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欧阳志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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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设立国家公园、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对于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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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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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形成了生态特征各异的生态地理区，分布有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孕育了极其丰富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是适应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需要，也是对接国土空间治理和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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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并将其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正式起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通过组织试点、总结经验、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定相关标准，朝着统一、规范和高效的方向发展。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将我国自然保护地按照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三类，确立国家公园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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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表明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并在统一管理机构、健全法治保障、完善资金机制、强化技术支撑、推进共建共享、促进合作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全面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2022年，《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印发，明确了国家公园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提出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完成国家公园空间布局建设任务，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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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从试点探索到正式设立、全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藏羚羊增长至7万多头，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从试点之初的27只、42只增长到70只、80只左右，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从40年前的仅存2群不到10只增长到7群42只。二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实现整体保护，保护了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连通了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三是社区居民生活得到改善。近5万名社区居民被聘为生态管护员，实施野生动物损害全域保险、生态搬迁、入口社区和示范村屯建设等一批民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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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观念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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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系统观念，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协同高效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坚持国家主导，推进全民共建共享，成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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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国家主导与共建共享。国家公园由国家主导，属国家事权，对跨行政区域、大尺度的自然空间进行有效的规划与管理，需要国家统筹谋划、顶层设计。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发挥政府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规划、建设、管理、监督、保护和投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助于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同时，在国家公园建设发展中，通过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各方广泛深入参与生态保护、社区发展、科普宣教等工作，体现了国家公园全民共建共享属性。比如，社会组织、企业等参与开展合作保护行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升入口及园区内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科研院所发挥科技特长，助力国家公园属地社区共享生态红利；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志愿者活动，为提供类型多样、数量丰富、品质优良的生态产品创造更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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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严格保护与科学利用。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我们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应该保护的地方都保护起来，让当代人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和天蓝地绿水净、鸟语花香的美好家园，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自然遗产。同时，国家公园不是无人区、隔离区，它既是许多古老孑遗物种的“世外桃源”，也是人民群众共同享有的优质生态产品。我国国家公园实行分区管控，核心保护区严格管理，在一般控制区适宜的区域，可以合理规划科普教育、游憩、生态体验等活动，游客可以进入相关区域体验感受。目前，5个国家公园根据自身独特的自然和文化禀赋，向公众开放了丰富的线路和区域。比如，武夷山国家公园有碧水丹山等自然景观，有朱熹故里、闽越文化等人文资源；海南热带雨林公园设置多条生态游憩精品路线和科普廊道，五指山、吊罗山等都是知名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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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中国特色与国际经验。1872年，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建立。100多年来，世界各国根据本国资源特色和基本国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保护理念和管理模式逐步演化发展，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国家公园建设经验。目前，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国家公园，在全球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自然遗产和景观等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我国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注重与国际自然保护体系对接，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区域往往也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加之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时间还不长，因此，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公园、如何建设国家公园、如何管理国家公园，都必须立足于我国实际，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探索国家公园建设模式，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上国家公园建设一般规律的国家公园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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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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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部署，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动国家公园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其战略考量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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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推进多方协调机制建设。国家公园作为新体制，在管理机构设置、范围分区划定、矛盾冲突处置、人类活动管理等领域存在诸多法律政策和技术方面的挑战。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多部门和多领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完善法律与政策、研发新技术与新应用，协同解决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同时，也要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与相关地方政府、社会力量等多方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国家公园设立和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不将问题带进新设立的国家公园，从而实现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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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快推进国家公园创建设立。《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提出到2035年在全国建设49个国家公园，目前已正式设立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还有44个国家公园有待设立。根据国家公园创建与设立程序，目前有一些国家公园候选区基本完成了创建任务，处于待设立状态；有一些国家公园候选区批准进入创建阶段，正在推进各项创建工作；还有一些国家公园候选区提出了创建申请。到2035年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要求在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园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加快国家公园创建设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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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公园建设仍面临法规体系不全、体制机制不顺、中央与地方权责不清晰、保护与发展存在矛盾等问题，需要在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提升保护能力、建立社区发展机制、增强科技支撑作用等方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比如，在推进法治建设方面，加快制定国家公园法，确定国家公园主管部门及其职能与责任，规定国家公园创建、设立、规划、建设与管理的程序与原则等，让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有法可依。又如，在提升自然保护能力方面，科学有序推进调查监测，明确保护对象的空间分布、数量、动态信息，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定位、范围确定、边界划定与建设管理规划等工作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感知系统建设，建立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促进各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监测监管平台与国家级平台对接，支撑国家公园和各类保护地的统一管理。另外，在社区发展机制方面，完善社区参与机制，建立社区治理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园地联动”的治理格局，提升社区协同共治成效，促进自然保护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等；建立系统的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建立与完善商品林赎买、地役权管理补偿、生态管护岗位、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与保险理赔等生态补偿机制和差异性的补偿标准；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根据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服务产品和文化服务产品的特点，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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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张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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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领导干部增强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如何增强防范化解风险本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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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要求在事物的萌芽状态，就能看到其发展趋势和本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物发展具有连续性，较大的矛盾和问题都是从小问题发展起来的。要想更好地化解矛盾和问题，必须在它还处于容易解决的初期阶段着手，将风险扼于微末。这也正是古人说的“祸几始作，当杜其萌；疾证方形，当绝其根”。见微知著，体现的是一种前瞻性、预见性，善于从“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看到“大量的普遍的东西”，敏锐捕捉事物变化、预见未来发展、注重提前谋划。事实证明，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往往都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许多看似“意料之外”的风险实则有迹可循，如果领导干部能够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就能下好先手棋，更加有效防范风险。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当问题还处于萌发状态时就采取举措加以应对，能够有效降低改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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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首先要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见事于早、见事于细，抓早抓小。面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的新形势，有没有风险意识、忧患意识，结果大不一样。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善于多换一种角度、一种立场、一种思维去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立足可能出现的最糟糕情形做“最坏打算”，多去考虑几个“有没有可能”，多在心里过一过几个“万一”，多料想几种“事情演变的情形”，不漠视小问题，不掩盖小矛盾，切忌抱着侥幸心理，对一些自认为是小概率的风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种要素、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必须树立系统观念，善于从大局大势上看问题，以系统观念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工作中各种风险的生成机理、演化规律，避免自身的工作成为风险链条上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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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要依靠制度的力量，特别是要加强应对风险挑战的事前预防制度建设。比如，针对防范风险的各种预警制度，对于领导干部见微知著、抓早抓小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医疗救治等能力”；在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方面提出“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等等。完善防范风险的各种预警制度并将其落到实处，就能从制度上更好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还要善于发挥科技的作用。比如，在城市治理中，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更好防患于未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张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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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阮东彪（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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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实现好这个任务，需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受众的思想实际和认识实际开展工作，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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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把科学理论对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的指导作用、在各方面实践中的工作要求讲清楚、讲到位。“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个理论本身就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规律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讲解这个理论，不能离开党和国家事业的实践来阐释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不能把科学理论讲得很抽象、很空洞，而要充分看到其中蕴含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行动指南。把科学理论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讲清楚，联系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正在做的事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实践中具体的工作要求讲清楚、讲到位。使干部群众不仅学懂弄通科学理论，而且明确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实践中应该如何做、遵循什么要求、实现什么目标等。这样，科学理论的学习就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宣传的过程，而且是能够使理论学习成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过程，使大家在学习后，不仅理解了理论内容是什么，而且弄懂了在实践中我们应该怎么干、怎么样干得好，使科学理论真正成为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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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在分析回答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把科学理论的丰富内涵讲清楚。坚持问题导向是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基本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我们正确面对问题、科学应对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要充分看到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我国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时刻在变动，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同时，还要看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地方、基层、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不全面、不准确、不到位的问题，或多或少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实际上，作为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各方面问题的科学回答，作为坚持问题导向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对于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应对、如何解决，党的创新理论都提供了正确的理念、科学的思维，而且有明确的应对之道、解决办法。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搞好调查研究，通过深入全面的调查，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各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弄清楚，把贯彻落实科学理论、党中央决策部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搞清楚，运用好科学理论中的世界观、方法论，在讲解科学理论时联系问题、分析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对策、提出办法。这样，就不仅能把科学理论中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讲深讲透，而且能够帮助干部群众在接受理论武装的同时，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让受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创新理论是解决问题的理论，对解决实际问题是直接有效的。这样的宣传讲解，才能增强对理论科学性、真理性、有用性的认同，增强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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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认识实际，以此提高理论宣传的针对性。有针对性地解答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在解疑释惑中进行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阐释。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利益群体存在不同利益诉求，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种多样，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多元化成为常见现象。与此同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对外交流交往前所未有，特别是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情形下，外部世界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网上各类信息必然或多或少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产生影响。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就是要看到人们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存在不理解、有疑惑乃至有不正确看法的事实，准确把握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状况，了解各种思想观念传播、影响的方式，了解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存在哪些认识偏差，在这个基础上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进行阐释。在讲解阐释中要有的放矢，针对受众认识上的偏差误区，有针对性地化解认识上的疙瘩，纠正错误认识，打通认识堵点，回应认识上的疑惑，澄清认识上的误区。这样的讲解阐释，才可以起到对症下药之功效，避免空对空的现象。针对受众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误区、片面性，进行讲解和阐释，使受众在接受党的创新理论过程中，自然而然纠正以前不正确的认识，打消疑惑，从而树立起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增强对科学理论的自信，从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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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滕海键（辽宁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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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自人类出现以后，人与自然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纵观世界环境保护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认识和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史。环境史研究把自然要素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有机结合起来，紧紧围绕人类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复杂关联及其变迁开展研究，进而揭示其中蕴含的经验、规律、定理。在这一动态的研究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是重要内容。无论环境史研究构建了何种新的历史知识体系，催生了哪些新概念新范畴，都必须对统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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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一直是人类面临的两难选择，人们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保护环境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优先发展经济具有历史合理性。由此，诸如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环境污染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当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甚至得到大幅度改善以后，与重视环境保护，以满足人民对干净、安全、美丽环境需求的实践相对应，环境史研究也更加注重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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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国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了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第一个就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这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基于此，在学术层面，环境史研究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从不同角度来正确认识和研究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这些新的认识正在拓展环境史研究的学术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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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在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富强和美丽，都是我们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从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深刻领悟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在价值目标上的一致性，即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保护环境则是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两者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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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在思想理念上具有同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加深了我们对于生态本身就是经济、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认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革新了我们的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必须在思想理念上摒弃非此即彼的观念，实现两者的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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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在现实实践中具有共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这表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充分认识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是共生关系，两者互为前提，不可或缺。一方面，发展经济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条件、支持和保障，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有利于环境保护事业的推进；反过来说，如果发展经济不计环境代价，耗竭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就等于自毁前程，最终发展不但不可持续，而且背离了造福人类的主旨。这就要求我们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保护环境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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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环境报
作者：汤博、陈慧萍、郦颖（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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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一种极易被忽视的隐形生产力。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要守护好生物多样性，助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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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保护好生物多样性，才能有源源不断的“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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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一般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是“绿水青山”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为“金山银山”提供了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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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多样性诠释了“绿水青山”的基因密码。遗传多样性是生物生存适应和发展进化的前提，更是“绿水青山”的基因素材库。与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相比，遗传多样性看不见也摸不着，更容易被忽略。保护遗传多样性，就要健全完善种质资源库（圃）、保种场、活体基因库等为主体的遗传资源保护体系，加快构建涵盖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各类生物的基因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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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多样性丰富了“绿水青山”的生态内涵。丰富多样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类使地球充满生机，直接关乎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保护物种多样性，就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广泛开展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构建功能完备的生态廊道，推进珍稀濒危物种、旗舰物种和极小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不断扩容生物资源宝库，让“绿水青山”的家底越来越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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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多样性搭建了“绿水青山”的整体架构。生态系统多样性构建起自然界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的生命共同体。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要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要素，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方针，加快实施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以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推动“绿水青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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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两山”转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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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臻完善、生态保护监管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但也要看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两山”转化方面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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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认识需转变。有的地方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地位理解不深，思想上还处在“要我保护”的阶段。有的地方低估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认为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产品生产供给周期长、经济效益回收慢，存在“重发展、轻保护”的短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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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平有待提升。对标《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可持续利用目标，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水平仍然较低，其蕴含的生态价值尚未充分转化为经济效益。一方面，生物资源的收集编目力度不足，地方传统优良品种面临丧失的危险，品种的分子鉴定和优良优异性状基因挖掘仍需加强。另一方面，部分生态产业仍处于生态产品粗加工的初级阶段，科技含量与附加值较低，存在产业链条短、产值规模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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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能级相对较低。一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转化路径主要以农文旅项目为主，存在模式较为单一、个性特色不突出、产品类型同质化的问题。产业融合度低，各类资源、产品的整合与协同力度不足，产业市场散、品牌乱、竞争力弱，对地方经济的整体带动作用不强。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发挥生物的“多样性”特点，拓展产业发展新形态、激发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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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政策仍需健全。目前，支撑生物多样性助推“两山”转化的政策制度尚未建立，相关部门、区域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商和工作衔接。生物多样性未能融入现有的生态产品价值利用体系，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等制度仍处于摸索阶段。同时，一些地方在资金投入、金融支持、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保障方面的力度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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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路径，拓宽“两山”转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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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两山”转化的体系，着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胜势，实现生物多样性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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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主流化，构建保护利用体系。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纳入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战略统筹安排，健全生物多样性政策法规体系。通过建立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等制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企业生产全链条，打造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企业样板，引导形成“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厚植自然资本”的价值导向。加快构建生物多样性知识传播体系和教育体系，有效激发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情，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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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产业化，构建价值增值体系。产业化是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的核心环节，可通过农林牧渔、生态旅游等推动生物资源转化为绿色产品溢价。加强物种资源调查和收集，进一步挖掘开发特色种质资源和地方品种，加快突破性新品种培育和推广应用力度，以优质农产品带动产业升级。鼓励企业开展生物资源利用技术攻关，在特色种质资源性状精准鉴定、育种、生物提取等关键技术环节上创新突破，以现代技术推动农林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发挥地方生态资源优势，推动生态旅游、自然研学等产业多元化发展，让“好生态变成好产品、好产品卖出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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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特色化，构建品牌矩阵体系。特色化是破除单一化、同质化的关键手段，有利于推动生态产品特色化发展、品牌化打造。要充分挖掘地方生态资源优势，融入农耕、节庆、历史等文化内涵，打造体现地方特色的生态旅游、康养休闲、自然研学等生态产品品牌。提高龙头企业品牌发展能力，引领带动地区产品转化增值、产业提档升级。聚焦地方特色产业，构建政府与企业共同营建、产业带动力强、市场号召力大的区域公用品牌，形成区域生物多样性品牌矩阵体系，带动地方产业集群化、特色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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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制度化，构建政策保障体系。制度化是畅通生物多样性助推“两山”转化路径的有力保障。完善政策制度设计，推动多层级、部门间、区域内的协同联动，统筹协调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构建行之有效、各方认可的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办法，科学量化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推动交易、抵押和变现。建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制度，加强对遗传资源及其相关新兴生物技术产品的登记和来源管理，保护遗传资源相关主体的利益。统筹财政资源，加大政策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加强种质资源调查、鉴定和繁育等技术研究，强化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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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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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发展动因、体制机制创新等作出了深刻阐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系统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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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型生产关系的基本认识和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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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重塑并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说，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路径就是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健全的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在部署改革任务时，又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专列出来，这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和发展是硬道理等基本认识是一致的。总的原则就是：经济是基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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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的改革历程来看，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改革要始终紧紧扣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上，推进各方面改革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避免出现一盘散沙或者改革任务的简单堆砌，片面推进、单方面突进都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一定是有逻辑关系的，这个逻辑关系从方法上来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全会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上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对我国国情形成了科学认识，明确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革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也坚定了全党对改革的信心。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城乡全面铺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打破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束缚，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时候进行改革，既突出“全面”，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我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各个方面；又强调“深化”，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明确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仍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明确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可见，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对改革这项系统工程，尤其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规律认识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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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就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仍然是经济改革，主要是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与上层建筑紧密相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基本观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最终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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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面临的时代要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完善以生产力的时代性为前提和基础。新质生产力发展或者说生产力进步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出现的，这个时代性特征就突出表现为数字化，数字化对新型生产关系提出了全面变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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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变革要求。数字化对基本经济制度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一直以来，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产权边界清晰。但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一方面，由于数据天然地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质，界定其产权边界的成本有时比不界定还要高，而且不同于物质生产资料随消耗而减少的特性，数据的使用反而会使其价值增值，所以数据增值与数据生产、使用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清楚；另一方面，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又必须要有产权边界，否则会导致市场无效率。在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数据既界定好合乎市场要求的产权边界，又尊重其客观的公共性质，是对现行所有制实现形式提出的新要求。二是关于分配制度。我国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鼓励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需要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按劳分配承认劳动存在差别，但劳动的差别不会太大，从而能够保证分配公平。但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的积累速度和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不仅比劳动更直接，甚至可能比物质资本贡献更大，若要起到激励作用，必然要给予相应的高报酬，如此可能会形成分配上的数字鸿沟，而且这一数字鸿沟的演化速度比物质资本要快得多。怎么解决数据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关系，是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遇到的新问题。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于政府作用，要做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在数字化时代，数据的类型是多样的，有些是私人性质的，有些属于企业专利研究或商业机密，也有些具有公共性质。这些不同类型的数据，所要求的所有制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管理体制也不一样，需要根据数据的性质建立新型的所有制形式。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数据作为资源，如何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说需要明确哪些数据属于国家、其资源配置过程由政府调控，哪些属于市场、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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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微观层面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市场制度提出了变革要求。一是对企业治理制度的挑战。随着科技的突破性发展，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增强，数据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日益显著，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演变成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矛盾，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也出现了新变化。如数字化用工平台一方面解决了大量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就业不稳定、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到位的新问题。在数据要素、技术要素等的作用越来越强势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企业权、责、利的统一，即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成为企业治理制度变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是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挑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衡量标准是竞争秩序，竞争制度的核心就是等价交换。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非常重视推进反垄断。在我国，反垄断不仅包括反市场主体实施的经济性垄断，也包括反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性垄断。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推进，数字化支撑的新型网络化、平台化垄断比传统企业垄断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与过去简单地以反不正当竞争为主的企业垄断不同，技术创新所具有的专利性本身就具有排他性，反信息技术方面的垄断如何界定技术创新获得的巨额利润是否属于垄断？界定不清搞“一刀切”，会削弱创新动力，影响企业创新活力，但也不能听之任之，否则就会影响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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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宏观层面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变革要求。一是关于发挥国家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首先强调的就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国家战略规划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我国通过举国体制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要继续发挥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坚持国家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断提高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信息数据化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会使国家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有利于保障战略规划的科学性，但发现和掌握信息的同时也会制造新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由此导致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如何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成为信息中心和数据资源掌握中心能否替代市场？这同样成为当前面临的一道难题。二是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由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升跟不上产业变革的速度，在社会层面会出现结构性失业问题，贝弗里奇曲线代替菲利普斯曲线，即失业与空位并存，这一矛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过程中将会非常尖锐。同时，用工平台化也造成了就业的不稳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对立与摩擦。这就对财税体制的托底作用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三是关于货币政策。当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数字货币的出现与使用提供了技术基础。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中介，但货币发行和货币信用是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作用的表现。所以，数字货币对传统货币制度的最深刻挑战是废除国家信用，由此产生了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根本性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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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林尚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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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既有自然科学，也有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核心是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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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迎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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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了推动发展，发明了科学技术，使人类文明不断迈上新高度。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科学进步和技术飞跃，都会有伟大的思想文化成就与其相生相伴。西方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中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心也就从西欧转移到美国，并迎来新一轮的发展繁荣。无论是以建构人类现代价值为中心展开，还是以建构人类现代制度为中心展开，哲学社会科学都与人类现代化发展相伴而生，其发展的中心地带必然随着现代化发展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其发展的核心关怀必然随着现代化发展的新进程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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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迈进的时代，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好处于这个时代。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而且具有自身独特的时代使命。中国式现代化要创造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新型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关怀必将出现一种新的变化、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今天，我们着手进行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来迎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的时代，其着力点就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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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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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在阐明既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属性的同时，也指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创造的另一个新路径，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改变世界的伟大实践中构建新型的、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切切实实地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新的天地和人类文明进步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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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开启现代化历程、迈向现代社会，都需要经历革命性的社会更新行动，其中人的自我更新最为基础，也最为根本，其基本路径就是思想文化的转化和知识体系的更新。自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先后经历了清末的“中体西用”、民国时期的“西化”实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实践证明，成功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铸就了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和发展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前提，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塑造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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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基础和主体力量。知识体系创新发展是在人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相互作用中展开的，实践是基础，精神是关键。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正是基于这种主动的精神，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很快孕育出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的新的文化生力军，巩固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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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基础和发展方向。在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党和人民经过艰辛努力、反复探索，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而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最重要的实践基础，也明确了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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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基础和历史使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强大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全力构建能够引领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知识体系，进而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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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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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重视克服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学术话语拿来主义还比较盛行，没有彻底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又如，知识体系一定程度上存在疏离本源的问题，与中华文明根脉、中国历史发展、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等的联系不够紧密，失去了源头活水；等等。如果我们不能回到自身深处、升到人类高度、走到时代前沿，全力思考和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就很难形成大关怀、提出大问题、建构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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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照中国实践、观照时代发展、观照人类进步，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系统概括、研究和阐释中国发展的新概念、新范畴、新价值、新理论，从而构建对中国有价值、对世界有意义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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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阐释，为人类知识创造提供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阐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提炼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以丰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努力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知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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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力回应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纵观近代以来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发展可以看出，其知识体系的发展都与它们各自有效回应人类文明发展遇到的重大时代课题直接相关。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谁能给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解答，谁就能成为人类观念、思想和价值的引领者，成为世界发展议题的设定者，就能拥有引领未来发展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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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领人类社会发展迈入新境界，让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引领人类社会发展迈入新境界。今天，面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我们可以凭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我国发展的伟大实践，超越西方的价值教条和制度霸权，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迈入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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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数字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创新数字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科学与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发展，都会拓展人们的世界观，激发人们创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当今世界进入数字时代，这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跳出西方逻辑、西方模式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现实基础。我们要抓住这个时代机遇，秉承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积极主动地运用网络、信息和数据带来的新的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创新研究方法，拓展学术视野，开辟新的学术领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数字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