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政治学研究
共享发展视域下“着重保护劳动所得”的价值正义 ?罗建文/1
摘 要：共享发展理念是一种正确回答劳动机会如何平等、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地位和作用如何保证、劳动关系如何协调和谐、劳动成果如何公平分享、劳动价值和社会财富如何有效支配、劳动者劳动权益如何保障、活劳动与资本如何有序结合等基本问题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态度。只有当摆脱了资本逻辑的桎梏和劳动异化的奴役，劳动者真正成为了自己劳动的主人，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以及各种形式的劳动对象物的时候，这时的人民才从资本奴役的必然王国进入到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了，人们才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成果了，“保护劳动所得”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现实。只有在全体劳动者面前构筑起共同拥有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社会基础，劳动者才能在劳动价值创造中真正平等地实现价值创造主体与自己人格主体的完美结合，美好生活的多样性合理需要才能在自己勤奋劳动的多元性价值创造中得到满足和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探析 陈鹏/13
摘 要：全球价值链是现代世界经济的核心，它是全球范围内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现代社会生产的灵魂。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全球价值链追逐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价值。全球价值链博弈的前提、主体、标的、规则、策略发生着历史性变迁。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构建合作演化博弈范式对全球价值链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国际大变局背景下，中国需要培育和发展“先实力”与“和实力”，推动世界生产、交往方式向更合理的方向迈进。
习近平青年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 吴云志 于洋/20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进一步引导和教育广大青年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青年理想信念提出了诸多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组成，也是新时代青年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以及成长成才的思想引导和理论支持。从重要价值、主要内涵和实践路径三个维度对习近平青年理想信念相关论述展开全面、深入的剖析，并积极学习、掌握，对指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藏学研究
略论藏传佛教后弘期宗喀地区圣人圣迹向圣地的嬗变
摘 要：藏传佛教后弘时期许多高僧在安多宗喀地区静修传法，并留下了诸多弘法圣迹。由于他们的宗教威望和护法活动，留有圣迹的地方逐渐成为信仰者供奉和祭拜的场所，在藏传佛教复兴的态势下，各教派相继形成，弘法高僧遗留圣迹的地方宗教功能和地位处于上升状态，逐渐形成了具备佛、法、僧三所依的寺院圣地。本文就藏传佛教后弘期安多宗喀地区诸多高僧游历传法典型的遗留圣迹、弘法修行处进行了梳理，并就遗留圣迹和修行处向宗教圣地的嬗变进行了论述，进而使学者从新的视角开展藏传佛教神圣空间的研究以为引玉之砖。
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利美观认同解析 益西邓珠 泽仁曲西 巴多/33
摘 要：佛教在任何地区和国家传播都形成了不同法脉传承的教派。随着各派所持见解的不断深入，产生了不同教派逐步趋同的观点，这种观点称其为利美观。利美是不同教派的思想趋于一同，平等尊重佛教所有传承的基本态度，是佛陀本人和历代成就者们的共识。其内核显密融合、经续一统、见修行一致的思想，其同一个导师的法脉、同一个目标中的不同角度实现终极目标的方便之道。本文从不同教派的大德贤哲们对各派法脉传承中利美观的认同和互相实证观点解析，试图阐明提倡利美思想对宗教和谐的现实意义。
丝路研究
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选择 王月/40
摘 要：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中之重，当前中国主要采用人文交流的方式推动民心相通。本文从对外援助的视角研究如何利用对外援助促进民心相通。通过分析“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援助在援助政策、援助项目、合作模式、援助地区、援助方式等方面的变化，研究中国通过对外援助促进民心相通的优势及障碍，总结中国在援助前提、援助时机、经验价值、受援压力等方面具有利条件，以及在援助地区、援助期限、援助对象、援助方式等方面的不利因素，最后提出中国援助应处理好三个矛盾，即大量援助需求与中国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矛盾、援助给“鱼”与给“渔”的矛盾、援助给“政府”与给“人民”的矛盾。
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多元文化发展研究 李姝睿/48
摘 要：近年来，沿着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贸易走廊、文化通道，中国正在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学界以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为纽带，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历史地理、经济贸易到宗教文化，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制度到国家文化安全等诸多方向。学术领域多元交汇的研究态势已经形成。以地域文化为分野的研究传统，如敦煌学、西域学、龟兹学等形成体系；在传统的丝路文化节点之外，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挖掘的地区文化。随着国家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战略推进，对丝路青海道的研究也显得极为重要。文化多元的丝路青海道在魏晋之后，特别是吐谷浑时期替代了河西走廊的繁荣，连通中原；在当代又面临来自中亚的宗教文化、跨界民族文化的冲击。本文以丝路青海道的文化特征为切入点，探讨这条古老的陆地通道上的民族交融、文化变迁，以及当代的多元文化品格。讨论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典型地缘文化特征的“边缘”地区，如何统筹、平衡，建立稳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提出新时代实现青海道的复兴，必须建立和谐的生态发展体系，即健康的文化体系、特色的城镇文化和可持续的生态文明环境。
生态学研究
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中的复合选择观 唐绍均 彭官正/55
摘 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顺应新时代需要而被提出的发展理念，对其加以理论阐释亟需进一步揭示蕴含其中的复合选择观——即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不是“单一选择”经济发展或者生态保护，而是“复合选择”基于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两山论”实践、供给侧改革、长江经济带发展所体现出来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复合选择观，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恪守、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凝炼、对环境正义理念的遵循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融贯。基于此，建议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复合选择观的引领下，通过生态法律体系的更新、政策的因地制宜、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配套措施的细化完善以实现新时代背景下的改革创新，从而为探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进路再谱新华章。
中国水环境质量达标规划制度评估研究 李涛 王洋洋/64
摘 要：对我国水质达标规划制度进行了初步评估，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我国尚没有覆盖全要素的水质达标规划制度，水环境保护目标分散于各法律和规划之中，水质达标规划缺乏强制性和权威性。横向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和实施的体制障碍，纵向管理体制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失灵。现行水质标准无法真正反映我国真实水环境状况，污染负荷分析缺乏准确可靠的数据来源导致规划决策质量不高，规划目标并不是实现所有水体达标，同时规划中没有具体的实施计划导致其可操作性不强。
经济学研究
产业区块链创新发展的结构框架与高质量政策研究 张明斗 吴庆帮/73
摘 要：产业区块链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领域，国家从战略层面进行部署设计，已成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与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举措和必然选择。当前，在我国产业区块链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链圈技术应用瓶颈突出、多链断裂各环堵塞、技术人才供给不足以及产业生态失调等诸多现实问题。为深度化解这些难题，实现产业区块链的创新发展，需要以技术革新为发展内核、链条相扣为发展支撑、招才育人为发展保障、生态和谐为发展目标系统性搭建产业区块链创新发展的结构框架，进而从推进实体产业复合升级、确保产业链条纵深畅通、保障人才体系高效建设和加强产业生态协调发展四个维度提出产业区块链创新发展的高质量政策。
地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纾困小微企业融资路径研究 陆岷峰/80
摘 要：融资行为本来是纯市场行为范畴，但由于小微企业存在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和生存状态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其实现融资目标的高难度性。从金融供给侧结构角度看，中字头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也义不容辞，然而，从现实情况分析，地方金融才是支持小微企业中最必须、最适当、最主要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地方金融已经初成体系、服务功能日趋完善，但是，在服务小微企业的能力、服务手段等方面仍然有较多问题尚待解决。深化以提升地方金融的质、量及生态布局等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发展地方金融的需要，更是纾困小微企业融资的最有效、最直接的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下柴达木枸杞产业发展研究 聂莹 赵丹华/87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丰富了对外开放内涵，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柴达木盆地是丝绸之路国内范围的重要区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为柴达木枸杞产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了机遇。分析柴达木枸杞产业发展现状，发现柴达木枸杞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一带一路”背景下产业发展路径优化和保障措施，将提升柴达木枸杞产品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
社会学研究·贫困治理专题
中国治贫70 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 分析 李晓园 钟伟/95
摘 要：新中国70 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 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 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何阳 娄成武/109
摘 要：中国如若在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产业扶贫中提升型激励项目的基层治理逻辑 原贺贺/118
摘 要：2018 年6月以来，我国进入脱贫成效巩固阶段，产业扶贫巩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意义重大。项目制是国家的重要治理方式，提升型激励项目是产业扶贫巩固阶段重要的项目类型之一。建构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的分析工具，以中原M 市的提升型激励项目治理为场域，解读基层治理逻辑。研究发现：科层制治理工具被超越；基层治理遵从形式合理；关系理性消解了结果合理，造成扶贫资源异化为政治资本、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倒置加剧的后果；在关系理性维度中，“惯习”维度缺失，“规避风险”居首，“完成任务”位列其次，“政绩”位列第三，面向上的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面向下的价值型关系理性。
法学研究
临时专利申请对我国本国优先权制度完善的启示
——以发明创意众筹为题引 李军 石慧/127
摘 要：在以众筹为代表的瞬息万变的新兴市场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背景下，以发明创意筹集资金及抢占市场时，如何以本国优先权制度来充分保护其应有的权益，是当前众筹业界和知识产权业界需要探讨的一个突出问题。梳理当前部分专利大国的本国优先权模式，可概括为三类：临时专利申请类型、普通专利申请类型、两种申请兼容的综合类型。通过比较和分析实证数据得出：临时申请类型的本国优先权模式相较于普通申请类型的模式具有更多优势，更适合于众筹等新业态。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第四次《专利法》修正，本国优先权制度是本次修正的一项重点内容。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建议采用临时申请和普通申请兼容的综合型本国优先权模式。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适用性分析
——以对受害人的救济与事故预防为视角 张卿 黄硕/136
摘 要：在风险频发的社会背景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确可以通过保险赔付在相当程度上确保对受害人的有效救济，从而实现分配正义的目标；但立法者的考量往往应不限于此，还需考虑采用特定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较于其它替代性救济制度，是否能够以更小的社会总成本来实现上述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所针对的风险的预防和治理。本文采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先分析使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法学与经济学上的原因，进一步比较分析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同其它替代性制度的优缺点，认为应通过制度优化来解决采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以更小的社会总成本来实现风险的预防和治理。
构建民族团结进步关系的法律实践与价值理念
——以青海省为例 王怡 蒋传光/144
摘 要：在法治的框架下，法律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关系一般是通过利益冲突化解、内部纷争解决、立法促进等具体实践来体现，并由此来彰显对民族团结进步关系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的平等、和谐、自由等法律价值理念，最终期望将和谐的民族团结进步关系提升为民众的幸福权利。
文学研究
“人的文学的终结”与文学研究的可能指向 姜文振/151
摘 要：随着数字通讯技术、生物[ 基因] 工程技术和人工（超）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影响日趋深入，我们已不可避免地处身于后人类时代/AI 时代的境遇之中，自古以来以人为主体与主题的文学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尽管人的文学被机器人文学全面取代的“人的文学的终结”还远未到来，但潜在的文学终结的趋势在吁请着我们对于人的文学的坚守。虽然在后人类时代/AI 时代，人文主义将不可逆转地走向后人文主义，但后人文主义既不是反人文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的终结，它标示的是“人”的观念的重要转变，是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定位和人类文化秩序的新的建构。在这样的新的“后学”语境中，文学研究仍将以开放、包容的理论姿态去观照与人的存在相关的文学艺术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晚清至“五四”：一种现代认知机制的生成及其对文学的重组 徐志伟/159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文学，受时代语境的影响，追求西方现代性曾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导向。自晚清开始，很多作家都近乎自觉地与“西化”知识分子的论调保持一致，把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想象添加到新文学的构成之中，由此，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叙事模式、话语策略、情感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作为认知的小说
——论卡尔维诺对小说身份的重新定义 陈曲/167
摘 要：卡尔维诺试图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对小说身份进行重新定义。他认为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应该具有同科学相似的认知属性，可以成为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工具。他试图探寻文学与科学的同源关系，析出文学史中“智性”一脉的文学传统，并从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支持。与此同时他又敏锐地意识到作为小说认知的独特性，他旨意打开小说丰盈而广博的所在，而不是将之锁闭在一个狭窄的层面。卡尔维诺将这种理解渗透在自身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搭建中，并形成自成一格的小说观，刷新了小说的传统定义。
历史与文化研究
建构与解构：论汉晋士族文化心理之转向 刘运好/174
摘 要：士族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金字塔中层，上达天听，下播黎民；上体现国家意志，下反映社会人心，在国家政治功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晋以来，士族文化心理一直成为支撑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汉晋士族文化心理的建构始于汉武帝。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成了儒学的经学化，有效建构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化崇拜。在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双向推动下，经学化儒学所衍生的偶像崇拜，经学取士制度所衍生的权力崇拜，又使得汉晋文化心理表现得异常丰富。然而，随着以王羲之为首的东晋士族登上文化舞台之后，逐渐解构了汉晋以来的偶像崇拜、权力崇拜及文化崇拜，从而使汉晋士族文化心理发生了历史的转向。
新型国家建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形态
——以1949-1966 年农民教育为中心考察 樊荣/186
摘 要：1949-1966 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型国家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新型国家建构提供思想基础。同时，农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需要，党以农民教育的形式，用马克思主义规训和改造农民，实现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去推动化大众，才能将其改造成为新型国家建设的依靠力量，实现了新型国家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农民教育相统一。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农民的独特性，不仅在理论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在实践层面开展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农民实际和乡土文化，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话语表达等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了农民对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认同。
清代刑事审判中的“两请”与“夹签” 边芸/193
摘 要：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探讨清代刑案审判中的“两请”与“夹签”，两者分附于不同律条之下但都与服制有涉。乾隆年间“夹签”条例出现并在服制案件中逐渐替代了“两请”，这既是传统法律不断发展完善、对严苛服制法律进行衡平的制度设计，也是帝制国家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的重要表现。
论“工匠精神”与技能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何舰/199
摘 要：当今时代，是一个工匠精神强势回归的时代，世界各地均掀起了崇尚工匠精神的浪潮。将工匠卓越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融入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努力提高技能型人才质量，发挥技能型人才作用，展现工匠精神的时代价值，既是实现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主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