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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2期
浏览:36342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20-11-08

政治学研究

科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正和博弈”     张晋铭 徐艳玲 01

摘要: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权力格局产生的大变革、大调整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出新要求与新期望。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全球治理理念,提出本身就是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一次质疑与挑战,因此同全球治理体系存在博弈关系。在看待二者关系上需格外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全球治理体系的系统研究,使二者之间形成一种非对抗、合作、良性、正向的博弈关系,即“正和博弈”。科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正和博弈”,需以二者互构的普遍价值共识、互构的共生性系统、互构的包容性机制为逻辑中介。在此基础上,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全球治理体系达成“正和博弈”的具体对策:构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价值导向的治理格局,确立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原则的治理观念,营造以全面治理为客观前提的治理环境,构建以增进人类全面福祉为目标追求的治理宗旨。

从“普天之下”到“命运与共”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向度                                  洪波 09

摘要:天下观作为古代中国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和意义表达,构成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知识体认、价值旨趣和思维方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天下观经历了衰落、崩溃和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中国与世界关系调适的过程,也是中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天下观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是更具包容开放性、更富世界性视野的一种全新世界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的一种理性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其深厚丰富的中国智慧推动着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展现出卓越的历史超越性,并由此呈现出其深刻的世界性意义。 

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经验研究         李珊杉蔡文成 16

摘要:取得执政地位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具体可以概括为“五个相统一”: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继承传统与适应创新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从严治党和质量建党相统一,国内视野和全球视野相统一。这些宝贵经验是推动新时代党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确保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法宝,必须不断深化认识、科学总结、有效运用。

语言腐败对政府形象的影响及其治理                      李凌燕 左凯 22

摘要:政治场域中的语言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也是公权力的滥用。腐败者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权遮蔽事件真相、重构话语逻辑,影响大众对现实世界的识解并从中获取个人或集团利益。语言腐败对政府形象的影响表现为降低政府公信力、损害民主决策和监督、影响政府行政效能等。要遏制语言腐败,需构建主体与客体同心同向、手段与环境互动共生的治理格局,形成治理合力。

经济学研究

经济分析的方法困境与应对思路                               李秀辉 27

摘要:经济理论分析与现实不相符的问题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分析方法的竞争和选择。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之间的争论和融合形成了经济学不断发展的内在张力,但逻辑方法在主流经济学中逐渐赢得了主导地位,却造成了形式主义的后果而饱受诟病。两种方法之争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史的根本性议题,在此背景中能够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差异与互补。厘清二者的适用范围,分析二者相统一的必要性,以马克思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思想为指导,突破方法困境以推动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十四五”我国产业技术政策转型问题研究                      曾宪奎 37

摘要:“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技术创新活动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便是核心技术领域将取得更多进展。与之相适应,我国产业技术政策也进入加速转型时期,选择性政策逐步退出、功能性政策逐步加强将是转型的主要内容。但是,受到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以免对产业和技术活动的过度冲击、我国仍然处于技术追赶状态因此需要必要的政策扶持技术创新活动等因素影响,我国未来产业技术政策转型依然要在竞争性原则和能力提升原则之间进行权衡,其中,要以竞争性原则为主,能力提升原则为辅。要做好“十四五”时期产业技术政策转型,应加强三个方面的工作:在全面清点现有产业技术政策基础上,对其予以分类,逐步做好存量政策的处理;在增量政策方面,要以促进公平竞争、完善竞争政策为主体,同时保留一些必要的选择性政策,其中要特别重视新型举国体制建设;完善产业技术政策反馈机制。

我国财政定位的演变:从宏观调控工具到国家治理的基础与支柱    刘安长 44

摘要: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在这一战略任务的实现过程中,财政被赋予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核心的战略定位,即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但财政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如此重要的历史使命,它遵循了一个从宏观调控工具到国家治理基础和支柱的演变过程。为担负起这一重要角色,财政及财政制度自身的完善、平衡和稳定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需要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税制结构、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制度和债务等方面予以改进和提高。

政府管制失效两重面向:生成逻辑、消解进路

——基于契约经济学视角                       薛才玲 韩童 钟新 李超 51

摘要:行政监管机构在市场上的特殊行为或者一般规则是政府监管,其主要作用不仅可以直接干预市场配置,还可以间接调节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供给平衡。从契约经济学中可以得出,政府是有限理性,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管制合同的不完全性,以上说的都是政府管制失效的原因之一。根据上述列举的管制失效的几个主要原因,对于监管者进行监督可以从加强已有监督机制、构建新的管制机制两个方面进行,以此防范和减少管制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管制的效率。

疫情防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疫情治理的“人民性”政治逻辑                  孙晓艳  57

摘要:“人民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疫情治理的基本政治逻辑。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回顾“消灭血吸虫”“抗击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防控”三个不同历史方位中的疫情防控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大疫情治理历程,正是“人民性”政治逻辑确立、扩展和深化的过程。基于“人民性”政治逻辑的主线及经验,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疫情治理对“人民性”政治逻辑的一脉相承与深化发展,进而深入把握其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乃至全球治理发展的重大意义。

重大疫情应对中的文化动员及实践向度                 詹小美  揭锡捷  64

摘要:应对重大疫情既是卫生防控问题,又是社会治理问题,社会动员“激发自愿的首创性和广泛的资源开发”, 构成了重大疫情应对的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动员系统中的文化动员以“知识-意向-决策”的连结范式,激发动员主体的能动和牵引客体参与的互动。文化动员的实践向度指谓了应对疫情逻辑共生的方向和程度,情感动员以情感符号、情感触动、情感连带的实践坐标,运用于疫情应对的情感实践;目标动员以垂直传导和横向连结、观念目标传播和行动目标具象、方向牵引和行为推崇的解释方案,助益于疫情应对的目标驱动;价值动员以文化创作、文化作品、文化载体的意义生产,助力于疫情应对社会参与的价值涵育。

疫情背景下青海民众社会心态和心理压力状况探析                拉毛措 71

摘要:民众的社会心态和心理状态是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它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遇到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事件,民众的社会心态和心理随之发生变化,它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安定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方式对疫情背景下青海民众的社会心态和心理压力状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生态建设

合作型环境治理: 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              周伟 76

摘要:近年来跨域生态环境问题频繁发生及其影响不断扩散,已成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重灾区”,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基于行政区划、囿于“封闭性”的科层治理,还是新公共管理基于市场竞争思维、倡导“原子化”的竞争治理,都难以有效治理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地方政府间合作已成为防治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然而,地方政府跨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中权力的不平等、利益博弈冲突、监管体制破碎、考核评价缺失等增加了合作困难,弱化了合作动力,影响了合作绩效。可通过推动权力共享、促进利益融合、实行联合监管、加强激励约束等路径,化解地方政府间争议和冲突,促进合作稳定发展,提高合作治理绩效。

国内草原生态研究图谱与主题脉系

——基于CNKI 的文献计量分析           傅利平 扎拉加 索端智 孙兆辉 84

摘要:草原生态是近年来国内社会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愈加丰富。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检索源,利用Cite Space软件对1992-2018年共4083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作者之间合作较多,团队合作的网络已见雏形,机构之间也存在较多的合作,但是局限于一定的地域和学科范围之内,区域跨度较大的机构和不同学科之间合作较少;草原生态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集结在气候变化与草原生态、草地遥感等六个方面;相关研究的主题和内容都在不断地扩展,研究主题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政策指向性;草原生态系统特性、合理载畜量、适应性管理等复杂性研究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新热点。

论下游地区对三江源保护的责任

——基于水命运共同体视野的分析              吴凤平 赵 越 田贵良 93

摘要:三江源是我国极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三江源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从直接效果、间接效果与国际影响来看,下游地区履行三江源保护责任利己利人全局受益。基于此,提出构建水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并从下游地区联合设立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基金、建立协同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共建共享机制、探索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共同保护好三江源的建议。

生态脆弱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

——以三江源生态补偿为例                        蒋凡 秦涛 田治威99

摘要: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特征的生态产品往往市场自发供给存在严重不足,此外,在生态脆弱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和牧民的生存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然而,生态极度脆弱的三江源地区通过生态补偿突破了种种限制,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可持续。本文以三江源作为典型案例,重点分析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设计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持续的保障措施。在此基础上获得两点政策启示:一是保护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应以满足当地牧民的生存与发展为基础;二是生态脆弱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与扶贫结合,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与地区人民脱贫的良性互动。

 诗学诗话

中国诗学之转关因革与“四元”范式创生                       潘链钰 105

摘要:现代学者马一浮超越陈衍,在“诗运转关”命题上扩“三元”而提“四元”,此说成为概括中国诗学范式转变之新观念。但马氏之“四元”指向存在脱节。“四元”转关之枢机应为“颜谢”“李杜”“韩白”“苏黄”。更为重要的是,此“四元”转关之生成,既是返景复照于前元语境而脱尘发晖为新元模式,又在不同时期汲引儒释道三教文化而融成新的诗心灵台,还以张力骈移之特征建构中国诗学两仪相利之典范。

元代诗话的文体观念                                         任竞泽113

摘要:元代诗话中蕴含丰富的文体史料和系统的文体学思想,尤其是其中鲜明的文体史观念在“诗话学”和“文体学”上具有独特地位和理论意义,主要包括唐宋诗之争与唐体宋体之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一代有一代之文体、文如其人与人体之喻、偏长兼善与诗文难易、诗派体派与辨别家数、自成一体与创体创新等诸多方面。纵观魏晋以来历朝文体学的研究态势,元代文体学无疑最为薄弱。我们通过元代诗话的文体史料勾稽和文体观念研究,期望以此作为研究元代文体学的一个窗口和契机,使得这一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的重要一环得以补足和加强,同时也为元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一个别样视角。

诗学辨体理论与晚明诗学思潮

——以方以智的《诗说》为中心                          张银飞 夏美武120

摘要:有明一代,诗歌流派林立,诗学理论丰富。身处晚明纷繁复杂的诗学语境之中的方以智,敏锐地把握住诗坛诗风积弊之所在,在《诗说》这一诗学理论著作中,高度概括了明代诗坛及诗学理论嬗变的概况,从明人学诗的源头探寻诗学流弊并加以批评和纠偏,且以此为其诗学理论的出发点,对复古派、神韵派、性灵派、竟陵派等诗学流派偏执一端的诗学理论表现出了极度不满的同时,极力予以反驳与抨击,期许明诗人在审视诗体发展时要因时而变,在诗歌创作上要兼容百家,在诗学审美上达到“兴”“和”的统一。为实现这一诗学愿景,方以智对明代诸多诗派的诗学理论加以解构并重塑,在“中边言诗论”之外,积极构建诗学辨体理论,促使明代诗学走向正轨。 

简论当下中国新诗写作的多元化格局                           谭五昌 126

摘要:本文从个人记忆写作与历史想象性写作、底层写作、生命写作、地域性写作等八个大的诗歌写作向度,对当下中国新诗创作进行文本解读与美学概括,力求较为全面地勾勒与呈现当下中国新诗写作思想艺术层面的多元化格局。

 民族文化

从“印藏”到“汉藏”:藏族艺术交流史研究的学术视角与范式      邓昶 133

摘要:作为一种族群文化、区域文化,藏地文化自古以来就与印度、中亚和中原汉地等周边族群、地区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长期的互动中既借鉴、撷纳,也传播、输出。正因这一特殊性,国内外藏学研究领域对西藏艺术的研究,经历了从“印藏”视角到反思“印藏”逻辑,再从“汉藏”视角到形成“中国立场”的学术理路。艺术交流史的讨论,不应该只梳理交流的史实,更要在此基础上,思考其交流背后的族群、族群性、族群关系和认同建构。

唐蕃古道青海段联合申遗的几点思考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143

摘要:唐蕃古道是唐王朝和吐蕃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在线性文化遗产日益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申请、保护与利用热点的背景下,推动唐蕃古道沿线各省区联合申遗正当其时。文章在全面梳理唐蕃古道青海段的线路及历史变迁、文化内涵、重要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就唐蕃古道青海段联合申遗工作面临的挑战、推进联合申遗的对策建议进行了初步思考,以期为唐蕃古道联合申遗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环境人文视野下青海果洛“民创-景观”模式探析                  才贝 151

摘要:本文通过环境人文视野审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以“景观”理论切入“形象工程”的“制造”以及对于当地人认同的改变。阐述了“民创”活动如何通过强调“绿色”“有机”以及“新”环保认同、文化生态景观等实际内容,以“民创—景观模式”彰显当地社会发展的多元性和主体性。

法学研究

“禁代令”下儿童权益的危机与解困之道                          王艺156

摘要:代孕的法律规制问题向来棘手。在进行伦理、道德、法律等层面的激辩之际,我们不可忽视代孕子女的权益。他(她)因为特殊的出生方式而被社会边缘化,理应得到法律的重点关照。我国“禁代令”有其合理性,然而近二十年的经验说明,代孕并不会因一纸禁令而彻底绝迹,远走海外。的代孕带给幼小的生命极大的伤害,反倒是遁入地下、“禁而不止”引发儿童的出生与成长脱离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亲子关系无法确定、抚养责任人不明确、国籍难以取得、弃养情况时有发生等众多道德与法律危机。寻求解困之道应是下一步立法的当务之急。相较“禁代”的同时以个案裁判的方式给予代孕子女滞后、非体系的照顾,更好的儿童权益保护方式是在合理限度内承认代孕的合法性,并配合以家事法方面的适当调整。

药品犯罪的法益分立:监管秩序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剥离与独立化保护

于冲 164

摘要: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双重法益保护模式,一方面过度地对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抽象危险化,使得根本不具有危害生命健康安全危险的行为也受到刑法制裁;另一方面,该罪名所维护的药品管理秩序集中在同生命健康安全紧密相关的生产、销售行为,对于生产、销售前的药品研发、注册以及上市后监管秩序未能有效维护。因此,针对药品犯罪法益兼顾保护的“兼而不得”、反受其乱,同时鉴于2019 12 1 日起施行的《药品管理法》明确将附属于秩序维护的“以假药论”予以删除,刑法有必要将单纯的药品管理秩序法益剥离出该罪名之外,单独增设妨害药品监管秩序罪,形成药品犯罪的“双罪名”体系:一是明确生产销售假药罪保护的法益,以抽象危险犯为类型,保护依托于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药品功能的有效性,避免为了维护药品监管秩序造成的打击半径过度扩大;二是单独设立妨害药品监管秩序罪,以具体危险犯为类型,全面系统地维护药品监管秩序。

论大数据质量的法律保障:困境、变革与新塑               翟凯 何士青 172

摘要:大数据时代数据意味着力量,但现实中大数据常常面临严峻的质量挑战。数据权力的讨论中数据质量这一权源问题较少涉及,主要因为目前缺乏一套较成熟的数据质量法律标准与评价。传统一些部门法中关于数据质量的规定已疲于应对现实,需要专门法的规制。目前我国关于大数据质量的法律规制尚在起步。近年来,域外相关数据质量保障法律的颁布与修订,为构建大数据质量法律标准提供了借鉴。大数据质量的法律保障在于法律的重新定位和建立科学的法律评价体系。现有技术背景下借助域外经验,通过构建大数据质量法律评估框架模型,并配以一套动态的数据质量法律评估流程,可以更准确、更合理地审定相关领域法律适用中的数据质量运用水平,促进大数据的使用与发展。

历史学研究

《新青海》历史文本的解读

—— 一扇洞见近现代西北区域史的橱窗                  杨文炯 刘洋 181

摘要:《新青海》是20 世纪30 年代在南京求学的青海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创办的一份集学术研究与时事动态报道于一体的月刊,在当时开发西北的舆论热潮与“边疆学”的强势话语中“边政学”它是西北-青海本土人的话语,充分反映了本土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该刊的新青海社同仁对青海地区做了大量的翔实的社会调查,为今天研究西北-青海的近代历史保存了第一手的珍贵文献,尤其是它的三重共构的历史话语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近代西北的区域史、民族史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价值。

民逋与官欠

——宋代田赋逋欠问题及其法律处置                   孙婧婍  戴建国 189

摘要:宋代田赋逋欠问题的产生与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密切相关。导致田赋逋欠的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主观原因有官吏检田受赃、滥征赋税等,客观原因有灾害、战乱等。为增加财政收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宋代统治者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税收法规,对田赋征收过程中导致逋赋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以刑事制裁为主、行政处罚为辅,然而司法实践中的效果却不甚理想。但宋代田赋逋欠立法体系的完备,值得后世借鉴。

明清淮扬地区的水资源管理与沿范公堤海口的利用               肖启荣 197

摘要:明清时期沿范公堤海口的利用大体可分为明代前中期、明中后期、清代康乾时期、嘉庆直至清末四个阶段。总体上,明代万历以前,海口的排水是自然而随性的,其管理与维护由地方主持。万历时期,采取疏浚河道、治理射阳湖、维护闸座等方式平息兴化与盐城、泰州堤东、堤西之间的纷争。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强行介入各口的管理,通过修建、以时启闭闸座的办法,同时满足洪泽湖水的分泄、防潮与盐运的功能,但是在管理上面临诸多的困难,只在雍正至乾隆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乾隆中后期闸座长期堵闭,以防潮为主,阻碍了洪水的分泄。嘉庆以降,河务官员忽视对入海河道的维护。洪泽湖水的分泄、国家黄运治理的成效、河臣的治水实践与思想、地方水资源管理的格局,乃是影响海口利用与形态变迁的四个核心要素。其中,洪泽湖来水的增加与分泄是海口利用与管理日趋困难与复杂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