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尤伟琼（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各级学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培养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践行者、促进者、守护者。
发挥教学育人功能。深入把握学生成长“播种育苗期”“拔节孕穗期”等不同阶段的身心特点，注重学段内有机融合、学段间有机衔接，使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充分发挥教学育人功能。具体来看，小学和中学阶段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教育，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教育，引导各族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和中华文化，增进国家认同、政治认同。高等教育阶段要开设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依托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课程或相关专题教育，进一步增强各族大学生的“五个认同”，引导其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信念。
创新实践育人路径。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既需要课堂上的知识讲授，也需要课堂外的实践育人。要遵循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推进“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分众化、互动式、精准性宣传教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升国旗、奏唱国歌、入党入团入队等仪式，融入党日团日队日、少先队活动、主题班会、大中队会等，融入中国传统节日、重要节庆日、重大纪念日的庆祝和纪念活动。发挥爱国主义、民族团结进步等教育基地的教育功能，通过场景式、沉浸式、交互式学习，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学生的心灵深处。
营造文化育人环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学校要注重营造良好的文化育人环境，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可以结合学校历史、校园景观、公共空间，合理布设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和形象标识，突出国旗、国歌等国家标志，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校训、校徽、校歌、校刊、板报、校园广播、文化墙、学校新媒体平台等载体，发挥教室、阅览室、走廊等场所的润育功能，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打造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校园文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系列活动，如读一本民族团结题材的书籍、唱一首民族团结的歌曲、了解一位民族团结的模范等，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校园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让各族学生在共有精神家园中共同成长。
构建协同育人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统筹推进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构建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立体化协同式育人格局。大中小学各类学校之间要加强交流学习，共同开展一体化教学研究、组建一体化教师团队、搭建一体化资源共享平台。利用家校平台，发挥家庭在教育未成年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家国情怀上的重要作用。发挥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等群团组织优势，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凝聚更多力量参与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注重运用好新媒体等手段，打造学生乐于接受的视频、图解等新媒体产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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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刘艳（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最近，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不能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手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非一日之寒，从根子上减轻基层负担必须充分发挥制度机制的引导和保障作用，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腾出更多精力抓落实、干实事。
明确基层治理权责划分。基层直接面对群众，是国家治理的“末梢神经”，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涵盖面广、千头万绪，既有涉及国计民生的家国大事，也有关系柴米油盐的民生实事。为基层减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运用制度手段进一步明确基层治理权责，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明确方向重点、增强底气动力。一方面，厘清不同层级、部门、岗位之间的职责边界，按照权责一致要求，建立健全责任清单，科学规范“属地管理”，明确基层该干什么活、能办什么事、应担什么责，重点解决基层治理中职责边界不清、权责不一致、责能不匹配等问题，防止层层向基层转嫁责任。另一方面，把为基层减负与激励担当作为结合起来，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引导和激励广大基层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工作导向，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把该做的工作做到位，切实保障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
优化基层干部考核管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要靠基层干部一条一条抓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将其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关心关爱基层的重要举措，建立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激励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奋发作为。同时应认识到，目前，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等现象依然在基层不同程度存在，严重束缚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根治这些问题，切实、长效为基层减负，必须以考准考精考实为出发点，深入推进基层干部考核管理规范化，通过优化精简考核体系、指标和方式，重点解决考核体系设计繁琐、指标设置过细过碎等问题，推动单一考“材料”、查“痕迹”向重点考成效、看“潜绩”转变，切实把基层干部从繁复考核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
着力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当前，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基层治理中，政务APP、小程序等不断涌现，在推进政务公开、优化政务服务、创新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一些地方在运用数字技术推进基层治理中也出现了工作群组过多过滥，各类签到打卡、积分排名、拍照转发过频过繁等问题，在消耗不少人力、物力、财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基层干部负担，影响了基层治理实效。为基层减负，必须下力气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坚持规划统筹、集约高效、便民减负、安全可靠的原则，着力加强对政务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和工作群组等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通过数字赋能实现制度创新、流程再造，建设完善高效集成的政务平台，扩大数字政务应用场景，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让广大基层干部卸下指尖的包袱、常挂鞋底的泥土，深入群众解民忧、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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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花军（扬州职业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刘卫琴（扬州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深刻回答了新征程上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始终深刻学习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始终将改革开放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续写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华章，确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向明确而坚定，目标响亮而高远，必将能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共识、奋发有为，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顺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选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规律的科学把握。人类社会是由诸多矛盾构成的有机体，在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诸多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的运动发展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求。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的重大部署，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以问题倒逼改革，以改革破解问题，着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环境，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最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用“三个面对”凸显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紧迫性，我们要深入理解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后的实践逻辑。第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决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必须准备接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第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题中之义。当前，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兴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全球生产和生活方式，为我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科技体制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才能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必然要求。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和目标。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可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践充分证明，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拥有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最澎湃的动力。
（本文系2023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思政课‘三课三融三实’育人路径研究与实践”〈2023JSJG60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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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胡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基层治理是最具活力的国家治理场域，它距离群众最近，融入生活最深，是群众参与最广泛的“面对面”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治理的社会活力日益迸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广度与深度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前基层社会仍存在一些治理活力不足、治理效能不高的问题，群众参与治理的主动性不强，社会活力还有待进一步激发。
一是基层治理“外热内冷”。基层治理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但现实中，有些基层治理外面看起来很热闹，如活动很多、气氛很好、媒体报导也不错，但群众的实际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一些基层治理活动还出现了娱乐化、形式化、盆景化、内卷化的倾向。一些没有什么意义或意义没有那么大的活动在同质化和低水平的层面复制，挫伤了群众的信任、热情和积极性，最终导致“热热闹闹参与活动，冷冷清清旁观治理”。
二是基层自治的能力不足。自治强调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主张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应当将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但实践中，许多地方却没有处理好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关系，对基层干预过多、包办过多，将基层视作自己的“腿”、看作没有长大的“孩子”，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长此以往就造成了基层群众和组织的习惯性依赖，出现“上级要求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别的地方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的惯性思维，自治的意识、能力都相对不足。
三是基层治理的压力相对较大。适度压力可催人奋进，但压力过大，活力往往不足。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情况长期存在，治理负担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减轻。属地责任的无边界性、压力传导的失衡性和治理资源的有限性，使基层社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创新治理，只能疲于应付、完成任务，甚至只求“不出事”就好，活力当然无从谈起。
四是基层治理的制度紧缩。近些年，基层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日益增强，基层干部的行为约束日益明晰、规范，这对巩固基层良好的政治生态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刚性过强也会导致韧性不足，使基层治理行为的弹性和灵活性下降，对复杂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活力的现代化，活力来自人民，活力来自基层。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关键要处理好秩序与活力的关系、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处理好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不断将治理的重心下移，进一步激发基层治理的社会活力。
一要释放改革红利，全面深化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坚持党建引领社会参与，将党建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全领域，以党建带社建、群建，切实将人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持续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基层治理经验，通过横向大部制、纵向扁平化等方式不断理顺条块关系、部门关系、区域关系、层级关系，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做好协同治理、整体治理的大文章；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用好责任清单制度，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通过赋权、增能、减负等各种手段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
二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培育人民群众的自治能力。基层治理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性，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治理真正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要相信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各级党委政府要减少不必要的包办和过多的干预，给予社会足够的参与空间；在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全领域吸纳群众参与，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不断培育群众的自主意识和治理能力；拓宽基层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志愿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优势，使其各尽其责、各尽其用，形成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的大格局。
三要坚持实事求是，适度增强基层治理的弹性。基层治理是复杂式治理，越往基层其所面临的治理情境越复杂，治理风险越多元，需要一定的治理弹性。把握适度的治理弹性，就是要处理好行政与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关系，综合运用法律、规则、乡约、共识乃至人情、伦理等多种手段，实现治理的刚柔并济；在推进基层治理专业化、规范化的同时，尊重基层智慧和群众创造力，给予一定的容错空间，使其能够回应和解决问题；尊重基层实际，为基层“松绑”，各部门各层级要将任务分出轻重缓急，不能对基层瞎指挥，更不能盲目向基层摊派、施压。
四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活动的实效性。焕发社会活力必须要从解决群众的真问题出发。当务之急是要改变过程式的考核方式，着力避免“打卡式”活动、“留痕式”活动、“指标式”活动的泛滥，更加注重结果考核；注重调查研究，真正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创新基层治理，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基层治理活动的可持续性，活动可以丰富多彩，但不能花样频出，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瞎折腾”。
五要形成真正的治理共同体，持续增强基层社会的黏性。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世上的路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埋头苦干，社会活力的迸发也需久久为功。要从根本上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认同感和归属感，重建社会网络、增进相互信任，形成真正的治理共同体。鼓励支持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搭建议事合作平台，开展经常性协商活动，在互动中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增强社会凝聚力。（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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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旗文稿》2024/17
作者：黄承梁（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决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这一重要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加强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系统性重塑，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得到全面压紧压实，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持续深化。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标志性文献。总体方案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与总体方案相配套，中央还审议通过并发布实施《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等6个方案。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即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一批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集中出台。2014年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2021年3月1日施行的《长江保护法》，2023年4月1日施行的《黄河保护法》，是我国两部流域法律，是全面推进国家“江河战略”法治化的标志性立法。正在编纂的环境法典，表明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上升到国家基本典章高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典。
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根本在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及各有关方面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扎实工作、合力攻坚，坚持不懈、务求实效，切实把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建设美丽中国、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使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守护绿水青山，坚持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绿，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国还创造性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将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以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针对一些地方环保意识不强、履职不到位、执行不严格等问题，党中央推动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让生态环境保护逐步成为硬约束。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职能改革等形成倒逼，并直接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等相关联领域改革。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党中央高度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整合优化机构职能，组建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逐步完善、实施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积极推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编制。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开展绿色发展绩效评价考核等重大改革；坚持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各个突破，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不断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统筹治理。通过改革和法治的相互促动，生态文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高。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持续深化。建设美丽中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和系统工程，以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主线，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标志性战役。加快实施主要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提高治污科学性精准性。进一步完善能耗及碳排放强度管控政策，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大力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为导向，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以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监管为突破口，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以坚持激励约束并重为原则，增强各方保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加快构建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守好生态保护红线。坚持节约优先，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深化排污权交易改革，提升“含绿量”赋能“含金量”。
二、深刻认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改变中华大地。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决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决定》明确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面。国内外实践证明，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任务十分艰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破解生态文明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推动构建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为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顺应全球绿色发展大势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积极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强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效益，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绿色发展动能。
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必须更加重视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执行力，有利于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面改善和根本好转，让美丽中国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参与引领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的迫切需要。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全球性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紧迫和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性，气候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倡导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生态环境战略、国际和外交战略协同性，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三、落实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决定》从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3个方面提出系列改革举措。推动生态环境领域改革任务举措落实落地，要继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更高标准谋划和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体制机制建设是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决定》提出，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资产保值增值等责任考核监督制度。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必须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谋划和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全局观念，强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分轻重缓急，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改革举措协调配套，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现象。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涉及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决定》提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制度机制，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构建环境信用监管体系。推动重要流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全面推行水资源费改税。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深化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低碳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也是高质量发展重要着力点。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美丽生态的需要与期待，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要义与价值所在。《决定》提出，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完善绿色税制。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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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胡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方向指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科学设定了绿色转型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重大步伐。同时要看到，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仍不容忽视，迫切需要进一步发挥改革的驱动作用，破除阻碍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过去，一些地方简单“以GDP论英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实践证明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首要的是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握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冲破传统发展思维束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改革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力量。一方面，改革有利于激发绿色发展活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任重道远，产业结构高耗能、高碳排放特征依然明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状况仍将持续。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突破结构性障碍的制约，加快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持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改革有利于破除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经过新时代以来的改革创新，我国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系统性重塑，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但也要看到，降碳、能源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与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尚有不适应的地方，必须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落实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各项任务，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把握内在规律和重要原则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需把握其内在规律和重要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
不断推进制度和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初步建立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赔偿、后果严惩等生态文明制度框架，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一系列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必须一以贯之，要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充满艰辛、未知和风险挑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大胆试验、大胆突破，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注重系统集成与突出重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以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既要整体考虑、全局把握、协同推进，把系统观念贯穿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过程，促进改革目标相互兼容、改革举措相互配合、政策取向协同一致，又要找准主攻方向，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围绕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更多实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受益者。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必须以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改革实效的重要标准，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制度机制，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还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绿色发展的强大合力。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之一，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落实各项重点任务，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促进形成绿色空间格局。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健全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明确各类空间的功能定位和开发保护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特征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高质量生态产品。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加强区域绿色发展协作，统筹推进协调发展和协同转型。
建立绿色低碳经济体系。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培育和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推广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技术和产品。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推广绿色出行、绿色建筑、绿色办公。
健全“双碳”工作机制。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加强对气候变化的监测、评估和预警。推动交通结构转型升级，协同推进交通运输减污降碳。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立地方碳排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碳减排。
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健全绿色转型财税政策，丰富绿色转型金融工具，积极发展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创新和优化投资机制，深化电力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阶梯水价等价格政策。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能源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工作。建立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加快节能标准更新升级，完善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和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
强化绿色科技创新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深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强化生态环境领域技术与信息、生物、材料等变革性技术的交叉融合创新。聚焦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低碳零碳工艺流程再造、新型电力系统等领域，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完善激励机制大力培养创新人才，优化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夯实绿色转型智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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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江（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学科交叉被视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因为它可以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观点、方法和工具，产生新的洞见和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将原有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乌齐（Brian Uzzi）指出知识创新可以理解为原有知识的重新组配。按照这个逻辑，学科交叉的过程中会产生知识的重新组配，也就意味着会产生知识创新。此外，学科交叉也是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现代社会面临的许多挑战，都需要综合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有效应对。
近年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科技政策都一直在基础研究中推动学科交叉，一系列旨在促进学科交叉的国家战略举措相继出台。例如，2020年1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了交叉科学部；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将“交叉学科”列为第14个学科门类。尽管如此，学科交叉仍然面临挑战。
挑战一是科研评价的制约。在最近笔者研究团队的一项问卷调查（有效问卷1213份）中，约半数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表示，只有在学科交叉研究有利于科研考核时，他们才愿意从事此类研究。这不仅涉及项目资助，即学科交叉研究如果更容易获得资助，那么科研人员将更愿意投入其中；也关乎论文发表，即当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能获得本学科同行的同等认可时，科研人员将愿意从事学科交叉研究。
科研项目已成为很多科研人员晋升的必要条件。因此，部分将要晋升的科研人员在研究选题时较为谨慎，因为立项比创新更重要。现行的科研资助体系中，学科交叉研究项目的资助率并不比其他项目更高，这使得科研人员缺乏学科交叉的意愿。论文发表在哪个学科的期刊上，以及如何署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科交叉中的合作。一方面，当前的科研评价过于强调研究对于本学科领域的贡献，发表在本领域的期刊上更容易被本领域的同行认可。另一方面，只有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受到认可，因此，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中各学科的参与程度需要根据作者角色进行协调。这些因素也使得科研人员缺乏学科交叉的意愿。
在我国，无论是项目评审还是论文评审，都采用同行评议制度。在学科交叉研究中，同行评议制度面临巨大挑战，即找到同行非常困难。科研人员通常需要以学科为阵地，跟学科内的同行频繁进行学术交流，以获得同行对自己的认可，这种认可能够为他们的项目评审和论文评审带来一定的优势。因此，在这种制度下，科研人员如果想要从事学科交叉研究，在项目申报和论文投稿过程中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例如，如果不是自己学科领域范围内的同行评审，成功率更低。
挑战二是学科壁垒。学科壁垒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的分隔和隔阂，主要表现为学科内部的封闭性、专有的术语和方法论，以及学科内外的资源分配不均。这些壁垒限制了知识的交流和创新，导致学科之间的协同效应难以实现。
学科壁垒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现代大学制度中的院系制。大学的院系制通常按照学科划分，各学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方法论和术语体系，逐渐形成了各自为政的状况。院系制使得各学科内部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文化和认同感，研究人员往往在本学科内寻找认同和支持。其二是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种高度的专业化使得科研人员逐渐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掌握了独特的知识和技能，但限于时间、精力不得不放弃学习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这一现象被称为“知识的负担”）。其三是学术资源按学科分配，如科研项目经费、晋升机会、荣誉等。学科范围内的学术共同体根据配额再分配时，便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以自行制定游戏规则，规则与规则的不同在学科之间形成壁垒。
建立学科交叉研究中心能推动学科交叉吗？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在任期间（2001—2006）提出了“奥尔斯顿计划”，旨在将奥尔斯顿校区打造成一个学科交叉的研究基地。在这里，院系与学科壁垒被拆除，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将在同一屋檐下碰撞出知识与思想的火花。然而，萨默斯卸任后，该计划进展缓慢。如今，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入驻了奥尔斯顿校区，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交叉研究，但建制上仍然是院系制。
国内外许多高校也纷纷成立了促进学科交叉的研究中心，以鼓励校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围绕某些主题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在虚体的学科交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仍然归属不同院系，他们所要应对的科研考核没有变化，学科交叉所面临的困难也没有变化。在实体的学科交叉研究中心，看似脱离了院系制的制约，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学科壁垒仍然难以打破。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每位教职人员都有明确的学科归属，这使得即便身处学科交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仍然不得不从特定学科寻求资源，因此，他们不得不站在自己所属的学科领域来谈交叉，并期待将交叉的成果拿回自己所属的学科领域应对科研考核。
将交叉学科列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能推动学科交叉吗？“交叉学科”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下设“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两个一级学科，且未来存在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增设一级学科的可能性。这无疑给“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所涉及的相关学科领域从事学科交叉研究的人员提供了一种制度保障，他们的学科交叉研究有了学科归属，更多从事学科交叉研究的人看到了制度上的希望。然而，学科交叉的生命力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预知哪些学科交叉才能推动知识创新与科学进步。如何更大范围保护学科交叉中的这种生命力，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基金资助中设置交叉科学部，能推动学科交叉吗？根据2023年的统计数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并不受理青年项目与面上项目的申请，优青（30项）、杰青（28项）等其他项目的资助率与其他各学科接近，其中资助数量最多的是重大研究计划项目（156项，经费约130万元/项）。交叉科学部成立后，尽管仍未改变当前的院系制教育与科研体系，及其所形成的学科壁垒，但为原本在其他科学部中激烈竞争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一条新的赛道，对学科交叉起到了正向的激励作用。然而，学科交叉研究大多属于高风险、高创新类的研究，因此，高立项率的小额资助模式更能激发科研人员从事学科交叉研究的动力。
最后，学科交叉研究的推动也需要文化的支持。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学科界限观念，倡导开放、合作和创新的科研文化。同时，社会各界需要更多地认识到学科交叉的重要性，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这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有利于学科交叉研究的社会环境，推动知识创新和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