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赵泽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教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内容，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基本政治制度的时代任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其中特别提到“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精神为我们今后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意义重大。
深刻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主线”的地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我国民族政策和制度设计改革发展的方向和与时俱进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体现。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有不同的着力点。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发生了重要转变，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和民族工作的形势也随之演变，民族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必须要改革发展、与时俱进，适应历史变化，回应时代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所有工作主线，这是我们党在民族领域进行的改革和创新。《决定》提出要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了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和理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举措和理论建设向制度化、机制化建设推进。健全制度机制要求的提出，意味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工作将会更深入、更细致、更实在，涉及民族工作的相关部门的协调性、配合度、参与感将会更高，民族团结创建的相关内容将会更加有形、有实、有感。
深刻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统战工作中的地位
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在新时代，处理好民族关系是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重要方面。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瞻远瞩，加强了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明确了统战部门对民族工作的统筹协调作用，进一步强调做民族工作应具有统战思维。党的二十大以来，我们党着力构建民族工作新格局，《决定》提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的全过程，通过构建党的民族工作的新格局，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为团结而兴，从大统战工作格局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根本的是做凝聚人心的工作。《决定》提出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强调各民族共同的责任使命，激励各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共识，为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动能。
深刻把握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在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
《决定》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三项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政治内容，可以说，我国民族团结事业发展的过程，就是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程。《决定》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项基本政治制度高度来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将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增时代注解；从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更健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要求来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将为维护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权益，实现各民族繁荣发展丰富民主内容和形式。
《决定》指出，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同时首次提出要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依法治国在民族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民族事务法治化的里程碑。我们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更具有针对性和专门性，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形成互补，进一步完善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法律体系，更好地用法律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权利，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用法律提高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深刻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党的二十大以后，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意义下推进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决定》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进一步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具体的新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共识基础，既使各民族共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团结奋斗，也使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没有民族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无法凝聚力量，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各民族就无从实现共同富裕。
深刻把握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的实践意义
健全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部署下，把握当前民族工作的形势任务，完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现有法律法规中涉及民族事务的相关法条形成互补，理顺不同法律法规之间涉民族的解释力，共同构成民族事务法治化法律体系，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用法律保护各族人民的权益，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创造有利于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和学科体系，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的作用，形成多主体、多中心的研究力量，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人才梯队，重视青年学者的培养。
营造有利于各民族广泛交往、深入交流、全面交融的社会环境，将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同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相结合，创造更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城乡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同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相结合，为构建全面互嵌的社会结构营造有利的条件；同民族团结创建工作相结合，让民族团结成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让民族团结成为抵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遇到风险挑战的钢铁长城。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在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环节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在统一战线的全领域开展和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发挥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宣传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建立央地联动、贯穿各级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培训体系，打造具有大统战视角、大统战思维、大统战格局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研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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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对外话语研究中心研究员）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蕴含着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认识论的辩证法的逻辑旨向和方法论原则，是指引我们党领导人民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和重要法宝。
谋划改革思路和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坚持用联系、发展和矛盾的观点看问题，确立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问题域和整体性。
以“客观实际”锚定改革的“出发点”。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世界是客观的，这要求我们以“客观实际”为根据，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决定》以“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为客观实际，“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标定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方位”和“出发点”。
以“问题导向”谋划改革的“问题域”。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为人们提供了“矛盾分析方法”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的核心要求是坚持“问题导向”，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决定》全面勾绘了“改革清单”，这亦是“问题清单”，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重大问题为导向，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可以说，奔着问题去，锚定问题域，盯着问题改，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以“系统集成”明确改革的“整体性”。唯物辩证法确立了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辩证图景”，确立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树立系统观念，坚持系统集成，遵循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原则。在当代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各项改革的协同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纵观《决定》全文，其中蕴含的重要改革方法论就是“系统集成”，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必须突出改革的系统整合和整体协同。
明确改革主体和方位
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方位、趋势和规律，标定了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历史合规律性和历史合目的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这是确证当代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主体、历史方位、总体目标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
以“政党领航”明确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党是由一定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团体，往往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就社会主义事业而言，“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走向胜利的康庄大道”。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特别是《决定》强调“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这些重要论述深刻说明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
以“人民至上”明确改革的“根本力量根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深刻回答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在《决定》中，“人民至上”是蕴含的内在红线。从《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原则，到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等300多项具体改革举措，贯穿其中的核心价值追求即“人民有所盼，改革有所应”。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以“历史趋势”明确改革的“根本前进方向”。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两个必然”的根本规律，强调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景。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在当代中国，我们顺应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坚持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就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方向。《决定》确立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重大原则，特别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牢牢把握住了改革的主动性和方向性。
标定改革战略和策略
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历史是时代之镜，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决定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是一个无止境的辩证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实践出真知，实践创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是当代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密码”，亦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论的辩证法”或“实践辩证法”。
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认识论的辩证法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的高度契合，不断坚持守正创新，用发展着的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解答实践中的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仅靠主观理论创造，而要遵循实践规律，以中国发展的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实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决定》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这是对“实践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充分体现了用实践中摸索到的规律来升华我们的理论的正确路径。
坚持“重谋划”与“重落实”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要“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反对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这启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将改革目标“束之高阁”，而是要坚持改革目标与改革执行、改革谋划与改革落实的辩证统一。《决定》全文共有三大板块，分15个部分，按照“总论—分论—结论”的形式通篇排列60条，全面系统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远景图画”和“具体路线”，既有顶层谋划，更有具体策略，充分体现了统筹谋划与分层落实的辩证统一、理论战略与实践策略的辩证统一。
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和“三个更好相适应”的统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优化改革的路径。《决定》指出，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三个更加注重”侧重改革的过程与方法，“三个更好相适应”侧重改革的结果与目的，是衡量改革总目标是否实现的尺度。“三个更加注重”和“三个更好相适应”充分体现了目标导向与结果导向的统一、改革深度与改革广度的统一。只有把“三个更加注重”和“三个更好相适应”统一起来，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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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提出“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其中，“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是我国生态环境管理体系的重大制度创新，凝结着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对服务国家和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实施、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系统复杂多样，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生态功能和环境问题差异显著，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围绕美丽中国建设战略目标，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是国家生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的顶层设计，也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一项基础性、前瞻性和长久性的工作。具体而言，就是以保障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特点，通过建立从问题识别到解决方案的分区分类管控策略，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要求落实到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上，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因地制宜实施“一单元一策略”的分类管理。通过精细化的治理方式，强化生态环境管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有助于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支撑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43部地方性法规均对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作出规定。“完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发展‘明底线’、‘划边框’”，被纳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任务部署。
2017年，我国启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青海省试点开展“三线一单”工作以来，生态环境部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技术规范和管理文件，指导“三线一单”的编制论证和发布实施等。这些地区通过先行先试，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后续成果应用和政策推广提供了借鉴、奠定了基础。坚持国家指导、省级统筹、市级落地的原则，各省（市）加快推进“三线一单”编制工作。目前，我国已推动建立以“二三一”为标志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二”是“两级方案”，全国省、市两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全面完成并发布实施；“三”是“三类单元”，包括优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三类单元，全国已划定4万多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一”是“一张清单”，针对每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一单元一策略”的差别化准入清单，初步形成了一套全域覆盖、跨部门协同、多要素综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政策制定、环境准入、园区管理、执法监管等领域落地应用，在支撑生态环境参与宏观综合决策、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实践中也不断发现一些新的亟须明确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指导。2024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印发，明确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监督考核以及组织保障等，为科学指导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了行动指南。该《意见》锚定两个时间节点目标要求：到2025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基本建立，全域覆盖、精准科学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初步形成；到2035年，体系健全、机制顺畅、运行高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面建立，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7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管理暂行规定》，这是生态环境领域促进新质生产力“1+N”政策体系的N个文件之一，有力回应地方关切，加强对地方工作指导。
全国各地、各领域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践探索中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也要看到，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仍然面临制度体系有待健全、技术体系有待完善、实施应用有待深入、政策协同有待增强等问题。未来，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聚焦区域性、流域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完善现有分区管控方案，推进国家和省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系统与其他业务系统的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加强关键技术与工具研发，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融合创新，提升服务效能，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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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黄先海（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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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要求、重要原则等作了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形成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为在新征程上解放、发展、跃升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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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生产力跃升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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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重要论述强调解放、发展、跃升生产力，并揭示了生产力跃升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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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理论更强调生产力的质态跃升。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生产力的演进历程来看，生产力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其发展方式在大多阶段呈现为循序渐进、边际拓展，而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时代变迁的关键时期则往往呈现为跨越提升、快速迭代。先发经济体如果能抓住生产力跃升机遇，就能扩大优势，持续引领；后发经济体如果能抓住这一机遇，则能实现赶超，后来居上。传统生产力理论多聚焦于渐进式发展，强调生产力的常态发展，而新质生产力理论则更聚焦于跨越式发展，强调生产力的质态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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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必须以创新为主导。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有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驱动生产力发展由量变上升为质变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关键所在，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显著特点，更强调通过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坚持把由科技创新引发的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质态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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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质态跃升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跃升。生产力的质态跃升与新发展理念是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只有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生产力才能实现质态跃升，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必须以创新为发展动力，强调创新驱动生产力质态跃升；以协调为内在要求，强调解决生产力质态跃升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绿色为必要条件，强调生产力质态跃升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开放为必由之路，强调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以共享为本质要求，强调生产力质态跃升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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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揭示生产力跃升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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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深刻揭示了生产力跃升决定机制的三个层面及其互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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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性突破是生产力跃升的动力源泉。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分别为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和电气的应用、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技术不断成熟。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可简单概括为“四个力”，即马力、电力、网力、算力，每一次生产力跃升，均源自技术革命性突破。革命性新技术带来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等，对旧技术、旧领域造成“创造性破坏”，推动旧生产力体系逐步瓦解，促使生产力的内涵和形式发生巨大的革命性跃迁。新质生产力理论更为重视技术革命性突破引致的生产力跃升新动能，强调通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创新资源的统筹能力，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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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生产力跃升的关键路径。生产力是由各类生产要素通过各种形式组合构成的有机系统，生产力发展既包括生产要素量的增长，也包括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在短期内，生产要素的量是有限的、稳定的，而要素配置方式则富有创造性、不确定性，生产力的跃升仅靠量的增长难以实现，需要通过不断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形式、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来实现。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要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不仅包括基于新生产要素形成新的要素组合所带来的拓展型创新性配置，如培养熟练掌握和创新运用数字技术的更高素质劳动者，还包括通过新生产要素赋能传统要素组合所带来的赋能型创新性配置，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升传统要素组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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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生产力跃升的基础载体。从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进程来看，生产力跃升与产业变革密不可分，通常呈现为新兴产业的涌现以及传统产业的变革。但科技革命并不一定会引发产业变革，只有在合适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下，才能推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全球分工等方面发生革命性变化，实现生产力跃升。新质生产力理论更为重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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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素—产业”链条是生产力跃升的传导机制。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技术革命性突破一方面能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禀赋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加快了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而且催生新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能大幅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不仅使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上升，还能推动形成要素配置新组合新模式，从而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将吸引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传统产业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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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跃升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是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生产关系，有助于打破制约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畅通流动的障碍，促进其向生产力跃升方向集聚，创造一个更适合生产力跃升的环境。新型生产关系下，创新资源和市场的结合度进一步提升，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成果不断涌现，新旧生产要素活力进一步激发，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效率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进一步融合，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速度大幅提升，“技术—要素—产业”传导机制更加畅通高效，有效促进生产力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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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阐释生产力跃升内涵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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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深刻阐释了生产力跃升的基本内涵及核心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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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是生产力跃升的基本内涵。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不仅包括生产力三大要素自身的质变，还包括三大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这些要素相互融通、高效协同，形成新的组合方式，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体现为以熟练掌握和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为跃升方向的更高素质劳动者，以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跃升方向的更高技术含量劳动资料，以数据要素和传统要素深度融合为跃升方向的更广范围劳动对象，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对生产力要素系统进行质的重塑，实现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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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生产力跃升的核心标志。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增长贡献后的经济增长率，是稳态增长率的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增长模式由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是当代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更重视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一方面强调劳动、资本等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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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生产力要素系统跃升型重塑，意味着更高素质劳动者运用更为合适的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对更具针对性的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出发，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将推动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效率同样不断提升，在生产要素的量保持不变情况下，要素产出将大幅增长，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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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在回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面临的新机遇、新要求、新问题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具有内在统一性，这一理论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总揽全局、统筹兼顾的科学理论，源于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实践，并将继续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站上新起点，我们要强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通过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形成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持续涌现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局面，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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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李江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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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对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进一步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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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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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思路不断创新完善，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一方面，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另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进而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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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时机、节奏、重点和力度，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为转型升级和改革创新提供重要环境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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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二者都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手段。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随着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加之受世纪疫情的巨大冲击，需求侧矛盾也变得突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必须整体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强化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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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宏观经济治理的一系列科学论述，是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的全面升级与创新，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治理实践的集中总结与高度凝练，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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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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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经济治理实践的“宏观经济治理”，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具有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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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突出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规划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作用明显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总供求格局实施宏观调控”，并强调“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国家发展规划具有战略导向作用，各类宏观政策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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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要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有效提高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整体效率。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对短期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保障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主动作为，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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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调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目标。我国就业优先战略深入实施，2019年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丰富发展。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推动各领域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宏观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近年来，通过不断完善与就业容量挂钩的产业政策，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注重发展技能密集型产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有效带动了高质量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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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跨周期设计与逆周期调节并重。一方面，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短期波动，要通过逆周期调节确保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更好解决影响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要加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兼顾应对短期经济波动和保障中长期经济发展。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跨周期设计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治理区别于传统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有利于做好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政策布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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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不断创新并逐步形成了“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的宏观调控思路。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准确性。全新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推动了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避免了大起大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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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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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体现。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突出体制机制改革，从多个维度综合施策，强化重点、注重系统集成，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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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强化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一方面，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国家战略对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促进高效衔接，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制定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形成宏观经济治理合力。同时，进一步完善现有统计指标核算体系，为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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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完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相互衔接、深度融合的机制。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是重大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以区域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要进一步健全制度和政策体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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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建议通过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等多种途径，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畅通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在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和优化税制结构的同时，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加强公共服务绩效管理，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提供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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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要通过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同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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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孙 早（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王 乐（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电子商务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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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是支撑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金融业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是巩固当前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的重要举措，也有助于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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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作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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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是“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数字技术为关键工具、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在线流程为业务模式，具有资源跨时空有效配置、信用信息数字化以及能够实现高普惠广覆盖和精准响应等特征。数字金融能够促进资金流、信息流和数据流高效协同配置，提高金融服务交付速度、透明度和安全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金融资源实现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精准化匹配，对提升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的效率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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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面临一些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发挥数字金融作用给予有效解决。一方面，制造业普遍面临创新投入成本较高而融资渠道受限的问题，企业在前期技术研发和积累阶段尤其需要金融的支持。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加快金融资源流动且实现优化配置，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便利性。另一方面，部分新兴制造业缺乏足够的市场信息和经验数据，信息不对称导致相关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对数据资源整合分析与实时信息共享，更精准地对企业进行评估，进而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此外，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偏低的现实情况也可能对企业融资形成障碍，而数字金融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场景触达能力，畅通产业链资金的流转，促进制造业企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进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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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数字金融更好发展，进一步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质效，需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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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守正为本，创新为要。强调“守正”，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金融发展规律推动创新，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强调“创新”，必须顺应金融改革发展新的实践要求，着力在金融领域推进和形成新的重大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用好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适应各种类型企业在融资条件、风险特征和信用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积极探索新的信贷方式，发展多元化金融业态，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把数字金融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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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处于深刻复杂变化之中，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在此背景下，更好发展数字金融、夯实实体经济根基面临更高要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把握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特别是要将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与保障数据安全、金融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结合起来，在用好用足数字金融的同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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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世界性难题。更好发挥数字金融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样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创造良好条件，又需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政策引导。特别是要针对数字金融的特点，重视防范技术领域风险和金融领域风险，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推动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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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数字金融重要作用，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一是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面对海量数据处理与跨域交易需求，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字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在数量上，需根据实际需求平衡和协调重要基础设施的布局，力争有效辐射至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在质量上，需关注数字金融服务系统在复杂交易中的高效稳定，保障制造业的资金安全和信息安全。二是稳妥推进金融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产品服务创新需双管齐下，实现对制造业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既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将金融资源配置到需要的产业领域，又动态评估高端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的需求差异，顺应制造业绿色化升级、服务化发展的趋势，推出定制化、场景化的数字金融产品。三是强化监管能力建设。数字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需引入创新工具、发展数字业务模式，这对防风险提出了更高要求。需加快建立涵盖金融、技术和数据监管的多层次动态监管体系，形成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切实将数字金融产品的设计、发行、交易、结算，以及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和数据传输全流程纳入有效监管。总之，需立足我国数字经济优势，发挥数字金融重要作用，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堵点难点，把金融资源真正集聚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上来，聚焦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上来，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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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旗文稿》2024/19
作者：马福运（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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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兰州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精神，让黄河文化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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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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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并引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发展，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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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必备条件。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为中华文明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适宜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首先，黄河流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黄河流域的地势、水源、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宜农业发展。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以粟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作物在黄河流域萌发，初步架构起中华民族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黄河流域水系发达、支流众多，从西到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四个地貌单元，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发达的水利网络、适宜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各类资源，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创新提供了多样化的自然资源和生存条件。再次，黄河流域发达的交通和商贸是中华文明交流的必备条件。黄河流域位于中心地带、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位置，使这里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地区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包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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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促进并引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发展。作为在黄河流域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黄河文化是一种涵盖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经济成就、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以及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行为模式在内的文化综合体。在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发展中，黄河文化以其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根源性、连续性、正统性、包容性、统一性、创新性等独特的文化特色，奠定了其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主导和引领地位。黄河中下游作为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无论是发迹于黄河两岸的“三皇五帝”，还是兴盛于河洛之间的夏商周三代，直到北宋之前的几千年时间里，黄河流域始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存在，黄河文化始终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无论是裴李岗、仰韶、龙山等原始文化，城市、文字、建筑等文明载体，还是儒家、道家、法家等中华元典文化，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不同文化流派，这些林林总总的中华文明元素均根植于黄河文化之中；无论是在与草原游牧文化碰撞融合中丰富中华文化，还是在与世界其他文化交流互鉴中吸纳文明成果，黄河文化作为世界“大河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作为“四大发明”等许多中国文明元素的原创平台，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整合张力和旺盛的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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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为中华文明注入了丰富的黄河元素。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是一个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系统，而且是一个孕育华夏文明的鲜活文化生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诞生了‘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已然成为中华文明的资源宝库。一则，黄河文化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众多历史遗存。黄河流域诞生的众多古都、古城和古文化遗址，诸如郑州双槐树遗址、洛阳二里头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等，都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二则，黄河文化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丰富文化遗产。其中，甲骨文、金文等文字体系奠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文字基础，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丰富了中华文明的艺术宝库，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对中华文明思想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则，黄河文化为中华文明赋予了多维价值要素。黄河文化以其主体性与主导性，培育了中华民族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心理，大一统、大融合、大团结的主流观念，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思想主轴与精神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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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河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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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在黄河滋养与考验下形成的以“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为内核的黄河文化，彰显了中华儿女热爱故土的根亲意识和不惧困难的民族性格，涵育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内涵的伟大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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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作为中国文字起源之地、中华文明肇兴之基、中国科技创新之源，黄河流域人民面对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基于改造自然和创造美好生活需要进行了各个方面的尝试，孕育出黄河文化的原生性创造精神基因，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木之根本、水之渊薮。先民们在这里改进生产工具、创新耕作技术、兴修水利工程，特别是通过治理黄河以趋利避害的过程中，创造了我国最早精耕细作的农业、繁荣的手工业、发达的商贸业，并以此为基础使黄河中下游成为长期兴盛不衰的思想解放区、文化活跃区、科技创新区。无论是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蓬勃发展，还是最早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特别是“四大发明”的出现，都对我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从文艺创造到科技发明，黄河文化以创新创造基因塑造了中华民族伟大的集体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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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奋斗精神。黄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紧密相连。自古以来，黄河就以其汹涌澎湃、勇往直前的磅礴气势，熏陶浸染着华夏儿女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民族品格，塑造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同时，一部艰辛的治黄史，也浓缩出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治国史。史料记载，历史上，黄河决口泛滥达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0多次，水患范围北到海河，南达江淮，其泥沙、悬河、断流等问题堪称世界之最，其治理问题成为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大难题。而在与黄河水患搏斗中锻造形成的不惧艰险、敢于斗争、无坚不摧、坚韧刚强的主体精神，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前进的核心动力。无论是从黄河两岸传遍长城内外的《黄河大合唱》，还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革命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奋斗精神的具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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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团结精神。九曲黄河一路奔腾万里、汇聚百川入海，以一种高度包容的内源性气质涵育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团结精神。一方面，黄河作为“百川之首”和黄河流域长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是促成中国“大一统”传统和不同族群交流交融、多元文化交汇交锋的重要地理因素，孕育出“尚和合”、“求大同”的黄河文化思想特质，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柱子上时刻警醒，在历朝历代把治理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作为“国家工程”统一组织实施的过程中，客观上是统一思想、汇聚力量、团结协作，甚至统一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需要，主观上促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全国一盘棋”、“大团结”的重要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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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精神。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和桀骜难驯忧患河的统一体，孕育出现实苦难与美好梦想交织的黄河文化奇特图景。一方面，敢于追求伟大梦想是黄河文化的固有品格。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这些神话传说犹如“人类童年的梦”。这些传说并非单纯为了赞美英雄的个人行迹，而是把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诗化于早期生活的苦难现实，并慢慢融汇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生成“精神图腾”。另一方面，敢于实现伟大梦想是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开封城，城摞城”景观中层层叠压的6座古城，见证了黄河水患给两岸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数千年来，黄河虽长期屡治屡决，但中华民族从未放弃实现黄河安澜的梦想，中华儿女从未停下追逐黄河安澜的脚步，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黄河岁岁安澜的千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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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弘扬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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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内蕴着发展黄河流域社会生产力、挖掘黄河文化现实生产力的双重逻辑。深入挖掘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发展黄河文化的现实生产力，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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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黄河文化独特标识，守护中华民族家国记忆。文化标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文化的重要标志。基于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特殊地位，黄河文化标识不应是一个简单的地标性或文保性概念，而应是涵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形象文化等多元要素的系统集成概念。当前，虽然有以郑州炎黄二帝雕塑为代表的历史人物标识，以兰州黄河楼为代表的历史建筑标识，以郑州黄河博物馆“黄河鲤鱼”吉祥物等为代表的生物及其传说标识，以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发明标识，但这些黄河文化标识的集成性、全域性、代表性、历史性、传播性彰显还不够。因此，必须着眼于守护中华民族家国记忆的需要，加快建设体现中华文化“根”和“魂”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黄河文化公园建设应统筹沿黄九省（区）甚至更多支流省份的力量，既要挖掘各区段特色文化资源以强调适地性，更要挖掘中华文化的源流发展以体现归趋性、突出认同性，着力打造能够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长廊、凝聚中国力量的共同精神家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文旅体验空间，在黄河流域形成“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传统”良性互动的复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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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黄河文化产业，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基本点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关键点是科技赋能、创新发展，打通“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突破点，通过挖掘黄河文化跨越时空的价值本源以守其文化根本，通过创新呈现形式以使其顺应时代潮流，将黄河文化的历史价值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推动黄河文化与实体经济融合实现产业化发展。通过深入挖掘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文旅项目、特色文创产品和特色景观体系，打造黄河风情旅游带和文化体验廊道，并以此为基础实施黄河文化“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战略，推动黄河文化融入我国产业发展新格局，实现以文兴产、以文润城、以文塑旅、以文惠民、以文化人。要推动黄河文化与数字经济融合，实现创新性发展。充分运用云计算、区块链、虚拟仿真等数据信息技术，推动黄河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并以此为基础实施黄河文化“数字+商业”融合发展战略，通过实施黄河文化IP开发工程，共建黄河文化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建立黄河文化创新知识产权协同发展机制，推动黄河文化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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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黄河文化传播力，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黄河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与力量之源，是中华儿女的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应着眼于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进一步释放黄河文化生产力、增强黄河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提高黄河文化凝聚力和引领力。要加强黄河文化研究与阐释。大力实施黄河文化研究工程，推动建设一批跨学科、交叉型、多元化的黄河文化学术创新团队、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着力构建黄河文化研究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努力推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黄河文化研究标志性成果。要加大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力度。对于发端于黄河流域、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黄河文化资源，如庙会、民居、皮影、刺绣、面花、剪纸等传统文化，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以及一些与祭祀、串亲等有关的传统习俗，应建立保护名录、健全保存体系、加大抢救力度。要加强黄河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定期举办大河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展中华人文始祖祭拜大典等，打造黄河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高端平台；通过加强黄河文化产品的跨国生产与海外传播，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黄河文化品牌和数字化传播平台，推动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