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重新认识道德与理性 张康之 /1
摘 要：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再度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行动”这两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的破题则指向了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工业社会所实现的是理性的片面发展，因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把实践理性排斥到了边缘，以至于出现了道德在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建构中缺失的问题。我们经常提到的工业社会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中几乎处处都存在着反伦理的问题，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反伦理的行为，而且在学术研究中，甚至发明了诸如“社会资本”这样的反伦理概念。然而，20 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了社会生活中道德作用潜滋暗长的状况，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些政治哲学家对道德需求、道德功能及其实际表现状况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我们认为，关于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需要在历史过程中去认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将不再仅仅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而是会自觉地建构道德生活形态。因而，理性与道德融合的境界也就到来的，以往关于理性与道德关系的所有讨论也都将失去意义。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
青海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论
——“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的理论诠释 孙发平 王亚波 /10
摘 要：“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重要讲话产生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上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青海实践，在理论上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发展和完善的一个重要环节。“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既体现了党中央对治青理政的新部署和新要求，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形成的辩证运动的组成部分。青海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了“一优两高”发展战略，生动地体现了青海省委化实践为理论、化理论为方法的理论水平和理政能力，形成了青海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实践智慧。
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使命与境界 罗建文 李晗琦 /19
摘 要：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依然是探索“时代精神的精华”、建构“时代文明的灵魂”，阐释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凝结出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共同意志，凝聚亿万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理性指引。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论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取无穷的营养，才能跃上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真理和道义之巅的新境界。发展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总结和凝练中国道路中蕴含的“中国智慧”——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二者的有机统一贯穿于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统一的基本逻辑，以便在伟大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中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世界历史的开辟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 李健 李冉/28
摘 要：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出现了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历史的进程。在21 世纪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新内涵，实现了世界历史的新发展。在理论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史，在世界历史中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和意义。在现实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它将世界历史的研究推进到实质性阶段，为通往共产主义提供可参考路径，更是提供了“世界历史该往何处去”的现实化解答。
藏学研究（陈玮主持）
明清时期河州地区藏族政教世家韩氏 岳宗霞 杜常顺/38
摘 要：明初韩端月坚藏和韩哈麻兄弟分别以寺院僧首和部落头人的身份归附明朝，分获世袭僧职和世袭土官，领僧治民，直到清代。然而，由明入清，伴随着大量回汉佃户进入韩氏辖区，呈现民族杂居局面，从而对韩氏权力起到了稀释作用；同时，韩氏由卫所土官转为州县系统土司，世袭僧职亦被取消，而所领部落则由“纳马番族”变为更具国家编户色彩的“纳粮番族”“国家”，的“在场”感日益凸显，韩氏土司权威亦逐渐弱化。
论清末中央政府关于印茶入藏问题的对英交涉 田茂旺/44
摘 要：清末随着英国殖民势力逐步渗入西藏，中英两国在谈判通商时，始终围绕印茶可否入藏、入藏时间及税率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清廷谈判代表为了维护清王朝的主权和商业利益，与英方代表巧妙地博弈与周旋，延缓了印茶入藏的步伐和保持了西藏地区的稳定，且为赵尔丰主政川边时整顿南路边茶业赢得了时间，这是清末在国防、军事、外交节节失利的局面下，挽回的部分商业利益。
丝路研究（孙发平主持）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内节点城市协同发展的动力条件与路径机制
弓联兵 马天宇/50
摘 要：《愿景与行动》中确定了“一带一路”国内26 个节点城市，其中16 个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10 个是内陆开放城市，节点城市布局呈现出海陆统筹、东西兼顾和中心辐射的分布特征。节点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支点作用，但也存在着功能定位趋同化、内外合作失衡化等现象。为避免国内节点城市功能定位趋同、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无序竞争现象，有必要在中央统筹协调下，通过地方自主联动发展，搭建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畅通的信息交流机制、权威的组织协调机制，实现节点城市的协同发展，从而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全面立体式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国际旅游合作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 赫玉玮 张辉/58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有益探索，有助于推动世界旅游格局的重塑。在此背景下，国际旅游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合作板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助于形成区域旅游发展的放大效应。作为“一带一路”旅游中枢及旅游发展的核心力量，各沿线城市具有发展活力且合作空间广阔。因此，有必要深刻认识国际旅游合作的重要意义，在旅游格局变化中积极借助发展新机遇，努力发挥旅游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特殊优势，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发挥协同效应。沿线城市要在合作平台搭建、旅游城市网络构建、旅游产品合作开发、旅游市场共同开拓、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开展切实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节点城市在旅游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以期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研究（苏海红主持）
种群生态学基于个体建模的形上意蕴 江学如/66
摘 要：种群生态学中，传统的建模策略基于种群层面，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同质化，在获得模型简单性的同时，却降低了其预测能力。新兴的基于个体建模策略考虑到了种群中物种的变异性和局域性，把建模单元还原到个体层面，尽管加大了模型的复杂程度，却提高了模型的真实性，其预测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基于个体的模型蕴含着一种方法论的个体论，使得还原论在生态学中重新复归，值得我们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
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的路径探析 辛庆玲/73
摘 要：在政府环境责任日益受到关注的当下，如何对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进行追究？审计与问责是一条有效路径。基于对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路径障碍的分析，从制度规范有待完善、体制机制问题有待解决、审计与问责的协调衔接等方面进行阐述，致力于寻求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的路径构建之道。
经济学研究
无人经济：缘起、内涵与应用模式 陈明生/80
摘 要：探索从生产工具、机器、生产流水线到无人工厂这个机器或技术系统替代人力的发展过程，可以找到无人经济出现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借鉴已有学者研究成果，无人经济可被定义为：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现代技术为基础，在生产经营某些相对独立环节利用技术系统完全替代人力的经营形态。根据所运用技术的先进性程度和技术系统替代人力的程度，广义无人经济可划分为传统少人经济、传统无人经济、现代少人经济和现代无人经济。权衡成本和收益，当前无人经济的应用重点应在技术相对成熟、生产组织方式更加完善的子系统上实现技术系统对于人力的完全替代。
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技术转移的影响机制研究 ? 彭衡 李扬/87
摘 要：基于市场失灵的经济学视角，发现发展中国家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主体经济行为、制度信息决策及绿色技术信息鉴别失灵影响绿色技术转移，而知识产权保护实施强度则通过绿色技术信息的不确定性、外部性及其垄断高价作用于绿色技术转移。在TRIPS 的统一框架下，有必要采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绿色技术开发与转移。
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问题及创新模式 张雪峰 /93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村改居”社区快速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也暴露出了深层的问题，产权制度、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管理机制等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让集体经济组织成为产权明晰的合伙企业或者法人组织，对破解“村改居”社区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AHP 模型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评价研究
——以云南省民族村为例 陈赖嘉措 覃建雄 陈露/98
摘 要：在新时代全新的旅游发展定位下，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应得到更科学的整合和利用。本文以最具云南省少数民族旅游资源特色的云南民族村作为研究区域，构建云南民族村旅游资源指标体系，通过运筹学理论AHP 模型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民族村民族文化底蕴较好，具有较高的参与价值和观赏价值；研究区环境条件对旅游开发的可持续性支撑不足；游客对民族文化的参与互动是当地旅游资源发展的重点。应从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的考量来优化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开发模式，并突出自然和人文特征，保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互补性和共通性，以便合理地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全域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而达到旅游扶贫的目的。
社会学研究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张奇林 刘二鹏/105
摘 要：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社会工作协同城市民族事务治理：逻辑生成与路径选择 王力平/115
摘 要：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是新时代城市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基本任务和重要内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民族事务也越来越多地分散到城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城市民族事务的治理既需要适应城市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更需要适应共建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工作与城市民族事务治理在理论基础、价值理念、治理目标、运行机理上具有高度契合的协同治理基础，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社区化治理、专业化治理成为社会工作协同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应然选择。
论乡村振兴的精准推进
——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构建 梁栋 吴存玉/122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口迁移出现了新态势，以农民工回流创业为表征的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乡村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补位，是长期“民工潮”及其影响下的中国乡村实践自我变革的一种现实需求，乡村发展的主体缺位也呼唤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而既定制度与政策体系基础上的乡村振兴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一种内在需求。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诸内涵——现代农业体系的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等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可成为未来精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依赖主体。因此，应当在增强农业基础发展动能、巩固保护型乡村基本制度体系、提升人力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层面建立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
法学研究
国际环境法之“齿”
——反措施及中国对策 简基松 吴俊霖/129
摘 要：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与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密切相关。反措施虽然在去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方面意义重大，但很少被采用。究其根源有二：一是反措施作为国际环境法强制保障存在一些法理困惑，如反措施实施主体困惑，但从法理上来分析这些困惑都不成问题；二是反措施本身除了存在一些传统的问题，如弱国实施困难、大国滥用、缺乏制约等等，还存在一些因为国际环境法的软法性导致的义务空洞问题和义务弹性问题。但只要尽快使《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变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责任公约》，并尽快缔结《世界环境公约》使国际环境义务硬化，消灭环境义务的弹性，构建强大强制保障体系，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我国要充分利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环境立法和反措施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反措施手段来应对国际环境违法行为，保护本国的国际环境利益。
论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行为保护的二元结构与法律调整 李娜 蔡琳/138
摘 要：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移植制度，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原生文化与我国带有传统文化积淀的社会文化存在较大的理性差异，造成了知识产权创造行为始终存在法律行为与伦理行为的二元范式结构。也正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范式与伦理范式的二元冲突，使得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目的价值与实然价值的差异，形成了制度实效的问题。分析知识产权创造行为二元结构的形成、冲突以及产生的问题，发现我国社会内部的传统知识伦理价值，是更加优化知识成果创新与权利保护的文化环境、推动知识产权伦理行为向法律行为靠近的重要路径，也是探索如何强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实际效力和寻求有效的治理方式的必要举措。
竞争政策视野下我国成品油市场行政垄断之规制新探 丁国峰 毕金平/143
摘 要：传统行政垄断规制采取的是行政系统内部自我纠偏的模式，此种模式对行政垄断规制效果较为有限。随着我国对经济竞争政策的重视，以及行政法与经济法理论的不断发展，行政垄断规制制度创新具备了成熟的时机。从行政垄断行为规制的制度困境、行政垄断规制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入手，探究竞争政策视野下规制成品油市场行政垄断的制度框架。我国成品油市场存在着行政垄断行为，不仅严重减损石油消费者的整体福利，而且阻碍成品油市场化改革，影响国家对成品油市场的监管，为垄断企业实施限制竞争行为提供便利。成品油市场行政性垄断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成品油行业主管部门运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造成的，进而在竞争政策视野下应当降低或放开市场准入门槛、实现政企分离、有效实施竞争政策、完善行政垄断法律责任、协调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刘炫麟/152
摘 要：我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已经生效，但其制定过程中所产生的立法争议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平息。该条例将行政调解明列为一种独立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并对医患双方自行和解不设定索赔额的限制，是综合考虑各种意见所作出的理性抉择。未来，该条例的立法名称应当修订为《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并系统整合医疗损害和医疗事故的规定，以全面取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功用。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应更加明确地规定患者有权复制全部病历资料，同时尽快启动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法的专项立法，着力构建科学、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文学研究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本土化、中国经验与实践效应 李长中/160
摘 要：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推动其现代转型与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构的同时，在批评实践效应方面尚有深化之处。近年来，本土化问题因与民族身份、中国方案、中国经验等问题相关而渐成颇为活跃的价值论概念，并成为中国故事讲述能力与中国价值再诠释的隐喻，西方话语焦虑又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本土化问题探讨的情绪化倾向，导致对西方话语的批判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最为显豁的叙事症候。如何构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需要对西方话语的理性审视，更需要在民族文学创作基础上展开对本土批评实践的客观辨析。
情与理的缠绕：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诗化小说“文体互渗”镜像 王爱军/167
摘 要：诗意从未消隐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园地，它总是以各种形式显示自身的生命力。王统照、沈从文、孙犁、卞之琳等创作的诗化小说堪称此一时期的代表。然而，特殊时期的时代群体意识总是在修正这种诗性感怀，促使作家从自我抒写到社会表现：王统照诗化小说文体蕴含着时代暗影的来临，沈从文诗化小说文体寄寓着辟谬理惑的需求，孙犁等诗化小说文体标识了个体诗性情怀的消隐。三四十年代的抒情文体形式难以承受时代之重，诗意的外衣总是包裹着合理性诉求，在情与理的对峙缠绕中踯躅行进。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王龙洋/172
摘 要：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文学人类学视野中《柴达木文事》 刘大伟/176
摘 要：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是人文社会学科的重大收获。本文将《柴达木文事》纳入这一研究视野，从故事讲述家、文化语境、作品结构和表达方式等四个层面进行了探究，认为这部作品表层上是在讲述有关柴达木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回顾柴达木的文化变迁和历史传统。
民族宗教研究
游牧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与调适
——以青海河南县那达慕为例 李静 于晋海/180
摘 要：青海河南县那达慕是文化重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转化为体育赛事的重要形式。其意涵和形式的变迁是人们在民族交往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和再造，使传统文化嵌入到现代生活的文化再生产过程。那达慕赛事仪式中的文化展演与互动通过对文化标记物——赛马的高度关注，和对比赛的情感激发中形成了高度情感联结，从而促进了民族社区内部团结和民族文化自信并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平台。那达慕的意义变迁过程体现在多民族多种形式的交往互动中，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间的协调，建立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一致性的文化资本转化过程。
“小地方大历史”：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再考
——基于多语种史料和田野工作 特日文巴雅尔 切排/186
摘 要：倒淌河蒙古村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北部。海南州的蒙古族主要分布在该村境内。关于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以往研究因缺乏运用多语种史料、忽略蒙古族历史的“游牧特征”和田野工作等缘故，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漏。本文基于汉、蒙古、藏等多语种史料的佐证和田野工作，对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主要由三个不同札萨克旗人组成，分别为和硕特南右翼末旗的“居里盖蒙古”、土尔扈特西旗的“托里合蒙古”、和硕特西右翼中旗的“台吉乃尔蒙古”。其中，“居里盖蒙古和“托里合蒙古” 为该村原住民，人口占多数；“台吉乃尔蒙古”后来入居，人口占少数。
历史与文化研究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
——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李武装/192
摘 要：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简论7-9 世纪唐与吐蕃对青海的争夺和开发 丁柏峰/198
摘 要：唐与吐蕃的关系是公元7-9 世纪西北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位于唐、蕃边缘地带的青海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成为唐王朝抗衡吐蕃扩张的前沿。双方对青海地区的反复争夺和有效的经营与开发，对这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唐与吐蕃的对峙与开发过程中，今日月山以东的河湟谷地逐渐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基本农业区，日月山以西的畜牧业生产也得到了稳步发展。日月山成为青海省内最为重要的一条农牧业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