理的“农民本位”转变，破除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缺位”现象。贺小林、赵德余、卫笑啸发现，以股权为纽带可构建政府、地方国企、集体、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陆益龙、董倞乔认为，乡村振兴应与新型城镇化协调推进，以城乡融合、产业融合、“补短板”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为目标。王绍琛、周飞舟提出，三产融合发展为探索小城镇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道路，解决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遗留问题提供了可能方向。焦长权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即将进入下半程，农民工逐步返乡将重构以县域为中心的新社会空间。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社会政策顶层设计。关信平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的社会政策发展始终坚持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优化民生保障的责任主体。熊跃根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已逐步走出一条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未来中国的社会政策将致力于建设一种普惠的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制。社会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林闽钢提出，我国全民基本社会服务发展取向为：建立服务清单，健全服务的标准体系，健全服务质量的评价体系，注重信息技术在服务管理中的运用。刘继同认为，实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最优制度路径是由“市场社会主义”转为“福利社会主义”。焦长权、董磊明认为，当前中国已明显跨过了“低福利”国家的门槛，并正在构建一个多层级政府共同负责的新型民生保障体制。社会救助与慈善形式更加多样。余少祥提出，我国传统生存型社会救助应适应新形势，向发展型社会救助转变。朱健刚、邓红丽认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新的转型，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徐道稳认为，融合发展是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发展方向。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理论探索与路径创新。王春光认为，共同富裕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三个定律，即共存、共生和共融。叶敬忠提出，共同富裕研究应实现由做“证明题”向做“问答题”的研究转向。李培林、崔岩建议，把农村相对贫困率降低到10%以下作为从“共享”走向“共富”的阶段性目标。郑功成、王海漪强调，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刘欢、向运华认为，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应以提升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完善兜底性社会救助制度、补齐社会福利制度短板及发展补充性保障项目等为重点路径。关注新社会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刘少杰、周骥腾认为，网络社会的空间分化和不确定性是正确认识新时代新社会阶层地位与作用的重要基础。林卡、季梦婕、蒋闰润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并总结了实现跨越的三重路径。李炜、王卡讨论了学界关于低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并提出了“提低”“扩中”的三条政策路径。李春玲认为，新发展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方案应该从宏观层面、结构调整角度和特定目标群体三个方面进行设计。
社会治理创新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张来明、刘理晖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将在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数字化变革上持续发展完善。刘伟、翁俊芳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话语具备双重意涵，能够帮助政界与学界搭建合作对话的桥梁。数字化转型。闫泽华、王天夫提出，数字治理的要义在于通过发挥社会的主体性作用来构建既有社会空间与数字社会空间之间的通路，形成具有弹性、以人为本的规则体系。乔天宇、向静林聚焦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促进连通性，推动开放与参与；实现数据化，增进智慧与安全；直面复杂性，应对风险与挑战。单勇认为，“基于平台的治理”从技术、组织、制度上为犯罪治理提供了转型路径，包括基于超大平台的治理和基于综治平台的治理。刘能、陆兵哲提出，数字化治理体系在与乡村社会基础达成契合、与乡村传统治理模式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挥效能?；阒卫砺肪队呕?。欧阳静认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结合点”出发，充分发挥基层简约治理功能，以保持乡村治理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陈柏峰提出，应将以家庭诚信档案为基础的社会诚信制度建设作为切入点，在治理事务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责任连带纽带进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刘亚秋认为，“家”正在成为撬动治理实践的机制和工具。张力伟、高子涵认为，社区韧性的构建需要将情感治理和精细化治理贯穿于治理的“观念”“结构”和“行动”当中，打造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人心政治”。
人口均衡发展
翟振武、金光照、张逸杨提出，构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消解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的关键举措，应运用整体性思维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成长周期全覆盖和孩次全覆盖的生育支持体系。杜鹏认为，探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应确保全体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创造老年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并通过合作共享为全世界贡献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智慧。胡湛、彭希哲、吴玉韶提出，我国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具备一核多元的治理范式优势、国家—家庭—社会相均衡的三元治理结构优势、大国模型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禀赋性优势，以及时代更迭和技术跃迁可能带来的后发比较优势，应融会中国优势形成“身—家—群—国—世”相贯通的人口治理格局，凝练“中国方案”体系以加快“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麻国庆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民族内在结构的特点，更要致力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凸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郝时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为研究对象，围绕党章中有关民族事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内容，聚焦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话语进行论述。王延中集中分析了近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几种历史观，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基于“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统一性，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主导性和开放包容性。菅志翔、马戎认为，需要厘清“民族”的引入和演变脉络，促成不同解读之间达成共识，从而真正在学理上推进我国的民族研究。关凯提出要重建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宏观背景，把中国的“民族”研究与现代性研究和国家研究联结成一个知识域。此外，由国家民委主管、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创刊，旨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文明交流互鉴
大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围绕“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主题，艾伦·麦克法兰认为，文明之间如果能互相理解、保持宽容，并多一些“同理心”，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劳伦斯·罗兰-伯格主张突破“东方”和“西方”的分野，充分考察世界各种“社会”的自主叙事；景天魁提出，形成“天下群”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黄平强调从说事、讲理、论道三个层次，把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道理说清、讲明、论透；渠敬东认为，从先秦时期绝地天通的山川祭祀，到中古以降澄怀修身的山水艺术，再到现代平等社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山河政治，皆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整全性的精神概念。文明比较的视野和方法。孟庆延认为，应在充分吸收不同学派尤其是马克思的过程性叙事方式的基础上，挖掘事件在本土历史社会学研究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李荣山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入手，认为韦伯式比较历史社会学虽内含着“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理念，但仍带有文化本质主义特点，可以用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反思阐发一种真正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高勇反思了当前定量研究主流范式的“假设—演绎主义”路数的弊端，通过激活涂尔干的经典研究，探索一种与中国社会内在特征更为贴切的方法路径。成伯清识别了西方“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局限，尝试将“天下”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来思考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社会的肌理及其创造性转化。周黎安用“一体多面”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结合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张江华通过对“内地边疆”地区家族变迁史的研究，展示了“内地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体系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凌鹏通过分析清代诉讼中的诬告案件，呈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多层情理结构。深入探寻其他文明的内在生成逻辑。杜月考察了“神圣个体”从涂尔干到戈夫曼的演变，揭示出法美两国社会理论的深层联系与区别，进而指出中国文明为西方摆脱神圣个体化困境提供的可能性。李英飞、陈涛、康子兴、王利平、杨勇等人的研究则推进了对法、德、英、美社会学传统的深入理解。
与时俱进，丰富拓展跨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领域研究
坚持系统观念、突破学科本位主义，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视野中，推进对重要问题和前沿领域的深入探讨，仍是本年度社会学的重要努力方向。
金融社会学在基础理论、国内外金融市场风险与治理、金融社会工作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李国武等主编的《金融与社会》（第三辑），系统梳理总结了过去二十年社会网络理论、述行理论、社会不平等理论等视角下的金融市场研究。杨典、孙子涵针对金融市场中的关键行动者即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崛起的动力机制和过程动因、经济和社会影响及未来监管政策展开了较全面的分析。向静林、欧阳璇宇、艾云探讨了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治理现象即金融风险治理的波动问题，并建构了“金融市场演变—治理机制切换—政策执行波动”三层分析框架。刘长喜、崔占民在社会金融化、长寿化和本土化的背景下提出了“机会—效能—同一性”分析框架，认为提升金融能力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开展金融社会工作是提升社会金融能力和建设金融社会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医学社会学/人类学既瞄准当下重大的健康议题，也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上耕耘拓展。关注乡村社会的疾病和医疗体系。焦思琪、王春光聚焦农村医疗体系中正式医疗制度和非正式医疗制度的互补关系，为建构具有文化适宜性的乡村医疗体系提供参考。余成普从疾病的社会类型学、求医问药的实践和日常的道德生活三个面向展现了乡村慢性病人的患病经历，为人类学研究慢性病提供了分析框架。在医患关系上，池上新提醒，制度理性和社会文化二者共同影响当前的患者信任，应重视制度因素，但也不宜忽视文化的长期作用，尤其要警惕“关系就医”的负效应。在健康不平等上，程诚、任奕飞研究了疾病众筹目标达成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在全球健康议题上，景军、杨斐、法翠雯通过分析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过程，尤其是国产新冠疫苗的出口和捐赠，总结了中国全球健康发展的经验和方案。
社会学视角下的元宇宙研究。刘少杰提出，社会学应在经验现象中探究规定行为与思维的集体表象和社会制度，实现对数字表象和元宇宙行为与制度的深入理解。陈云松、郭未发现，部分对现实社会进行研究的社会学概念、理论及方法能在“流动的空间”视域下突破传统边界，在“元宇宙”的在场社会得以创造性应用，从而延续人类对人性，以及对“自我”与“他者”的全面理解。王天夫认为，虚拟世界拓展了现实世界的时空边界，产生了新的社会运转的规则与过程，也会形成一系列新的机制与过程，制造出新的社会不平等。程士强认为，要实现元宇宙的空间正义，进行共享的、均衡的空间生产与分配，就必须超越数字资本主义。
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研究。黄冬娅、杜楠楠揭示了国家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内部组织的双重逻辑，即国家监管制度形塑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的需要，以及国家监管力度强化下企业内外部组织资源的争夺。吕鹏、周旅军、范晓光从企业自主性出发，认为促进平台善治的关键是通过完善国家对平台的治理形成外部结构性压力，促进企业内生治理变革，形成可持续的共同治理模式。陈龙提出，平台劳动的劳动过程与劳动关系研究紧密相关，在被遮蔽的劳动过程中隐藏着劳动关系的真相。顾楚丹、文军发现，面对外生和内在的不确定性，平台企业以“大厂化”和“主体赋权”作为组织控制的有效策略，实习生则借助实习“经纪人”、网络社群参与及组织化动员、文化层面的自我价值化等主体性实践方式来应对身份与劳动的不确定性。魏海涛、李国卉将平台劳动者研究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劳动控制、劳动自由、劳动关系和劳动主体性，并结合劳动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当前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现实经验，提出平台劳动者研究的新方向。张彦从分析企业工作环境切入，认为优化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是提高劳动者工作质量的重要条件。
大数据时代的量化研究。2022年，量化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传统方法与新兴方法并行发展的“双轮驱动”特点。一方面，围绕社会学传统资料收集与量化分析手段的引介、拓展与应用，产生了一系列具有示范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唐斌斌提出了多种诊断方法，评估被访者驱动抽样；王森浒等系统引介了调查与实验结合的方法。围绕年龄—时期—世代分析、序值变量分析以及因果图等主题，亦有专文讨论。另一方面，对于新兴计算社会学方法的讨论也值得关注，涉及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代理人基模型以及社会计算驱动范式。陈云松尤其强调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吨悄苌缁嵫芯俊泛汀渡缁嵫芯糠椒ㄆ缆邸反纯?，为中国社会以及全人类社会的智能化转型、国内外社会学方法论研究提供了展示平台。
此外，劳工社会学聚焦于情感劳动、认知劳动、跨国劳工、工作场所侵害等议题。艺术社会学在艺术市场、舞台艺术、视觉文化、艺术乡建等经验议题上有重要研究推进。
守正创新，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既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同频共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其要义即在守正中坚定方向，在创新中构建框架。
学理化地研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李培林提出，可以用“五论”来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新发展的本质论、阶段论、转型论、动力论、世界体系论。路风认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基础结构之下，以工业体系为载体的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张翼提出，“小康社会”和“共同富?！笨晌街泄较执坝锏谋晔缎愿拍?。李强认为，中国社会学界在创新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实验、深化中国特色的民生研究，以及多元的城镇化道路、人的城镇化、中国特色的产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研究上做出了理论新探索。应星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密关联。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一系列关联、融合、过渡和转型过程有着独特理解。杨清媚认为，近一百年来，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变革的核心议题是：国族建构、经济建设和精神启蒙。围绕三者的关系及其展开，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创新性的理论方案。
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助推器和试金石。第一，在代际传承中坚定自信、明确方向。洪大用认为，推进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应从进一步强化社会学者的主体意识，增强学科自信，“坚持自信自立”；切实推进“两个结合”，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服务广大人民的社会学等方面努力。陈光金强调，中国社会学一直秉承为民富国强、改造社会的理念做研究的学术初心，致力于发展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周晓虹考察了“知青”一代社会学人如何投身改革开放、建构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强调应通过对“知青”一代的底层体验和“后知青”一辈的专业素质的互构共享，造就中国社会学的代际绵延能力。周飞舟认为，要建立中国社会学的本位，既要系统、深入反思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哲学预设，也要结合中国当代的经验研究反思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和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古典社会学（群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群学年鉴》创刊。
第二，提高“转化”能力，在设置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系统性理论方面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冯仕政强调，应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指导下，把哲学意味浓厚的“实践”转化为更丰富、细腻、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从而更符合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和要求。王宁认为，国际同行的学术承认存在两种方式：“元素性承认”和“框架性承认”。社会学者应从对中国特殊现实的研究中揭示出某种类型或国际普遍性，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并让国际同行听得见、听得懂、听得进。杨典认为，中国社会学者提出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关系产权”“锦标赛体制”“中国城镇化模式”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关键议题，展现了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的补充、推进或超越。宋林飞提出“公平竞争、自主创新、善于博弈、化解风险、美美与共”，以作为新的世界社会学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辩证处理学术与政治、科学与人文、特殊性与普遍性、学科性与问题性的关系。冯仕政认为，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关键是直面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敢于打破社会学知识生产中的国际分工、分层以及因此而来的知识霸权，着力推动范式革命。石英提出，应当在新科技革命视域下重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和本质，培育基于经验直觉的社会学想象力，探索科学的“社会全息”理论。张静强调，社会科学要努力让世界“读懂中国”，就不能沉迷于特殊主义的问题意识，而应该从特殊中发现一般。毛丹主张在本土经验研究中自主抽象普适性理论。渠敬东认为，所有学问的生发点，都是人世间的疑难、为难和危难之处。学术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还要依据学科的轨迹去探究问题，进入问题的深层机理。肖瑛认为，很多精致但让人并不满足的研究，是因其问题意识、分析视角和解释机制是“外围”的。需要改变目前国内社会学教育过分专业化的局面，拓展学科边界，增进研究者的理论感、历史感和经验感。何明认为，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之间的张力、学科性学术“异化”和“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科的制度安排及其价值导向、资源配置。
识变应变，着力打造中国社会学学术共同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社会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同仁一道面临大浪淘沙?；谘芯肯肿?，学者自我突破、学科精准定位、打造学术共同体或是社会学界增强识变应变能力、经受住大考的可能路径。
自我突破，意味着社会学研究者正视虚假繁华，主动走出舒适区，拓展视野、夯实基本功。虽年度报告呈现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期刊界仍普遍认为“有灵魂”“有启发”的好稿难求，理论研究、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都面临“悬浮”、跟不上时代需求的困境，其背后是对学者视野、胸怀、训练、转化和表达能力的更高期待。仅以“转化”为例，“坚持问题导向”考验的是学者将“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的能力。毛泽东同志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在此意义上，能转化好、提出好问题的学者，既要懂政治、精学问、通民心，还要能打通个人内在困扰与公共议题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学者兼具总体性关怀、多学科视野和系统性思维。
精准定位，意味着清晰识别社会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坐标系中的位置以及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版图中的位置，并使之成为社会学从业者的共同愿景。费孝通谈“文化自觉”时提到的“自知之明”同样适用于讨论“学科自觉”。要认识到自己的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优长及短板，才能与其他学科一道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上取长补短、协同推进；要在与他国社会学研究气象的对比中，找准自身在全球社会学中的发力点。需要注意的是，认识即构建，“自知”的过程也是通过话语构建中国社会学图景（拓宽学科边界）的过程，在话语即权力的意义上，精准定位是增强中国社会学国内外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前提。
学术产品并非学者凭借个人努力就可以获得，其凝结着学术共同体的智慧并承受着共同体的审视。因此，优秀研究成果的推出，离不开包括作者、编辑、审稿专家、广大读者等在内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一个既体现了作者对自我的实质性突破、又有高度学科自觉、还得到学术共同体充分助力（尤其体现为贡献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的成果，无疑更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因此，凝聚内在共识、打造有生命力的学术共同体，应成为中国社会学具备守正的定力、创新的实力和应变的智慧的重要保证。
（执笔：墨达）
摘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