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黄先海（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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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要求、重要原则等作了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形成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为在新征程上解放、发展、跃升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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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生产力跃升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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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重要论述强调解放、发展、跃升生产力，并揭示了生产力跃升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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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理论更强调生产力的质态跃升。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生产力的演进历程来看，生产力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其发展方式在大多阶段呈现为循序渐进、边际拓展，而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时代变迁的关键时期则往往呈现为跨越提升、快速迭代。先发经济体如果能抓住生产力跃升机遇，就能扩大优势，持续引领；后发经济体如果能抓住这一机遇，则能实现赶超，后来居上。传统生产力理论多聚焦于渐进式发展，强调生产力的常态发展，而新质生产力理论则更聚焦于跨越式发展，强调生产力的质态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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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必须以创新为主导。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有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驱动生产力发展由量变上升为质变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关键所在，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显著特点，更强调通过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坚持把由科技创新引发的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质态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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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质态跃升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跃升。生产力的质态跃升与新发展理念是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只有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生产力才能实现质态跃升，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必须以创新为发展动力，强调创新驱动生产力质态跃升；以协调为内在要求，强调解决生产力质态跃升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绿色为必要条件，强调生产力质态跃升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开放为必由之路，强调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以共享为本质要求，强调生产力质态跃升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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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揭示生产力跃升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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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深刻揭示了生产力跃升决定机制的三个层面及其互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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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性突破是生产力跃升的动力源泉。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分别为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和电气的应用、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技术不断成熟。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可简单概括为“四个力”，即马力、电力、网力、算力，每一次生产力跃升，均源自技术革命性突破。革命性新技术带来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等，对旧技术、旧领域造成“创造性破坏”，推动旧生产力体系逐步瓦解，促使生产力的内涵和形式发生巨大的革命性跃迁。新质生产力理论更为重视技术革命性突破引致的生产力跃升新动能，强调通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创新资源的统筹能力，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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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生产力跃升的关键路径。生产力是由各类生产要素通过各种形式组合构成的有机系统，生产力发展既包括生产要素量的增长，也包括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在短期内，生产要素的量是有限的、稳定的，而要素配置方式则富有创造性、不确定性，生产力的跃升仅靠量的增长难以实现，需要通过不断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形式、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来实现。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要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不仅包括基于新生产要素形成新的要素组合所带来的拓展型创新性配置，如培养熟练掌握和创新运用数字技术的更高素质劳动者，还包括通过新生产要素赋能传统要素组合所带来的赋能型创新性配置，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升传统要素组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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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生产力跃升的基础载体。从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进程来看，生产力跃升与产业变革密不可分，通常呈现为新兴产业的涌现以及传统产业的变革。但科技革命并不一定会引发产业变革，只有在合适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下，才能推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全球分工等方面发生革命性变化，实现生产力跃升。新质生产力理论更为重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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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素—产业”链条是生产力跃升的传导机制。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技术革命性突破一方面能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禀赋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加快了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而且催生新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能大幅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不仅使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上升，还能推动形成要素配置新组合新模式，从而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将吸引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传统产业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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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跃升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是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生产关系，有助于打破制约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畅通流动的障碍，促进其向生产力跃升方向集聚，创造一个更适合生产力跃升的环境。新型生产关系下，创新资源和市场的结合度进一步提升，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成果不断涌现，新旧生产要素活力进一步激发，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效率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进一步融合，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速度大幅提升，“技术—要素—产业”传导机制更加畅通高效，有效促进生产力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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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阐释生产力跃升内涵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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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深刻阐释了生产力跃升的基本内涵及核心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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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是生产力跃升的基本内涵。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不仅包括生产力三大要素自身的质变，还包括三大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这些要素相互融通、高效协同，形成新的组合方式，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体现为以熟练掌握和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为跃升方向的更高素质劳动者，以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跃升方向的更高技术含量劳动资料，以数据要素和传统要素深度融合为跃升方向的更广范围劳动对象，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对生产力要素系统进行质的重塑，实现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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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生产力跃升的核心标志。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增长贡献后的经济增长率，是稳态增长率的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增长模式由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是当代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更重视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一方面强调劳动、资本等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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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生产力要素系统跃升型重塑，意味着更高素质劳动者运用更为合适的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对更具针对性的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出发，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将推动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效率同样不断提升，在生产要素的量保持不变情况下，要素产出将大幅增长，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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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在回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面临的新机遇、新要求、新问题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具有内在统一性，这一理论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总揽全局、统筹兼顾的科学理论，源于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实践，并将继续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站上新起点，我们要强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通过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形成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持续涌现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局面，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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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强世功（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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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坚实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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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把握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意义。法律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文化，既反映国家意志，也总结历史经验，更展现未来愿景。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仅要从立法角度来理解，更要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中来把握。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展开了伟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共御外侮、共赴国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主人，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和谐共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使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只有从中华文明史的纵深视野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理解把握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于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意义。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是对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史诗的法律书写，也是对我们党探索、形成、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历史经验总结，还为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坚实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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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理论原创性、政治引领性、实践指导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是对党百余年来民族工作发展历程特别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把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精髓，深刻体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既有思想理念创新也有工作方法指导，是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党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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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体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法治保障的法律，既要强调规则操作性，更要凸显方向指引性；既要关注当下实施，更要凸显长远成效；既要考虑具体政策，更要凸显综合效果。中华民族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不仅要靠政治凝聚力和文化认同力，更要靠现代法治之力。面对党的民族工作的新形势和艰巨任务，迫切需要通过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体系来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宪法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能够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基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关键词是“团结”和“进步”。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没有团结，一切都无从谈起。社会进步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各族人民都希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族团结能促进社会进步，社会进步能凝聚民族团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促进”之义，在于运用法治手段来巩固民族团结，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促进各民族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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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章文光（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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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拓宽基层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这为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大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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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基层治理“三治融合”，实现基层治理稳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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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应对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复杂问题，我国探索出适用于符合城乡社会现实的基层治理体系，即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从群众参与、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三个维度出发，三者各有重点又彼此联系，为基层治理提供了系统性支撑。其中，自治为基层治理之基，法治为基层治理之纲，德治为基层治理之魂，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有效率、有秩序、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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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治为基，激发基层治理的内在活力。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业主委员会、村务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等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发挥作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奠定自治的坚实根基。同时，发挥好网格员、楼长、堡垒户等主体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作用，使其成为自治的有效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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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法治为纲，夯实基层治理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加强对于基层治理干部队伍的法治教育和培训工作，提升基层干部的法治素养，使其能够在基层治理工作中尊法、懂法、用法，增强基层治理工作的规范性；另一方面，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通过普法工作队、法律大讲堂等方式深入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人民群众普法、学法、守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在基层治理中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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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德治为魂，强化基层治理的软性支撑。发挥城乡社区文化阵地的熏陶和教化功能，依托社区阅览室、村史馆、文化广场等文化载体，宣传和弘扬先进文化，增强基层治理的软实力。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以道德“红黑榜”作为群众道德指引的风向标，引导人民群众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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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激发基层治理新动能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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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治理工作中，党组织处于领导地位，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党的建设，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基层治理工作中坚强的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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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增强影响力。进一步压实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责任，坚持“抓书记、书记抓”，多渠道选贤任能，选优配强社区（村）书记，强化基层党员队伍的管理和教育，找到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症结所在，有的放矢开展整顿工作，筑牢夯实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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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增强组织力。在城市，除了依托街道、社区设立党组织外，还可结合实际情况在驻区单位、社区物业等建立基层党组织，将党组织向新兴领域延伸。在农村，除了以建制村为单位设立基层党组织外，还可在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等组织中设立党支部。同时，创新党组织覆盖的形式，利用互联网等技术设立网络党支部，以微信群、QQ群等方式开展党建工作，减少基层治理中党组织缺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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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基层党组织的形式主义，增强服务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工作落脚点。部分地区的基层党员干部过分注重工作“留痕”等问题，加之基层治理工作中的繁文缛节、文山会海、迎来送往等难题，分散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注意力，难以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聚焦在为人民服务上。一方面，需要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统筹推进为基层赋能和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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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夯实基层治理情感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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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每个社会成员重要的课堂和学校；家教是社会教化的起点，是为基层治理培育合格公民不可缺少的一环；家风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精神传承和价值取向，培育良好家风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基础性工程。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能够维护家庭和睦，弘扬传承良好家风，培植基层治理的情感和文化根基，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奠定思想和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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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引导。由教育、民政、宣传等政府部门牵头，在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增强家校互动，在学习课程中融入家庭家教家风等方面的教育内容，组织“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等荣誉称号的评选活动，嘉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先进典型，通过榜样模范带动的方式树立起鲜明的价值取向，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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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与基层治理重点内容相结合。在城市，将家庭作为践行垃圾分类、节约使用能源、维系邻里和睦的重要一环，鼓励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中，形成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和基层治理的良性互动。在农村，将家庭与移风易俗等工作相联结，号召村民在婚丧嫁娶等方面自觉抵制铺张浪费、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大力倡导讲文明树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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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法治保障。近年来，我国出台和修订的民法典、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涉及诸多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内容，通过法律条文的明确规范和对现实案例的深刻解读，能够强化家庭成员的规则意识、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将法律作为惩戒家庭成员不良行为的有效手段，有力推动家庭成员自律自爱，促进优良家庭家教家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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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拓宽多元主体参与渠道，有效凝聚基层治理多方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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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具有点多、面广、事杂的特点，同时还要协调好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达成资源共享和协同合作，发挥各主体的比较优势，明确和平衡好各主体的利益，减少各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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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保障。良好的体制机制是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前提条件之一，应当通过政策文件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能和边界，明确其参与基层治理的范围和内容，确保各个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合法权利能够得以保障。健全明确基层治理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将社区居委会、业主大会、物业公司等多元主体纳入基层治理的工作体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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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责任感。基层治理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协调和配合，这需要各主体认识到自身对于基层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增强其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人翁意识，特别是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拥有雄厚资源和专业人才的主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基层治理提供充足的资源和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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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提升多元主体参与的可及可行性。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更多可能，通过开发基层治理移动端APP或小程序，建立在线信息收集和反馈系统，能够使各个主体在线上反馈信息、参与基层事务商议和讨论，降低基层治理的参与门槛，便于相关部门及时识别和响应基层治理需求，极大提升多元主体参与效率和沟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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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黄晓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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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各国治理实践，如果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整个社会也可能陷入动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也能够为破解各类难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提供重要支撑。当前我国社会日益开放、流动、多元，党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深化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研究，不仅可以推动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也能够从多个维度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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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成果服务基层治理创新。社会学理论认为，激发全体人民的活力和拥有良好的秩序是实现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条件。我国社会学者立足本土，围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社会有序运行与社会活力迸发相统一、相协调，在加强社会整合、推动多元利益协商、有效激发社会活力等方面开展研究，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比如，对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进行研究，鼓励引导更多元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人居环境改善；又如，通过研究发现，加强决策者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互动联系，有利于增进相互信任、形成社会共识，使社会在快速发展进步、面对外部挑战时依然能够保持凝聚力；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社会学研究者参与下，一些基层党组织充分运用社区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制度，找到居民感兴趣的公共议题，通过推动广泛参与和讨论，在有效解决问题的同时增进了党和基层群众的联系。这也为广大居民持续参与公共议题讨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成为党建引领下社区群众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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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田野调查服务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强调通过参与观察和资料挖掘对社会事件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其中也包含众多党员。如何满足这些新就业群体对党建工作的需求，确保党建工作全覆盖，成为近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一些研究者聚焦外卖小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群体，运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对其工作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展开深入研究，梳理了他们的日常交往习惯、主要公共服务需求等重要资料，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政策依据。比如，有的研究发现，高速公路服务区是货车司机在工作中休息调整、与同行交流互动的主要场所，这启发一些地区的基层党组织把党群服务阵地建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在解决货车司机急难愁盼问题、增强货车司机从业获得感的同时，有效开展党建工作；还有的研究发现，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对便利工作的充电服务、休息场所以及增强职业归属感等方面具有较强需求，这启发一些基层党组织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为切入点，更好把这些从业者团结凝聚起来。总的来看，我国社会学者充分运用田野调查中的发现，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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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型调查数据服务增强基层党组织功能。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目的就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需要准确了解广大群众的实际需求，并以此为着力点精准改善相应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社会学大型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可以为持续改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重要数据支持。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社会学者持续努力，建立起了一些全国性大型调查数据库，如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西南财经大学组织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等；还有一些机构针对重点城市或区域开展了长期跟踪调查，如上海大学组织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对这些大型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可以揭示老百姓对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变化情况，进而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重要的目标提示。例如，一些机构开展的基层治理效能评价研究，对公众心目中基层治理效能进行了细致“画像”，为完善公共资源投入方式提供了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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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未来的社会组织方式还将发生许多深刻转变，我们要对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行更深入研究。要围绕新技术环境下如何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如何激发和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参与基层治理、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有效设置公共议题等加强研究，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更多更坚实的理论和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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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陈晓东（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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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发展，我国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充分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生产力的基本载体，具有智能化、融合化和绿色化等特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生产力后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提升要素质量推动生产技术和生产要素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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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紧紧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依靠科技创新，全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确保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又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以数字经济带动实体经济，配置创新要素，培育创新人才，构建协同创新体系，将科技创新转化为产业创新，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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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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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重塑生产组织结构以及促进技术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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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质生产力能够加速推动产业体系智能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凭借其高技术含量优势，将先进前沿技术广泛应用于研发、生产、流通以及服务环节，通过数据要素赋能增强创新能力和知识溢出效应，降低试错成本，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将新思想新理念融入优势传统产业做大做强过程中，推动现有技术优化与升级，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加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流通环节的搜寻成本，促进服务模式的个性化智能化发展，实现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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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质生产力能够加快提升产业体系绿色化发展。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强调技术绿色化。新材料、新能源等绿色前沿技术的运用，有效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促进了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转型。以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领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绿色产业已经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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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新质生产力能够不断促进产业体系融合化发展。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通用技术不断地在打破传统产业之间的技术壁垒，使产业融合成为趋势。新质生产力通过跨领域技术创新和应用，促进了不同领域的技术深度融合，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服务与商业模式，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以土地、劳动力、资本为代表的传统生产要素在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下，与数据、知识、信息等新兴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生产要素组织，推动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产业体系融合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时把握市场变化，推动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创新，精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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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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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发展战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进而推动整个产业体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推动了传统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实现质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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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升级传统优势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传统产业通过引进、研发新技术新工艺，实现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和排放，提高产品质量与附加值，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产品基础。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式，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开辟新的市场领域、实现新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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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新质生产力以前沿技术突破和颠覆性创新为特征，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则以前沿技术作为底层支撑，通过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形成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具有高成长性，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带动引领作用，是转换新旧动能、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动力。未来产业代表了科技发展方向，为新质生产力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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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科技创新需要在生产中得到推广与应用。现代化产业体系凭借其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生产组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通过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聚集了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等各种要素，为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产业集群效应促进企业间信息资源共享，推动整个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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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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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性最广泛的关键共性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引领技术，也是替代性最强的颠覆性技术，在现代工程技术群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及应用步伐，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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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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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工智能迎来了创新成果群体突破、集中爆发的时期。人工智能最新成果主要集中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未来演进方向是超级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属于通用目的技术，可以链接、渗透、赋能万物，在算力、算法和数据上所展现出的高链接性、强渗透性、泛时空性，是以往任何技术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历史上前几次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是身体和器官的释放和解放，此次人工智能革命释放和解放的是人类的脑力和智力，对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将带来全面、深刻和持续的影响。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不仅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而且对经济发展正在产生全方位、全链条、全周期的深刻影响。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可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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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涉及庞大冗长的产业链群，并且与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相互加持，以其“迂回生产方式”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叠加、倍增等“乘数效应”。仅就芯片制造这一环节而言，芯片生产线涉及50多个细分行业、2000—5000道的工序。并行计算的“万卡集群”正在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的标配，带动智能算力、算法和数据的产业化和规模化，推动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过去3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3%、18%、13.9%，2023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5784亿元。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上，更是以其强大外溢性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中。2012—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2万亿元增加到53.9万亿元，年均增速达15.3%，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从21.6%提升到42.8%，2023年数字经济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5%，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的强大新动能，更是在当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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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将被激发出新的活力，对社会总需求产生强大、持久的带动作用。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一系列新消费，促进了消费升级进而带动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人工智能将带来新一轮“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新基建”更是直接刺激投资需求的不断增长。人工智能赋能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迅猛发展，便利商品和服务“出海”，促进出口需求提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强大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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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加速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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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由于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效应，必然引发产业结构升级。而随着居民收入结构的调整，需求结构也由初级需求向高级需求不断转变，产业结构也由此表现为从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产业为主再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2012年到2023年，我国第一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从9.1%下降到7.1%，第二产业占比从45.4%下降到38.3%，第三产业占比从45.5%上升到54.6%，反映了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从技术进步效应看，产业结构升级反映在各个产业部门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主导产业不断由技术水平较低的传统技术产业向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转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2013年以来，我国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上升，其中多半是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所致，反映了产业结构不断趋于高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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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深刻改变了技术研发范式，促使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发现和发明效率极大提升，应用科学和工程领域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技术基础。人工智能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将企业“人、机、料、法、环、测”整个生产体系数智化，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大幅提升，并且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赋能再生产各环节的有机衔接，促进形成定制化生产方式，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为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微观基础。从产业层面看，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催生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及其产业链成为技术密集型的“头雁”产业群链，通过技术扩散、产业关联效应，助力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程，实现产业智能化，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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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完善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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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当代最为前沿的关键共性技术，可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高精尖技术基础。从现实来看，无论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等新兴产业，还是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新型储能、未来显示（如全息显示、视网膜显示）等未来产业，几乎所有产业的技术体系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场景化、产业化、规模化，将带动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数智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将会使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活力。例如，大力普及“无人农场”等智慧农业，加快发展“黑灯工厂”等智能制造，超前研发养老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各类服务机器人，不仅有助于提升生产经营效率，而且有助于解决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等带来的社会“卡点堵点”问题。无论是智能产业化还是产业智能化，都离不开数智化基础设施的坚强“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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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及时将人工智能最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保障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数智化基础设施，包括网络连接设施、感知设施、算力设施、数据中心、卫星通信与量子通信设施等。与此同时，电网、铁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也都需要数智化升级换代。超前建设数智化基础设施，同时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可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其运营提供强大的“底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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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人工智能革命中，我国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超前布局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赢得国家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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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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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我国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才能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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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共同性是主线和方向，差异性是要素和动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共有”一词，有多元一体的涵义，既表明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也说明中华文化由各民族文化融汇而成，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共有”一词指明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方向。一方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本质上属于精神文化认同，“共有”的实质是各民族在精神文化层面所彰显出来的融通互嵌；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在蕴含着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强调，要求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精神文化基础。因此，要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凸显各民族的共享利益、共生关系、共同历史、共享价值，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强化精神纽带的凝聚作用，增进民族团结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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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由各民族交融汇聚而成，我国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决定了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在实践中，既要突出中华民族这一主体，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维护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一实现各民族具体利益的前提；也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共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包容性、认同度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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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精神相依的家园，它为我们提供心灵慰藉、精神归属，体现鲜明的“家园”属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相依、精神归属的聚合处，根本上依托于文化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正确认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主干”和“枝叶”的关系，不断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各民族文化创新交融、交相辉映，增强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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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物质和精神不可偏废，只有妥善处理好两者关系，一个民族才能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提升，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和谐稳定，使得各族群众形成共有的、一致的精神归依。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能更好凝聚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人心、鼓舞人心，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