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军：“价值-过程”视角下的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构建
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多民族国家始终面临着处理民族多元与政治一体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多元的民族群体整合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探讨逐渐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源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发展过程中认同意识日益强化的趋势，各种围绕民族认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另一方面，从多民族国家的治理角度来看，了解和掌握民族认同的发展趋势与状态也成为分析、研判国家认同构建程度和社会稳定的风向标。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研究逐渐在国内的民族研究领域升温。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研究成果涉及公民身份的多元维度①在构建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大量有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冲突或者统一的价值和理念的讨论，实质上关系公民身份由哪部分民族群体享有以及这种公民身份的赋予是否与民族身份相冲突的问题。例如“和谐论”说明了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可以和谐共存[1]；对民族分离主义理论基础——民族主义理念的批判，论证了以单一性的民族身份建立国家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2]；“公民化国家”的政治设计指出了现阶段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共存、共荣的特征[3]；以“国家民族”为核心范畴的理论试图用政治性的公民身份包容多元的民族身份[4]。同时，还有大量实证性或者规范性研究探讨国家认同构建的基础，例如，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5]、民族文化发展权益[6]、西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中东部的就业权利[7]279-295、少数民族社会保障权利[8]、执政党认同[9]等等。
上述研究成果涉及公民身份多重维度的某些方面，为我们认识公民身份在构建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实践范例或者理论论证。但是对公民身份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中的作用机制缺少总体性说明。本文重点分析公民身份在统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的“政治价值引导”和“政治过程开放”两种机制，即通过“价值-过程”视角详细阐明公民身份在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一、作为包容性社会纽带的公民身份
任何一种政治共同体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纽带之上，社会纽带表明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需要，以及合法性权威实施的内在基础。民族作为一种围绕族性要素建立起来的社会纽带，无疑在形成和组织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凝聚作用。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政治共同体往往围绕血缘性氏族、部落组织形成和发展，后来才伴随氏族、部落之间的征战产生了国家。现代社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民族认同的影响和渗透，在公民政治传统孱弱、国家力量尚不能为民族成员提供平等保护的地方，民族认同对于群体集体行为和凝聚力依然发挥强大的影响。格罗斯把这些国家称之为部族国家，这类国家社会纽带是血缘性的，“部族国家往往把宗教、族属和政治制度混同为一个单一原则和属性”[10]7。民族认同作为社会联系纽带的部族国家，国家合法性建立在血缘联系之上，必然造成国家成员身份的排斥性限定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现代公民身份建立在地缘基础之上(尽管仍然对公民身份有血缘性规定，例如德国以血统原则确立公民资格)，并通过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公民权制度，建立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这种制度设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第一，公民身份是一种基于地缘基础的认同形式，可以超越各种民族的狭隘性界限，拓展了国家认同的容纳范围；第二，公民身份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领域的独立，把国家认同还原为一种政治性认同。民族认同被严格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体现为民族成员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维系和延续，国家认同则作为一种政治性认同存在，通过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互动，从而完成个体权利保障与国家合法性的双向建构。
公民身份作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连接纽带需要通过一定作用机制实现。这些作用机制体现为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所采取的价值理念、政治架构以及政策措施的总和。按照这些作用机制涉及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价值与政治过程两个层次，可以把国家认同构建的作用机制区分为“政治价值引导”和“政治过程开放”两个重要方面。
?
二、国家认同构建中的“政治价值引导”机制
(一)政治价值引导：政治文化规约政治结构互动
每一个民族所处的政治体系都运行在一定的政治文化中，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1]29。政治文化通过认知、态度、价值、情感和理想等方面的内容影响政治体系的结构组成及其互动，影响政治过程的运行和政治实践的运作。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两者互为表里，互相作用[12]。政治价值引导主要是指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对于政治体系中的个体、政治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和约束作用。作为一种社会上层建筑，政治观念和价值影响和约束政治实践的具体运行。当政治观念和价值以一种系统的观念体系组织起来，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对社会政治生活具有系统的指导和规划作用时，政治观念和价值就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引导既可以是顺应社会思想的结果，也可以是国家主动构建的产物。政治价值的引导通过决定国家认同的内容、引导权利构建的方向、调节政治过程的开放，进而对公民身份的内在维度产生作用，对国家认同构建的效果产生影响。
(二)政治价值引导的作用方式
1.决定国家认同内容。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认同是个体对于“我是谁？”的一种最高回应。国家认同的共同性基础，或者说个体国家认同的目标指向，主要分为3种类型：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体制，因而，国家认同也就具有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三个不同的面向[13]13。国家认同内容的不同，指向认同要素的不同，将会对多民族国家社会团结和联系的纽带产生重大影响。以单一族裔或者文化定义国家认同的内容，政治共同体建立的基础就是单一的民族或者特定的文化，它必然对其他民族或者文化存在形式产生排斥作用。以这种社会纽带建立政治共同体，必然会排斥其他民族或者文化形式的存在，抑或要求其他的民族或者文化存在形式同化或吸收进单一的民族或同质的文化中。作为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民族国家”理念，就是把国家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之上，这成为当今民族冲突和矛盾的重要思想根源。
政治共同体采取不同的国家认同构建的价值取向，可以塑造族裔、文化性国家认同，也可以塑造政治性国家认同。对于公民身份建设而言，多民族国家采取政治性国家认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国家认同构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为，政治性国家认同把政治共同体联系的纽带和社会凝聚力的来源建立在地域归属和公民身份基础之上，这样就可以容纳多元的民族群体，任何一种民族认同在这种国家认同形式之下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时，政治性国家认同表明，多民族国家通过对民族成员权利和利益的保障，建立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民族认同则可以在民族成员私人空间得以保持。总之，政治共同体通过构建政治性国家认同，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从而实现民族成员公民权利保障与国家合法性的双向互动。在政治实践中，国家认同的内容往往不是单一的，往往杂糅了族裔、文化、政治等不同的构成要素。例如，中华民族认同的内容既包含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性国族认同，也包含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认同。
2.引导权利构建方向。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个体与整体(国家、集体)关系的不同取向，构成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待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可以偏重个体，也可以偏重集体，这种政治文化取向反映在权利观上，则有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观和以集体为本位的权利观。从这两种不同的权利观出发，可以衍生出个体性的权利和集体性的权利。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的语境下，各种权利的构建围绕个体展开，权利赋予也主要是针对原子化的个体，对于基于社群文化的集体性权利采取了“善意的忽略”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则重视集体性权利的保障，要求赋予民族集体性的权利。20世纪中期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也要求对文化社群的集体权利予以保护。对于民族认同而言，集体性权利的赋予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保护民族赖以存在的文化社群及其文化形式，少数民族的权利才能得到真正保护。围绕个体性权利和集体性权利的赋予，就成为公民身份建设一项重要内容，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构建也需要对此作出回应。
政治体系可以引导公民身份的建设倾向于个体性权利，也可以倾向于集体性权利，或者同时兼顾两种权利。如果说构建个体性权利是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国家认同构建的普遍经验，那么随着族性张扬[14]以及其由此引发的各种民族认同政治化现象，已经促使多民族国家由重视个体性的权利向兼顾个体性权利和集体性权利方向发展，权利构建的方向已经由单一维度向复合维度发展。复合维度的权利体系在保障民族认同中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和进步性。单一维度的权利观(个体权利观)强调对原子化个体的保护，忽视多民族国家中的异质性成分，其通过机会平等保障民族权利的方式忽视了弱势民族群体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反而加剧了民族的不平等。复合维度的权利观能够在实现公民个体权利保护的同时，促进民族群体延续和民族认同的维系，从而有助于国家认同的构建。
3.调节政治过程开放。政治在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中发挥核心作用，能够进入政治过程并且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关系政治体系中个体或者群体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在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能够进入政治过程并且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是一些占有资源和权力的主导群体，这种群体可以是某个阶级，也可以是某个民族的精英成员。现代社会民主化趋势的发展，促使受压迫、处于社会底层中群体的日益觉醒，它们在现代化的影响下拥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和参与欲望，希望能够获得平等进入政治过程，要求改变政治体系中权利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格局。政治过程也由局限于小部分人或者群体的密闭性结构向对所有的社会成员、群体敞开的开放式结构发展和演变。
多民族国家政治价值的取向不同就决定了政治过程的开放程度。政治价值可以导向族际平等，也可以导向族际不平等，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决定了民族群体介入政治过程的程度，决定了不同的民族群体在政治过程中影响力的大小，从而影响到政治过程的开放性。在不平等的政治价值的引导下，公民资格在民族群体之间的赋予具有一定的限制性，有些民族被赋予公民资格，而有些民族群体则被剥夺或者拥有附带限制的公民资格；在公民权利享有上，民族群体之间也会存在差异，这限定了民族群体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程度。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过程对一些民族群体而言是完全闭合或者是不完全开放的，民族成员难以具有平等和完全的公民身份，国家认同意识就会受到损害。在平等的政治价值引导之下，公民资格会对所有的民族群体开放，公民权利行使的程度也会逐渐加深，民族群体之间具有平等的权利，民族介入政治过程的能力和影响力也会趋于平衡。这时，一种完全和平等的公民身份才能建设起来，民族成员对于国家的认同才能逐渐确立。
三、国家认同构建中的“政治过程开放”机制
(一)政治过程开放：民族参与政治体系的通路
政治过程的开放主要指政治过程向更多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个体、群体开放以及它们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强。由于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差异性，民族群体之间互动模式的不同，政治过程开放对于某些民族群体而言要大些，对于有些民族群体则更小一些。政治和法律上的障碍曾经长时间影响不同民族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的程度，有的国家的一些民族群体长期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或者根本不被赋予公民资格。例如，美国的黑人在内战之前是供人役使的奴隶，即使在废除奴隶制度之后政治参与权也长期受到限制；东南亚的华裔在政治参与上长期受到限制。民族群体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能力差异无疑会影响民族成员公民身份的实现，如果民族群体长期处于政治失语状态，就难以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意识。构建公民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国家逐渐构建民主制度、实施保障少数民族利益的相关政策，打开所有民族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通路”(access)，允许民族群体之间平等的参与、畅通地进行利益表达。
政治过程的开放需要消除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平等设定，保证所有的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保证政治过程对所有个体或者民族群体平等的开放。多民族国家由于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有的只允许个体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禁止以民族为单位的政治参与，有的国家则赋予一些民族群体集体性权利，允许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进行自治或者在中央政府拥有本民族的代表。政治过程的开放需要容纳不同的政治利益诉求，需要为不同的民族群体利益的表达提供可以妥协、协商的公共平台，以满足民族成员的不同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包括国家资源在群体之间的分配(例如民族优惠政策)、纵向上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例如自治的要求)、政治过程中参与程度的要求等等。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民族群体要求脱离国家、另立门户的民族主义要求是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一种解构，超出了政治过程开放所能允许的最大范围，往往会遭到所在国家的激烈反对。
(二)政治过程开放的作用方式
1.资格的赋予。公民资格是公民身份的最为基本的维度。公民资格是指国家赋予个体成员的一种法律资格。国家通过资格的赋予，使得一部分人具有成员身份，同时也具有享受国家赋予的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的资格。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而言，获取公民资格的方式分为出生地原则、血统原则或者两者兼有。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尤其是一些通过移民形成多元化民族的国家，公民资格的赋予主要指多民族国家通过宪法、法律以及其他相关的公民归化政策，取消各种针对移民群体的不合理规定和限制性标准，扩大公民资格所涉及群体的范围。公民资格对一些外来移民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被宪法、法律承认作为国家的一员，以及缩减民族群体成员成为国家公民的代价，关系移民在移居国家的融入程度和整合水平。移民群体往往会诉求一种平等的公民资格，而不是作为“外来人”游离于社会的边缘。对于其他的民族群体而言，例如“民族”(nationality)、种族或者土著人群体，公民资格则经历被动赋予的过程。因为，对于这些民族群体而言，获得某种程度政治独立的地位，或者要求维持自身文化特色和社会组织形态的集体权利，要胜过对于个体性公民资格的承认。在美国，印第安人经历了作为某种类似独立国家的政治实体，到被动赋予公民资格、成为国家公民的一分子，再到主动争取民族集体身份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公民资格赋予的演变趋势，即由个体公民资格的承认到个体与集体成员资格双重承认的发展历程。
2.权利的拓展。公民身份的权利维度，表明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完全平等的成员身份，即个体在法律面前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公民的权利与公民的身份地位具有密切的关系，只有那些具有身份资格的成员，才可以享受一系列的权利。“在20世纪的社会理论中，公民身份的观点最紧密地与享有某种重要的权利和资格相联系。在这种公民身份的观点中，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的界定性特征：公民身份要求拥有权利，并且那些拥有权利的人一般被认为享有公民身份。”[15]447-509在法律的或者形式的权利平等面前，权利内容的不平衡以及权利赋予的群体差异则是权利在社会政治中的真实状态。不仅权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存在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国家针对不同的群体公民权利的赋予情况也存在差异。
?
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权利观念的觉醒和族性张扬已经促使民族群体，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争取更多的权利内容、要求权利更均等的分配。权利的拓展也表现为由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即法律中的权利要真正落实为公民政治的实践。权利拓展还表现为消弭权利在群体分配之间的差异，实现群体之间的权利平等，一些处于社会弱势的民族成员在得到国家平等对待的同时，还要求一种基于群体差异的权利诉求，以满足民族群体发展的目标，个体性的权利走向了集体性的权利。民族移民群体一般要求作为国家的一员得到平等的对待，个体性的权利诉求居多，而对于“民族”(nationality)、土著人群体则要求带有政治性的集体权利，这都需要公民身份通过政治权利的不断拓展做出回应。
在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内部出现族性张扬的趋势，民族群体诉求个体性权利同时，也关注集体性权利，要求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予以特殊的对待。这无疑对“原子化”个体为假设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造成了冲击。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不满足于民族认同的保护仅仅局限在私人的活动领域，要求通过相关的政治建制或者宪法承认集体权利，诉求差异性的公民身份。威尔·金里卡把针对族体和民族特殊群体的差别权利分为三种形式自治权利(self-government rights)、多族类权利(polyethnic rights)和特别代表权利(special representation rights)。[16]37-48这些都表明了民族认同具有的政治性质，一些民族群体要求集体性权利对自身的利益进行保护。
3.参与的深化。政治参与是公民身份的一个悠久的维度，这种传统来自于古典公民身份理论对政治共同体参与的强调。现代公民身份也要求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一般而言，参与主要指政治领域的参与，这种参与的权利以往被限定在特定的群体，各种基于宗教的、性别的、民族的界限和障碍充斥在人类政治参与的发展史中。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已经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与公民的身份地位相联系，各种民族的、性别的障碍已经被打破，人们在法律面前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民族成员政治参与的深入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通过公民权利的行使，畅通民族参与的渠道；第二，通过参与政治过程，表达多元的民族利益诉求。民族成员在行使公民权利，介入政治过程，实现民族利益表达的过程中，推动政治参与的深化，从而实现了民族成员与政治体系的良性互动，一种平等和完全的公民身份才能逐渐构建起来。
结语：作为个体与政治体系互动产物的国家认同
公民身份最后一个维度——认同，可以视作是个人在与政治共同体互动过程中的心理结果和主观体现。在以公民——国家为框架之下的公民身份理论中，个体的归属和认同以国家为投射对象，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意识。这是多民族国家凝聚力的来源和合法性基础。公民身份的认同维度渗透在其他三个维度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相互作用中。只有公民享受一种法律地位，具有合法的公民资格，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和承担一定的义务，并能够通过政治参与影响公共事务和政治过程，个体才能产生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现代国家，公民对于国家认同的实现来自于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互动产生的契约交换关系。国家通过保障个人的权利、平等地分配社会价值和资源，个体则在权利实现的基础上形成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无论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较早建立的发达国家，都试图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在完善作为国家“硬件”的民主制度构建的同时，还需要构建作为国家“软件”的统一的国民认同意识。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国家是一种政治法律的共同体，而国家认同也主要是一种政治认同。这种政治认同来源于民族成员对于国家的支持，来源于国家对于公民身份完善和保障所产生的合法性。因此，国家认同可以看作是政治体系回应民族政治诉求、应对民族认同政治化现象，通过政治体系的调适机制，在拓展和深化公民身份内涵过程中，促使民族成员产生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以及一种情感和归属上的紧密联系。
中国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已赋予各民族成员公民资格和民族身份，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权利保护体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各民族成员政治参与的愿望，初步确立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硬件”。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向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中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这就是要确立一种稳固的国家认同意识。现代化发展中利益分享的不平衡性、民族认同意识的高涨、各民族成员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民族成员的城市融入等因素，都会影响各民族成员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从“价值—过程”的视角来看，中国在继续奉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理念的同时，还应该更加注重完善民族成员政治参与的相关制度，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障民族的文化发展权益，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构建有助于民族成员城市融入的权利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国家的政治稳定。
?
二、刘志礼 魏梓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优势及效能转化
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八个民主党派多党参政的复合型政党制度结构，并以其独特而鲜明的结构优势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枢纽作用。新时代，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加突出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的战略任务。为此，要在充分认识和把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优势的基础上，找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结合点，探索政党制度效能转化的路径举措，进一步提升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推进作用。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优势
政党制度优势能否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彰显，一方面取决于组成政党制度结构的各个主体要素自身的能力状况，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各个主体要素之间的结构特征、运作关系、组织原则及作用机理等。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不仅在结构功能上有着巨大差别，更在履行相同政治职能的成效对比上差异显著。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呈现“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结构特征，有机结合并统一了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组织结构的多元性，在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党与人民、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社会等多重结构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显得自信坚定并富有行动力”[2]，从而彰显出独特的政党制度结构优势。
（一）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有利于激发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互动活力
政党间关系对政党制度具有根本性、基础性、前提性影响，是政党制度有效发挥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和基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3]。新型政党制度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互利合作、发展共赢为价值原则的亲密友党关系，突破了以执政为唯一目标的传统政党政治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稳定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形成了“领导—合作”“执政—参政”的复合模式、立体格局，建构了一种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利益相连、命运与共的政治共同体结构。这一基于双方高度和谐且充满共识的一致性政治目标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非但不存在根本性对立，并且能够在相互支持和配合过程中形成统一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为国家治理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合作、共存的党际关系极大激发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互动活力。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共识。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法律上享有宪法规定的组织独立、法律平等和政治自由。这种政治上的领导与接受领导，组织上、法律上的独立平等关系，决定了民主党派能够以异体政党的身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参政议政、互相监督，推动政党之间形成相辅相成、协调促进、正向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将政党之间的互动活力不断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不竭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月14日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会上总结指出的，2019年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觉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团结奋斗、一起攻坚克难。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各民主党派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4]。实践证明，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形成了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在有效解决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稳定问题的同时，保障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不断彰显。
（二）政党与人民关系：有利于提升政党对人民的聚合效力
在政党与人民关系方面，政党的执政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党代表人民治理国家，本质上就是要聚合、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良政善治的政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5]。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各民主党派的广泛性、进步性，共同决定了“人民至上”是多党合作的价值目标和一致原则。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新型政党制度在保障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能够广泛聚合和充分考虑全国各族各界的利益诉求，从而彰显新型政党制度利益代表功能的真实性、广泛性、持久性。从利益代表的真实性看，参政党依托新型政党制度开辟的制度化利益表达和综合渠道，将其所代表和联系的特定社会界别和群体的具体利益向中枢的政治系统集中反映。执政党通过广泛收集、聚合和集中民意诉求，确定自身的施政纲领和方针政策，并通过民意授权直接组织政府或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把代表和聚合的人民利益体现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从利益代表的广泛性看，新型政党制度既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意志，又能反映民主党派所联系的不同社会界别和群体的具体利益，从而能够做到最大范围收集和聚合民意；从利益代表的持久性看，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制度安排将多党合作与协商贯穿于公共决策的始终，在充分听取和吸纳社会各方面合理意见的基础上提升决策质量，使公共政策真正符合“最大公约数”的根本利益。在国内疫情防控时期，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围绕科学防治新冠肺炎、积极应对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其中，民盟中央提出的“关于提高政策针对性有效性，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建议”、民进中央提出的“关于将环卫、供水污水、垃圾处理单位纳入疫区防疫物资统筹调配体系的建议”、九三学社提出的“关于统筹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的建议”、致公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打好社区防疫战 夺取战‘疫’彻底胜利”等建议，为党和国家制定疫情防控期间系列政策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而真正把代表和聚合人民根本利益落在了实处[6]。实践表明，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政治体制中嵌入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确保了国家治理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根本利益，不仅有效解决了国家治理的目的性归宿问题，更使整个政治体系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吸收、同化、消解和融合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彰显出巩固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巨大优势。
（三）政党与政权关系：有利于保持政党在政权中的政治张力
在政党与政权关系方面，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地设计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各自不同的政党角色进入国家政权，以制度化的形式保障了参政党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以及对执政党形成有效的政治监督，从而使执政党治国理政的优势得以进一步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7]。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强大而稳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执政党，通过掌握国家政权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握国家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国家政权中发挥辅助和参与作用。一方面，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可以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国家政治体制机构中，以担任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等的领导或成员的方式直接参加国家治理；另一方面，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也可以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形式履职尽责，间接实现对国家治理的介入[8]。通过新型政党制度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参政党在政治参与中实现了对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的有效政治平衡。这种处于同一政党制度结构内的异体参政不仅能够在国家治理中输出各民主党派自身的政治诉求，更能帮助执政党“听到不同的声音”，既可以使执政党更科学、更有效地发挥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也可以使参政党更好发挥参谋、助手、同事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完善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方法，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9]。这从加强制度建设、发挥制度优势的角度进一步肯定和突出了政党相互监督尤其是执政党自觉接受参政党监督的重要性。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表明，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执政—参政”而不是“在朝—在野”的制度化安排，构建了执政党的核心领导与参政党的广泛参与相结合的立体格局，从而充分保障了国家治理所需要的稳定性和创造性。
（四）政党与社会关系：有利于增强政党对社会的动员能力
在政党与社会关系方面，政党能否在国家治理中对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进行有效凝聚和动员，是检验政党制度结构性功能的重要标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基于“你输我赢”“竞争上位”的竞争与排他性逻辑衍生出的“否决政治”，越来越凸显出西方国家治理的结构困境与效能低下。同时，中国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也不断增强，这从客观上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抗压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10]。新型政党制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各政党的共同目标”[11]下，充分吸纳了各民主党派作为桥梁和纽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不仅使民主党派自身产生对执政党的支持和聚合效应，同时也凝聚和动员了其所代表的不同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阶层，进而形成以执政党为领导的全社会大团结、大联合的共同体结构，保证了执政党对国家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获得全面、广泛、充分的政治支持。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风雨与共。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组织6万余名民主党派医务人员投入疫情一线……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12]。我国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深刻证明，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充分调动国家治理所需的强大凝聚力和动员力，有效协调全社会各方面、各领域、各层级的能量和资源，集中力量解决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形成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的国家治理蓝图，增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意志和效率，为国家治理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动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13]，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制度”与“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制度是规范，治理是行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必须准确把握制度自身属性与治理效能提升的契合点，进而才能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补齐制度短板，发挥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整体效能。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的主体多元化、方式柔性化、机制协调化等建设目标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指明了具体方向。因此，要对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积极推进合作型、协商型、民主型政党制度建设，将政党制度结构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一）国家治理主体由传统一元转向现代多元对建设合作型政党制度提出要求
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层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是现代国家对传统治国理政理念和社会管理方式改革和创新的基本依据，也即“国家治理”概念产生和兴起的根本原因。分化的社会结构使得现代社会利益的相关方不再是一个较为单一的整体，而是由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群体形成的分化个体。这就从客观上要求作为传统意义上国家统治者和管理者的政党和政府，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包括国家管理者、人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协同治理的国家治理结构。由此，治理主体由传统一元向现代多元的转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内在目标，治理主体范围的大幅扩展从根本上要求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政党制度，将更广泛的治理主体有序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来，进而实现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核心主体的同时，广泛吸纳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成为国家治理的合作力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元主体共同合作参与的政党制度结构，在制度属性层面契合了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对参与主体多元化的根本要求。从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的实际效果看，民主党派成员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通过法定程序进入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成员，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或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均占有一定数量[14]。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有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表达渠道，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国家和社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要注意到，进行有效政治参与及建言献策的还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的有限成员，国家治理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多元化、层次化不足，表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更广泛层面吸纳政治参与主体的能力还不足。为此，要在坚持和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有的强大政治吸纳和整合效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型政党制度建设，着力构建执政党领导下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国家治理结构。
（二）国家治理方式由传统单向转向现代互动对建设协商型政党制度提出要求
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表明，相较于传统的阶级统治和政府监管，现代国家治理更加注重多元化协同治理的效应。国家治理的绩效不再是某个单独主体发挥功能和作用的结果，而是多元主体之间相互合作、有效互动，从而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的产物。因此，传统上由政党、政府等权威主体形成的单一的、线性的、命令式的、控制性的监管已经不再契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需要多元主体之间回应性、协商性、自愿性、共治性的协同互动以推动实现。这一治理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样态和互动形式成为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的关键因素。除必要的政府强制性指令外，国家治理更多需要通过柔性、妥协和包容的方式增进多元主体之间的和谐互动，以促进治理合力形成。由此，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对实现多元主体之间团结高效的互动形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主协商是我国多党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推动国家治理多元主体进一步形成团结高效互动关系的有效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15]。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与作为国家治理多元力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和具体方案进行广泛的沟通协商，集中体现了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协商的制度属性与现代国家治理方式柔性化相耦合的特点。经过社会主义长期建设实践，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已经具备了相关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协商机制，但还没有形成一种十分成熟、稳定和高效的协商治理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6]。为此，要积极推动协商型政党制度建设，健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17]的协商机制，从而以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协商制度优势带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保障国家治理多元主体形成和谐、包容、高效的互动关系。
（三）国家治理机制由传统垂直转向现代扁平对建设民主型政党制度提出要求
“国家治理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18]国家治理与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重要区别，不仅在于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更在于通过构建更加灵敏高效的治理机制使公民能够以不同的形式、方法、途径参与国家治理过程，保证治理过程的民主公正，从而将人民主权落到实处。随着当代社会网络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上由政府主导的“层层集中，层层下达”的垂直治理机制已经被越来越畅通的平面化信息交互渠道所打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要“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19]。因此，依托现代智能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系统构建多元主体的无障碍沟通渠道，有效维护和扩展公民有序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成为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一项重要的现实需求。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维护和扩展公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渠道。作为新型政党制度主体，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是真实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能够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了解民情、集中民意，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对其进行充分反映和表达。因此，这一制度能够确保国家治理在公共决策和行为方式上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实现公民对国家治理的实质性参与，彰显其与保障和落实人民主权地位的现代国家治理机制相契合的制度属性和本质优越性。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现阶段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还不完全适应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公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平台还不够多元和快捷，其利益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为此，要加快完善和发展民主型政党制度，搭建有利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科学性、及时性和高效性的多元化互动平台和交流机制，使得党群联系直接化、民主治理扁平化、信息交流对称化、决策过程透明化和治理结果公平化，从而进一步将人民主权落到实处。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将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新型政党制度自身不断完善、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提升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契合程度、进而充分发挥其治理效能的过程。因此，要在秉承制度内在属性与遵循国家治理发展规律相结合的基础上，统筹安排、精准施策，既把握完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根本，又突出提升治理效能这一关键，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目标顺利实现。
（一）增强治理主体能力建设，协调多元主体间关系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梳理国家管理者、人民、社会组织等多个治理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并根据其各自在国家治理中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定位突出相应主体能力建设，进而通过彼此间的选择和合作，实现国家治理效能最大化。在我国国家治理场域下，由于政党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组织力量，在多元治理主体中居于核心和枢纽地位，因此，统筹和协调多元主体间关系、帮助多元主体提升治理能力是政党不可推卸的重要政治责任。要注重加强政党主体能力建设，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提升政党自身治理能力，还可以通过政党引导、组织和动员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从而间接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和绩效。
新型政党制度构成了我国国家治理的政党治理结构，提升政党主体的治理能力，必须以政党制度为依托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协同推进。2020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民主党派也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20]。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其治理能力建设不仅是自身执政能力的建设，更重要的是领导和团结其他各方力量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建设。为此，在实际工作中，执政党必须尊重其他治理主体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政治引导、民主协商、服务协调等方式把党的领导寓于同其他治理主体的团结合作之中；广泛运用沟通、协商、讨论、参与等形式推动党的政治主张、路线方针、战略规划等成为多元主体的合作共识；加强各级党委与领导干部引导和团结多元主体进行协同共治的意识；积极鼓励、引导和规范公众的政治参与，提高公众进行政治参与的素养和能力。以此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党在国家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既要增强自身参与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更要发挥其广泛性和进步性相结合的优势，积极协助和配合执政党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推动形成执政党领导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总之，通过加强国家治理中政党主体的能力建设，既能在政党制度层面上保证执政党和参政党协同共进，构建更加团结高效的政党主体结构，又能提升国家治理大格局下政党主体协调和整合其他治理主体力量的能力，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
（二）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建设，改进国家治理方式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除了必要的强制、管控、指令等传统治理方式之外，更要注重有利于多元主体和谐互动的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在国家治理中的运用，从而逐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柔性化，彰显治理的基本人文价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而在国家治理方式和手段上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的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21]。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民主协商实践的制度化发展，为国家治理多元主体进行民主互动提供了科学化、规范化、有序化的制度渠道。完善政党之间的民主协商机制建设，不仅对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改进国家治理方式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民主协商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达成共识的有效机制，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因此，加强民主协商机制建设，不仅要着眼于完善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需要，更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方式柔性化的全局目标。一是要发挥民主协商机制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以已经形成较为成熟体例规范和经验做法的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机制，带动其他国家治理主体间协商机制的健全完善，进一步形成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网络化的协商民主体系，从而扩大民主协商方式在国家治理方式中的比重；二是要在把握不同治理主体间协商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推动政党之间的民主协商机制与其他协商机制相互配套衔接，增强国家治理的多元主体之间进行平等协商的连贯性与协调性，从整体上促进更加科学高效、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形成；三是在国家、地方和基层等各级单位采取适应各层次特点的协商办法，把握民主协商机制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四是要加强对民主协商机制运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将知情明政、调研考察、交流互动、意见反馈等各个运作流程的结果纳入相关部门绩效考核，做到要求具体化、工作细致化、形式规范化，增强协商机制和协商结果对政党治理国家的约束力和督促力。总之，要坚持以完善民主协商机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关键和重点，依靠民主协商机制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协同创新、互动发展，进一步改进国家治理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完善国家治理中制度机制的运用
坚持和落实好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确保治理系统按照党和国家既定的战略目标展开治理，还是探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方法路径，最终目的和归宿都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2]。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核心枢纽，既为执政党与参政党团结合作、执政（参政）为民提供了制度规范，也为坚持和落实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进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证。因此，必须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以推进民主型政党制度进一步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带动国家治理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发展。
由于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管理者、人民、社会组织等国家治理主体密切相关，其治理效能的发挥涉及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因此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必须着眼于实现国家治理整体效能最大化的根本目标。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新型政党制度在治理过程中的基础性和枢纽性作用，从整体上把握和完善国家治理中多党合作制度机制的运用，保证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二是要推动现有的合作程序、合作内容以及合作形式以制度化、规范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增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协调性和有效性，使国家治理的政党结构主体在更具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发挥更大效能；三是要通过运用现代网络通信技术手段，使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快捷化，进而有效拓展多党合作治理国家的空间，将多党合作的功能优势寓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总之，通过进一步加强国家治理中多党合作制度机制的完善和运用，不仅能够使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其他制度之间的联系和衔接更加紧密圆融，还有助于在整体上形成多党合作治理国家的有效载体和保障体系，进而有效拓展人民依法有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途径和形式，切实推动国家治理民主化发展。
?
三、蒋来用 王阳：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的系统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
?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加强党的建设部署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以顺利实施和有效运行的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提高监督严肃性、协同性和有效性，创造性地提出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和相互协调。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内监督体系在整个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和作用。本文拟从系统性、协同性和有效性三个角度来探索如何完善党内监督的制度设计，从而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过程。无论是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党地位还是从党领导一切的现实来看，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显然是居于首要地位，而且起到统领各类监督的作用[1]。近年来，学者围绕如何完善和优化党内监督开展了大量研究，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不少学者从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健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执行层面都不断优化与完善，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张昕欣以党内监督四大方式为切入口，详细探讨了党内监督目前存在的低效甚至失效问题，认为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主体责任缺失和监督责任缺位、党委与纪委的监督工作缺乏协调与协同、地方对下级组织的监督流于形式、有的地方甚至主动为下级“捂盖子”。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普遍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未意识到自身也是监督主体、存在一些党员害怕官场“潜规则”而唯上不唯实的现象。同级监督存在纪委监督独立性不强、对一把手“监督”难、缺乏动力等问题。日常监督存在盲区大、未形成制度化、缺乏预防性的事前和事中监督等现象[2]。李堃从如何加强党内监督科学化角度展开分析，认为目前党内还是存在用“人治”代替“法治”的现象，“关键少数”权力大，权力配置还不够科学，一些纪检监察机关未能很好地聚焦主业职责，一定程度上存在“灯下黑”现象。在党内问责上，李堃认为目前党内问责的程序和步骤还不够规范，存在过度问责、错误问责的现象，这也导致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不敢作为、不愿作为、不会作为”的现象发生。此外，目前党内监督法规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强，不够精细化和系统化，存在一些不适宜目前形势发展的法规，纪法衔接、法法衔接不够科学与严密，这也导致法规在有效性上显得不足[3]。马祖兴围绕积极性、独立性、有效性三个方面对党内监督展开思考，认为“从积极性看，党内监督目前存在的‘不敢’‘不愿’‘不想’‘不懂’监督现状导致监督主体监督意愿不足、监督缺乏积极性；从独立性看，纪委和党委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党内专责机关独立性受限；从有效性角度看，部分地区过分夸大党内监督工作，甚至有的将党内监督当作工作的重心，部分纪委为了绩效考核对领导干部开展过分监督。此外，被迫监督也是党内监督实践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目的是为了应付年底考核和完成既定目标，导致党内监督实践虽具备很好的时效性却缺乏长效性”[4]。丁清晔等人则对党内监督方式和处置力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党内监督的效力和震慑力较弱[5]。还有一些学者聚焦于党内监督具体监督方式在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周磊和陈洪治对新时期派驻监督体制改革进行了分析，在肯定派驻监督取得成效的同时指出派驻监督存在派驻干部专业化能力不足、派驻机构的考核和提拔存在脱节现象导致派驻机构干部开展监督工作的积极性不强、派驻机构独立性不强导致派驻机构存在“近了不能履行职责，过远了不能了解情况”的监督困境等问题[6]。徐理响等人认为派驻机构未聚焦反腐败职能，导致履职效果比较差[7]。蒋来用认为，派驻机构改革虽取得较大的成效，但改革也遇到了派驻机构“不会为”、机构人员忙闲不均、干部缺乏归属感、考核体系不完善、履行职责缺少手段等问题[8]。宋伟等人对巡视监督可能出现的困境进行了学理性探索，认为巡视监督存在层级差异的成效递减现象，对巡视监督震慑作用的边际效应以及巡视监督反馈内容的趋同化进行了探讨，指出巡视监督特别是在地方巡察过程中表现出专业化程度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9]。
针对党内监督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来探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一些学者从制度层面展开研究，例如任健明对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进行了强调，认为组织监督、民主监督、权力监督三者在党内监督中是并重的[10]，并提出了一个以党内监督为统领，以民主监督为基石，以人大监督、国家监察、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为五大支柱所构成的三层立体监督体系结构。张晋宏、李景平认为党内监督、国家机关监督、社会监督三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理论上看三者是统领与补充的有机统一，从实践上看三者可以打造一个高效协同的三维立体监督体系[11]。张昕欣认为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在对象、诉求、价值导向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要进一步促进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的有机融合[2]。冀明武以如何推进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度衔接为关切点，认为两者要发挥各自的制度特色、融合对方的制度优势，提出在制度层面要从立法沟通、协同审查、整合解释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的衔接改革[12]。虞崇胜也对纪法衔接问题展开了思考，提出利用党纪与国法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挥“双笼关虎”的制度优势[13]。一些学者从具体践行路径层面展开探讨，丁柏铨关注舆论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认为舆论监督相对于其他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需要进一步与其他监督相贯通以形成监督合力，并提出扩大人民民主、舆论监督需要在线上和线下齐发力等建议[14]。任建明认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较为薄弱，需要进一步改进。他提出党内监督要着力破解同级监督难题，进一步发挥党内专责监督机构的作用；民主监督要将发展党内民主作为改进的着力点；舆论监督要切实依法保障媒体监督权，加大对领导干部不当干预媒体行为的限制[1]。黄威威重点关注网络在监督中发挥的作用，对网络监督在党务政务、官员信息公开上发挥的作用以及利用网络开展监督会遇到伦理与技术上的难题进行了论述[15]。贺鹏皓从系统论的观点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各监督主体发挥的作用展开论述，认为各监督主体彼此关联，既有分权与制约又有协调与配合，并侧重论述了在依规治党视角下如何实现审计监督与党内监督的协调配合[16]。张昕欣从加强党内法规衔接、加大问责力度等方面对提高党内监督有效性提出了思考[2]。潘春玲对巡视监督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巡视工作所采用的三个“不固定”方式、常规巡视与专项巡视相结合等举措有效地提升了巡视工作的规范性和实效性[17]。
通过对党内监督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归纳可以发现，关于党内监督目前存在的问题大多可以归结于监督系统性不强、各监督主体协同力度不够、监督的有效性较弱三大因素，学者提出的针对性建议多是围绕如何增强党内监督的系统性、如何加强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协同性、如何提高党内监督的有效性三个方面展开，但大多文献只是仅对其中某一方面展开讨论，没有从系统性、协同性、有效性三方面全面地、系统地对党内监督展开思考。显然，系统性、协同性、有效性三者是层层递进的，提高系统性可以完善党内监督体系自身，但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只是一个子系统，需要与党外监督协同配合以形成合力推动国家治理，最后只有加强有效性才能让党内监督真正产生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因此，本文将从系统性、协同性、有效性三个方面全面考虑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体系，为研究党内监督提供新思路。
二、增强党内监督的系统性
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组成要素的机械组合，在整合后具有各要素所不具有的特质。系统建构形成之后，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事实而存在，对其构成要素产生控制、约束作用。系统各要素在组织体系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是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若将某一要素从系统中剥离，系统将受到损伤或破坏，甚至瓦解和崩溃。系统各要素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但有时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系统化与制度化紧密相关。系统化发展升华的结果往往通过制度形式呈现出来，需要制度的方式来巩固和强化。但不同的系统，制度化水平和程度并不相同。高效运行的系统必然要求内部各要素更加有机联系和贯通，组织化程度要求更高。组织性和纪律性强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优势，党内监督体系作为党内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必然体现这一特色。党内监督体系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与党的其他系统必然是关联和内嵌的。要想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就要将其放在整个党的建设中统筹谋划。党的监督体系服务于党的使命和任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监督职责等必然随着党的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在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党内监督体系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并没有进行体系化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以一些决议或决定为主。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党开始把加强党内监督提上议程，党的十二大修改的党章就对党内监督制度化完善，如对监督主体、监督范围等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明确的规定，党内监督的系统化、制度化特征开始凸显。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试行)》)作为党内监督实践探索的首次系统性集成颁布实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不同监督主体及其监督职责权限作出详细规定，党内监督系统化达到历史性高度。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更是站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宏大视角强调和推动党内监督的系统化。
系统化已成为党内监督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与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坚持权责法定，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制度，实质上就是强调从纵向和横向上理清各级各部门的地位与权责。从纵向上来看，就是要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的地方组织各担其责、党的基层组织具体落实的监督组织体系，实行分级授权。从横向上来看，就是要健全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部门职能监督、基层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监督职能体系，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从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系统化与制度化是同时推进的过程。系统化促进党内监督制度化水平的提升，制度化则反映了系统化的独特历史，不断固化系统化的成果，并促进新的监督理念和价值观的形成和转化。监督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两大主体互动的过程。因此，党内监督体系是由党内不同主体相互发生作用和关系而形成的复杂系统。虽然监督体系所包含的所有关系中，任何关系都是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有主次之分，有些关系是主要的，有些关系则是次要的。党委和纪委的关系是监督体系中一对最为重要的关系。从权力结构来说，在党的代表大会作出决策之后，党委及其部门负责执行，纪委负责监督，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是党内监督中十分重要的两大责任。厘清党委与纪委的关系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需要关注一些重要的点，其中最为重要是纪委“受谁领导”的问题，即地方各级纪委与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之间的关系问题。党内监督体制改革，往往都是围绕地方纪委领导体制开展的，有时强调“块块”管理，同级党委领导多一些，有时重视“条条”管理，垂直管理多一点。地方纪委领导体制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党内监督体系发挥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内监督”上齐发力成为双重领导体制改革的一大特征。双重领导体制强调“三为主”，在办案权、人事权、考核权方面更加强调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监察、派驻、巡视三大监督利器共同推进监督的“全覆盖”，党内监督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衍生出了慢作为、不作为等新问题，需要继续完善监督体制机制。因此，如何更好地推进地方纪委双重领导体制的“三化”仍将是未来党内监督体系的重要任务。
党内监督体系呈现网络状分布的状态，从纵向上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以及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从横向上表现为同级监督。形成各个层级监督有机结合的完整链条，是党内监督的理想状态[18]。《条例》对党内监督的各监督主体进行了清晰划分，并分别列章进行详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实践突出强调了党的中央组织，相较于《条例(试行)》，《条例》将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单独列成一章进行论述，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全面领导党内监督工作，同时，也对其自我监督作出明确规定。从纵向上看，党的中央组织权力最大、权威性最强，腐败所带来的成本也是最为高昂的，加入对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党内监督才真正实现监督无禁区，上到党中央、下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党内监督的系统化建设更加全面与完善。而且，党的中央组织带头认真履行监督职责、自觉接受监督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责任担当。从横向上看，通过表1我们可以对党内横向监督体系中各监督主体的职责和监督特点有清晰的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成为党内监督关注的重点。但在实践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地方和部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委成员还认为监督是纪委或纪委书记的责任。党内其他监督主体也缺乏主动监督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某种程度而言，之所以出现“一把手”监督难和同级监督难的问题，就是因为各监督主体并没有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履行职责，党内监督系统性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委不仅要主动担起主体责任还要主动统筹推动党内监督，让纪委担起监督责任，各部门及其领导干部扛起“一岗双责”，把监督主动融入日常管理活动中，对监督职责履行不到位的要严格按照规定问责处理。
三、加强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协同性
党内监督体系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建构和运行的，受到更大体系的制约和影响。党内监督体系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子系统，因此需要将其置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个组织场域中进行研究。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个复杂的场域内，存在不同种类的监督，但总体上可以分为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两个体系。各类监督在作用力度、手段方式、主体角色等方面差异很大，但在统一的体系框架中，监督方向和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因而具有协同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可能。每个组织都是某个更大的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19]。党内监督体系虽然是一个复杂和庞大的系统，但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中，还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子系统。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虽起到统领作用，但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有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等多种监督共同形成合力，才能最终打造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党和国家监督这个大系统能否发挥最大效能取决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其组合的协同程度，若各子系统中的人、组织、环境等要素都能有效配合，就能向良性的协同状态持续演化；若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掣肘与摩擦，那么各子系统就会陷入内耗而无法发挥正常功效，最终使整个系统走向混乱与无序。
推进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一直是党中央关注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党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通过纪委和监委的合署办公整合反腐败力量，扩大监察范围，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做到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同向发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协同性作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监督主体和监督种类繁多，协同难度较大。要保证不同监督子系统能够有效协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加强党的领导，与健全党的领导能力制度紧密配合，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不同监督主体有各自的特点，表现为监督对象与范围、监督权限与处理方式、监督阶段、监督依据上的差异性[16]。首先，在实际的监督工作中，常存在互有交叉、管辖不明确的领域，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缺乏健全的互通衔接机制，党外监督也缺乏规范的制度机制来支撑配合党内监督的推进。例如如何在纪委和监委合署办公下推动纪法衔接、法法衔接，厘清两者在实际运行中的权力边界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党内监督信息公开的力度不高也使得党外监督主体很难对其开展有效监督。最后，党外监督相对于党内监督，在监督主体的制度保障上比较欠缺，监督较为随意，部门或者个体色彩浓厚[20]，缺乏开展主动监督的积极性。对此，要在不同监督方式之间搭建起互通互联的机制，在工作协调机制、力量联动机制、信息共享等机制上进行有效探索。不同监督在制度层面不能相互掣肘与抵消，要在纪法衔接、法法衔接问题上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其在纪检、司法、执法机关协调上的统筹作用[21]。在外部监督上，要充分重视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要加强群众监督，健全完善举报平台，通过立法规范公民合法行使监督权的方式、程序与范围，推进群众监督的法治进程。为了应对网络监督的高传播性和高不确定性，有必要建立起一套高效运转的舆情收集、研判、引导、反馈和处置机制。此外，要主动拓展社会监督的方式和手段，加大纪检监察信息的公开力度，开通网络建议渠道，强化社会监督的效力。
四、提高党内监督的有效性
提高系统性是针对健全党内监督体系本身而言的，增强协同性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理顺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关系，二者都具有过程性。有效性则是结果性导向，要求党内监督实现已设定的目标，产生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理顺各监督主体的职责与权限是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的基础，强化各监督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是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的重点任务，但两者最终的目标是真正形成监督合力，最大程度发挥党内监督的效能。提高党内监督体系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开展监督
信息不对称是各类监督工作面临的共同困境。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开展监督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明显趋势。互联网传播速度快、大数据分析较为全面且具有可预测性的特点，这可以很好地提升党内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借助互联网可优化监督流程，通过大数据可构筑起严密的监督网。在防控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廉洁风险方面，纪委可以利用各类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管理，通过提炼关联规律对不同级别风险进行预警并形成相对应的响应机制。在借助互联网优化工作流程方面，通过办案全过程留痕、审批实时追踪、限时自动预警督办等手段，实现办案全程可视化，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22]。在扶贫和惠农等民生领域的腐败监督方面，纪委监委可以将各类民生数据录入系统并通过比对的方法排查腐败风险，民众也可以通过公开的大数据平台开展精准监督。但如何确保大数据监督产生的各类数据不会发生增加、修改、丢失和泄露等情况是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的事情，需要明确规范在什么范围和界限内掌握数据、在何种程度内使用数据。二是借助互联网的信息公开便捷性打通社会监督渠道。社会监督以往主要通过信访、电话、面访等方式开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单一性，监督效果并不理想。互联网拓宽社会监督的渠道，有很强的时效性，群众可以通过网站、电子邮箱、网络公众号等方式进行实时举报。这对干部具有一定的震慑力，对改善干部作风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强化制度执行和效果评估
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看执行是否到位。当前党内监督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对于各类型的监督从工作程序到工作方式都有明确且详细的规定，这些制度一环扣一环，形成了一张严密的监督网。但在实际工作中，制度规定也还存在落实不到位、打折扣的现象，制度执行出现“空转”“悬空”状态，执行效果不佳，使得看似严密的制度成为了摆设。潘春玲对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大因素：一些监督主体对制度内容缺乏正确理解和把握；制度规定缺乏具体性和针对性的实施细则；制度间的衔接度不高且存在重叠的情况；监督主体的制度意识不强，多凭主观意愿或经验开展工作[17]。因此，必须狠抓制度执行，对制度执行效果开展多维度评估。对于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监督主体要加大、加重问责力度，不仅要对“乱作为”现象进行处置，对“不作为”“慢作为”现象也要严肃处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需要建立相关的配套机制。要将制度执行情况作为重要指标纳入“两个责任”考评中，对制度执行的领导责任、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并将责任层层分解、压实到个人。对各项制度执行责任制定出可量化、可考核、可追责的细则，围绕制度执行情况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并将其纳入绩效考核，把日常督查和专项检查作为监督部门的重点工作，把制度执行情况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与领导干部述廉述职的检查考核内容。加大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力度，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制度执行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制度本身存在不科学性与不合理性，因此要加大制度评估力度，废止大而空、内容空泛、时过境迁的制度，调整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制度，修改长期没有执行案例的制度，补充完善制定执行的保障机制和措施。各地各部门需结合实际情况将制度规定细化，便于指导当地党内监督工作。
(三)提高问责精准度
权责对等意味着权责是相辅相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大党内问责力度，不少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问责力度加大一方面促使党员干部增强自我监督意识，但另一方面“问责异化”的现象也相伴而生，突出表现就是问责机械简单化、随意化、精准度差，使用不均衡，操作不规范、质量不高和问责乏力[23]。2019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修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完善精准问责有效机制的提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问责异化”的问题。要实现精准问责，首先得落实好问责的主体责任，问责不仅仅是纪委的事情，党委及其部门都有问责的权力，各监督主体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真正实现权责对等；其次，要完善问责程序，避免随意性，维护问责的严肃性，注重事实和证据，加强分析研判，保证问责程序公正、合理，保护被问责对象的合理诉求和利益。碰到复杂情况，可建立分工协作、集体把关的问责会商机制，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综合考量。要正确运用好从轻、减轻、从重、加重、不予问责和免于问责情形，结合事件后果影响以及被问责干部的认错态度和悔改表现进行分类处理。针对涉及扶贫、环保等社会关注度高且较为敏感的重点领域，以及涉及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责案件处理，可以建立提级审核机制，报送上一级纪委进行综合审核把关[24]。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核查机制，并将程序前置，可以有效地解决问责泛化问题，促使追责问责更加规范精准[25]，针对影响期过后表现优秀的干部，符合条件的该提拔提拔、该任用任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干部干事的积极性和热情。要及时澄清错误问责，纠正不到位问责，注重问责后的监督。强化运用问责结果，做好被问责干部个人廉政档案和人事档案的记录。针对典型案件，要发挥其警示作用，在相应平台上进行通报曝光。对于问责后的整改问题，要予以高度关注，确保问题整改到位[26]。精准问责只有贯穿全过程，才能既“打得准”又“打得有效果”，达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营造人人敬畏制度、严守制度的良好氛围。
(四)强化对监督权的监督
监督权应该受到监督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并已引起广泛关注。监督权同样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如何对监督权开展监督一直是各国各地区在构建监督体系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2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加强了信息公开的力度，在工作报告中公开了全国被查处的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人数。纪检监察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纪委监委拥有更大权力，纪检监察干部被“围猎”的风险随之增加[28]。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在中央纪委全会上的讲话，都会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国纪检监察干部，要求他们做到忠诚干净担当，防止出现“灯下黑”等问题。《条例》对“谁来监督执纪者”的问题进行了回答，提出要健全纪委内控机制。纪检监察机构内部专门设立干部监督部门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监督调查，防止“灯下黑”。2017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对监督权的行使进行规范。但我们同时要看到，当前监督权行使存在两个“相向”的矛盾与问题：一是一些纪委监委不敢动真碰硬，对“关键少数”监督聚焦不足，监督权运用不充分；二是监督权被滥用，个别纪检监察干部存在违纪违法行为。因此，需要从两个不同方向对监督权进行监督。一方面，要充分保障监督权的有效实施。进一步强化监督机构的权威，增强基层纪委监督权限，强化纪委监委调查处置违纪违法行为的专责性，防止和排除不正当干扰和阻碍。要合理设置不同部门、岗位的权力结构，实行权责对等匹配，形成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要防止监督权滥用。在内部监督上，探索建立监察、检察、审计等部门间的相互制约与协调机制，通过部门间的互相监督降低监督权主体自身权力滥用的风险；在外部监督上，赋予特约监察员更多权限以进一步发挥其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带动社会监督。从世界监督和反腐败的规律来看，廉洁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有着较高的监督执法透明度。要防止监督权的懈怠和滥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大监督执纪机构的信息公开力度。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关于纪委监委信息公开规定的执行监督检查，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高校等对纪委监委网站信息公开进行第三方评估。
?
四、陈胜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系统阐释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评价一个国家的制度优越不优越，必须有比较全面的理论维度，制度理念、制度价值、制度系统、制度效能的分析缺一不可。本文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的分析考察，重点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的先进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越性、制度体系的系统稳定性、制度体系的治理优势与创新优势展开讨论，以期深化相关主题研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的先进性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把话题直指中国，他说：“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①从文本看，福山所谓“负责制”，指的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指责中国人没有自由、国家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西方学者不在少数，这些学者的分析框架本质上仍然是欧洲启蒙思想。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制度理念角度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拒绝被西方话语体系牵着鼻子走。
(一)马克思主义制度理念的先进性
从理念上讲，现代西方制度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念是在扬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基础上创立的、更为先进的制度理念。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启蒙思想确立了自由、民主、平等和理性等理念，但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却并没有彻底实现这些理念。空想社会主义想彻底实现这些理念，但由于社会条件不成熟，只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彻底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和理性原则的崭新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围绕着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国家学说与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经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等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蕴含着崭新的制度理念。
对于当下仍被西方学者所持有的启蒙思想分析框架，马克思曾经有过预先批判。1877年10月19日，他写信给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阿道夫·左尔格，对资产阶级价值理念作出了合理评价。马克思说，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领导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这种做法“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②。
既然马克思主义都预先反驳了西方学者们的说辞，为什么还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导中国民众呢？原因有三：第一，国外学者缺乏关于中国国情的实证研究，只能凭借抽象的理论范式评判中国。第二，部分学者怀着政治偏见，极力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破坏。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战略瞄准了中国。有些学者标榜自己是中立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西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战略的马前卒。第三，西方国家对中国怀着羡慕嫉妒恨的复杂情绪，也抱有恐惧心态。羡慕嫉妒恨，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恐惧，是因为历史上他们的殖民行径奴役和伤害过中国人民。因此，西方国家毫无底线地贬低中国制度，企图让中国驯顺于西方。
实际情况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公正都不是抽象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西方学者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目的是唱衰中国的自由、民主。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经济制度不搞私有化就没有出路，公有制是自由、民主的敌人。平等、人权、公正也是一样，西方国家是在自己都没有解决好平等、人权、公正问题的情况下对中国指手画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在《自由主义的终结》中分析了美国的历史，说美国仍然没有解决社会平等问题，所以从1990年到2025年这一历史阶段亟须解决社会平等问题③。这与福山对美国所谓民主自由制度的担忧不谋而合：美国在长时间内解决不了因国家债台高筑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问题。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到处进行监控和监听，到处开展非法军事行动，这一切表明，人权和正义只是他们的借口。
可见，在制度理念的历史评价上，是存在着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回到我们自己的立场，回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在制度优越性的评价指标上，坚持我们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出发点始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源自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先进制度理念的指导下实现的。
?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扛起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努力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制度建设经验。早在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进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立了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本制度。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指明了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④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⑤。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新时期的任务是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选举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让伟大的祖国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强调：“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我国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1954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制度。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期间，毛泽东同志提醒专家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参照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宪法。1954年1月15日，他发电报给刘少奇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有何意见望告。”16日，刘少奇同志回电：“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⑦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苏联叫最高苏维埃，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理念指导下初创的，形式上借鉴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那一套，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抵制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了“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明确抵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人民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201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出了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几年来，我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源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的错误判断，多半因为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完善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其结论不堪一击。
二、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越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现行国家制度中，西方的“宪政”制度设计最为合理：专制和独裁不容易形成，腐败不那么严重，社会运行更健康。“宪政”的合法性源自西方现代性，“宪政”背后隐藏的是西方话语体系霸权。反驳“宪政”，仅批判其结论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澄清中国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历史与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本质特征
西方现代性，指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西方话语体系。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本质上与启蒙思想的核心理念无异，但在理论逻辑上更加倚重欧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作为理论范式，西方现代性更擅长分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习惯于把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作为国家制度分析的前提，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永恒化，把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泛化为普适性发展模式。
西方现代性认可理性、公平、正义、平等、人权、自由、安全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理念，并且赋予这些理念以历史永恒性。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看透了这一切，他们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观察，得出一个结论：资产阶级所谓自由民主制度，集中体现了诸如此类资本主义制度理念的虚伪性。现实情况是，西方现代性所主张的理性王国，仅仅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现实国度，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公平、正义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社会财产的公平和司法上确认这种私人占有的资产阶级法理。平等、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占有社会财产的平等权利和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平等权利，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私人占有权。自由、安全对很多人来说也不现实，自由始终与私有财产的实际占有和使用相联系，安全是资产阶级自我保护的借口，无产阶级无须进行财产保护，因为他们没有财产。
为什么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如此的不彻底？通过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在社会结构当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于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各种制度，一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想要获得全面彻底的解放，必须消灭以私有制为前提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而这正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⑩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11)
党史和国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强势扭转了旧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继承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创建者。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2)
毫无疑问，从现代性的路径来看，我们与西方是不一样的。现有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道路，而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国家政治机器的运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都未曾改变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在国家制度的建设、完善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既有效实现了我国国家制度的基本功能，又体现了相比于西方国家制度的重要优势。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现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辩证统一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根据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实际确定的具体纲领，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最高纲领规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根本目标和历史方向，最低纲领规定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奋斗目标，两者体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强调现有制度的永恒性，不可能提出超越自己的纲领，因此，也就缺乏关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谋划。从西方国家的宪法可以看出来，他们强调的仍然是启蒙思想的抽象原则，不存在主张超越资本主义的最高纲领。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竞选阶段，政党也会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其施政纲领针对其他政党施政纲领的弱项而制定，往往顾此失彼，缺乏长期性、确定性和稳定性。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变迁理论宗师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西方政党竞争加剧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裂，使西方国家陷入更深层次的政治困境，即赢得选民与执政资源匮乏持续相悖的困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政党为了赢得执政机会，想方设法在民众福利上做文章，进行恶性竞争，最终因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政府始终无法兑现在公共服务和民众福利上的承诺。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高度统一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没有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很好地坚持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很好地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性。
有些人老拿选举的民意说事，实践表明，中国的选举制度恰恰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性。选举指的是选民或者代表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程序和方式，按照自己的意志选出国家权力机关的行为。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工作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的，充分体现了人民意志。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自己的历史传统，自己的政治体制，从来没有抽象的普适性的选举制度。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也不完全相同，英国与法国的选举制度不同，美国与日本也不一样。从实际情况看，即使美国，也不完全是直接选举，这里存在着很多障眼法。金钱是唤醒美国选举机器的关键，没有社会资源和竞选经费的党派是不可能有组建选举人团的机会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设计，更加清晰地告诉我们，美国选举结果并非百分之百的民意，它反映的是51%选票对49%选票的民意分歧。
因此，我们的选举制度我们自己确定，需要直接选举的就直接选举，需要间接选举的就间接选举，需要改革完善的就改革完善，在原则性上，我们不需要照着西方的做法办事。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现了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和其他监督有机贯通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效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制度，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
有些人以欧美国家制度为范本解读我国国家制度，说中国共产党缺乏监督。这些人之所以做出以上误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了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因为西方没有这样的制度，他们只好用西方的旧范本来片面解读中国制度，因此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从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制度看，中国共产党实行有效的党内党外双重监督制度。首先，中国共产党有从严的党内监督制度。这里既有党委(党组)的全面监督、纪委监委的专责监督，也有党的工作部门的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的日常监督和党员的民主监督，而且各层面的监督是有机贯通的。其次，中国共产党有全方位的党外监督。这里既有人大监督、民主监督，也有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也有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也有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各种监督相互协调。在近百年的历史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
就美国来说，三权分立看起来起到了权力相互制衡的作用，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美好。首先，各党派内部的权力监督形同虚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总统言行全靠人品，毫无法律底线可言，更不用说社会公德底线了。其次，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形式大于内容。在处理国家大事上，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间往往互相扯皮，事后互相推诿。从长远看，这种制度设计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来说弊大于利。
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因此，在国家制度问题上，不能因为西方有，我们没有，就简单地判断说我们缺少了某项制度；也不能因为我们有，西方没有，就简单地判断说我们的某项制度是多余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稳定性
英国学者冯·哈耶克提出过一种理论，那就是理性地完善和强大政治国家是文明自然扩展的结果，只有欧美基于市场经济自然长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是合理和稳定的。哈耶克是基于欧美经验谈制度设计，他对社会主义是“奴役之路”的指责，从社会主义实践看，根本站不住脚。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了显著的制度优势，制度体系不断走向成熟和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其基本要素、基本结构和基本功能都展现了很好的稳定性，这是国家制度趋于定型的重要标志。
(一)制度体系基本要素的稳定性
相对于系统来说，要素就是系统内部的子系统。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领域的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系统的子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子系统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有领域，涉及14亿人的不同生活层面，各个子系统内部要素同样是相互关联和相对稳定的。
首先，国家制度子系统实现了领域上的全覆盖。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个方面的制度子系统，全方位覆盖各个领域。
这些子系统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其次，制度子系统内部要素组合具有相对稳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子系统内部也具有相对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体现在制度规范的全面性和具体性上。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子系统，包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等多种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这个子系统，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多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子系统，包括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立法体制机制、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等多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这个子系统，包括国家行政体制、政府职责体系、政府组织结构、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等等。十三个方面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包含着多个制度，每个制度对应着党和国家活动各个领域，它们都以社会存在作为基本支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二)制度体系基本结构的稳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定型，还体现在制度体系基本结构的稳定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结构理论而建构，形成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
首先，我国国家制度体系依据社会有机结构理论而系统建构。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社会有机结构理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3)马克思在这里讲了两个基本要点。一是物质生产方式是基础，它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国家制度的建构必须把经济制度作为基础性制度加以考虑，在改革过程中需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加以考虑。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改革上层建筑，有利于夯实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结构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完善和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价值目标，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本质特征，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结构理论进行建构，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一整套科学制度体系。这样一种结构性安排，使得我国国家制度的整体结构非常稳定：人的解放和发展之价值目标贯穿始终，使得制度体系具有异常坚定的战略定力；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特点使得制度体系具有异常坚固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使得制度体系具有异常稳固的结构基础。
其次，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构成稳定的“四梁八柱”。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整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组成“四梁八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14)
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具有顶层决定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就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军事、外事等各个领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指引人们有序开展各领域国家治理工作的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等等。重要制度是保障国家治理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和不同环节有序开展的具体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异常的稳定性。
(三)制度体系基本功能的稳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在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四个方面实现着重要的稳定性功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进人的现实解放和发展；保障人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持社会长期和谐与稳定。
首先，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性任务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自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以来，现如今总量与日、德、英、法四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大体相当，仅次于美国，稳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不断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提高，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农业不断发展，工业体系不断完善，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释放，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这一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有力反驳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诋毁。
其次，推进人的现实解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把推进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根本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党和国家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立了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的基本制度，推出了一系列利民惠民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快速解决了全国范围的温饱问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事业稳步发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有效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我国人均居民总收入稳居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差距逐年缩小；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迈进30%这一富裕阶段基本门槛，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进入富裕阶段，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条件更加成熟。
再次，保障人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形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并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我国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意志，保障了人民权益，激发了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确保了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有效保证了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了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基本理念，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建设，加强了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了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普遍感受到公平正义。正因为如此，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这本书里提醒美国等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要再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了，“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15)
最后，保持社会长期和谐与稳定。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长期稳定局面。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新中国成立后遇到过“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挫折，但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很快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正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更适应我国的经济基础。我国没有发生过类似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政治动乱和社会不稳定，相反，中国长期以来保持了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16)与西方国家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妄自菲薄，要有无比坚定的政治自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日趋成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以改革为动力、以问题为导向，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势
从世界历史看，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制度建设和完善是需要时间的，由于各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异，因此制度走向定型和成熟的时间长短也不完全相同。1949年9月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国家根本制度和一系列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我国根据历史经验与实践要求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完善，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经七十多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了显著的治理优势。
2019年9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个主要优势：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优势(1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个主要优势的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总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归纳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制度优势、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理想信念的制度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制度优势、坚持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制度的显著优势、坚持党指挥枪的制度优势、坚持“一国两制”的显著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制度优势。
正因为我国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不少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赞叹不已。比如《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就认为：“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它们(西方国家——引者注)在全球市场上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并且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与美国现代民主相抗衡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多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民主体制一样。”(18)“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19)
(二)以改革为动力的制度体系创新优势
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没有停留在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上，而是主张以改革为动力、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20)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革除体制机制弊端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并推动了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充分展现我国国家制度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首先，找到了以改革为动力的制度创新机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结合我们的历史传统、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制度创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一直重视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模仿。1956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过一段话，他说：“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但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21)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开启了以改革为动力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创新的历史征程。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意见，为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总结提出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不断推进其他领域体制改革的科学方法论。
在创新机制上，我们的做法是坚持推进改革和完善制度相结合，坚持在已有制度框架下推进改革，在推进改革中完善制度。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22)
其次，形成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实事求是制度完善机制。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方面，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制度完善的有效机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系统学习，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现实，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分析不适应实际情况的制度方面，有效提出国家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国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问题为导向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加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梳理了制度建设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点，提出了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基本要求，同样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蕴含着先进制度理念，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具有高度系统稳定性和显著治理优势，日趋成熟的科学制度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统筹推进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展现更为显著的治理优势，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在整体上充分展现制度优越性。
?
五、姜辉：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学
发表日期：2020年11月26日来源：学习时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以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要求不断进行理论武装方式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的创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从而全面提高理论武装特别是各级干部理论武装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成效持久性。关于这一思想基本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对于深刻掌握其精髓要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重大贡献，具有基础性、标志性意义。编写出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既是中央党校的传统优势和做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三基本”系列教材的接续弘扬，也是深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扎实举措，深入推进理论研究和理论武装，为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转化，作出了独到而重要的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一书聚焦基本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回答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何以产生，关于这一思想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等问题，以学理明思想，用学术讲政治，为推进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提供了权威参考。
有助于我们深刻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该书站在新时代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互动的高度，深刻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指明这一伟大思想既是对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继承，又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这一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新的伟大飞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谱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篇章。我们要继续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和广度，推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
有助于我们深刻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何以产生”这个基本问题。该书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创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使命担当，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科学回答了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为解决当代中国前途命运问题、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我们要继续深化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如何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如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如何在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两个革命”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如何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邃思考、深刻总结，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砥砺前行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有助于我们深刻掌握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什么”这个基本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严整的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学习这一思想，首先就要学习掌握其精髓要义、核心内容，掌握其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科学回答。该书着眼于对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深刻阐释，着眼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阐释，着眼于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入阐释，用整整十五章的篇幅，按照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紧紧围绕具有基础性、起四梁八柱作用的基本问题来展开，全面系统阐释这一思想的立论基础、时代背景、主题主线、历史贡献，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本质特征、总体布局、战略安排、根本动力、重要保障、政治保证等，更好地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脉络和原创性贡献，旨在推动理论研究和理论阐释的学理化、学术化、系统化。
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怎么用”这个基本问题。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该书坚持问题意识、问题思维、问题导向，提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并突出阐释这一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重大历史意义、重大理论意义、重大实践意义、重大世界意义。该书提出，在认真领悟其丰富思想、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深刻理解和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该书还提出，要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取得实效，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前，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把研究重点落实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上来，落实到研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的艰巨复杂任务上来，落实到研究解决广大群众普遍关注和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上来。加强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研究，不断增强理论阐释力和实践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前，我们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步伐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体系严整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引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理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研究和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我们思想理论界、哲学社会科学界，要紧紧跟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通过扎实研究和创造性工作，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上下功夫，在武装头脑、铸魂育人上下功夫，切实把这一思想贯穿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全过程，进一步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科学体系、历史地位、主要贡献、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对我们进一步做好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工作的很好激励。
姜辉 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
六、李林：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发表日期：2020年11月25日来源：人民日报
核心阅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吃透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切实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
在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而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时刻，党中央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的新起点上，鲜明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我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不断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规律的科学总结
如何治国理政、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探索，取得重大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发展环境越复杂越要强调法治。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坚持依法治理，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党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开创了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向前迈出一大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立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这一重要思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强调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为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指引我们增强理论自信、保持战略定力，蹄疾步稳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开辟和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
我们党历来重视法治建设。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带领人民积极进行根据地法制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初步奠定社会主义法治基础，并对法律的功能、价值等进行深入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不断深化对法治建设基本规律、依法治国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形成加强法治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并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不断取得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加强法治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广阔的时代背景、深远的战略考量，指引我们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依法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并科学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重点抓好的工作。这具体体现为11个方面的要求，即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11个方面的要求，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深远的战略思维、鲜明的政治导向、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确立了法治中国建设的鲜明航标。
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
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来源于实践、扎根于实践，为我们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际出发，着力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这一重要思想既强调立足当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又强调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在实践中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们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努力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断谱写新篇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制定路线图、施工图，按下全面依法治国的“快进键”。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出新任务，描绘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作出专门部署、提出更高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新部署，要求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实践充分证明，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法治中国建设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期盼，不断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更好发挥了法治服务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我们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吃透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更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好发挥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效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全方位展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立足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习近平法治思想必将激励我们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更好担当作为，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生动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开创良法善治的社会主义法治新境界。
七、梅荣政：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6期
把党的政治建设确定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一项重大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以英勇无畏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精神，狠抓党的政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后，中央又颁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党的政治建设做出具体规定，充分体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第一位，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精神，为全党学习研究和贯彻实践党的政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党的政治建设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党内还存在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社会上也有对我们党的政治建设不甚理解的声音。面对这些问题，为确保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本文试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回应以下三大问题。
一、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质及其深刻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和首要地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①。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这一重大论断有着深刻依据。
?
(一)政党的根本政治属性
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政党均不是普通的社会群体、普通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而是某个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诉求和整体力量的政治代表，是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机关中进行政治活动的政治组织。不论是资产阶级(含小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都如此，区别只是其所代表的阶级及其根本利益不同，如19世纪中期形成的英国保守党，是以17世纪形成的英国托利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代表的是土地贵族阶级和高级教士利益；英国自由党，是由19世纪中期辉格党合并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而来，代表的是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20世纪初成立的英国工党虽然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口号，但实质上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如此，如吉伦特派代表的是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利益；雅各宾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利益；热月党人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利益，君主立宪派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美国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两样，19世纪中期形成的美国民主党，代表的是北方资产阶级利益；19世纪中期形成的共和党代表的是南方种植园主利益。20世纪初，美国两党都演变成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日本亦如此，成立于1955年的日本自由民主党，代表的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此等等。与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在改造正义者同盟基础上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以无产阶级为阶级基础，以争取、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后来的苏联共产党(1952年改为现称)、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等等，都是无产阶级政党，均以无产阶级为阶级基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代表的利益根本不同，但作为政党，其首要的、根本的属性是政治属性。一般说来，它们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等。由此决定，一个稳固的政党都重视自身的政治建设，甚至以此为其自身建设的第一要求。因为只有如此，这个政党才能保证全党有明确政治方向、政治信仰、政治纲领和严明的政治纪律，把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把全党的力量凝聚起来，为实现其政治纲领而共同奋斗。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政党不再重视自身的政治建设，那就表明它的根本政治属性在蜕化，甚至丧失，党已不稳固，面临瓦解的危险，或者它已蜕变为普通的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不再成其为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独特的传统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②。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先进性质，所起的时代先锋和民族脊梁作用，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它必然讲政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十八大之前，尽管我们党未曾明确提出过党的政治建设概念，常用的相近词语多是“政治工作”，或者“思想政治工作”，其含义也与“党的政治建设”不完全相同。但事实上，讲政治、重视政治建设则一直贯穿于党的建设实践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传统优势和克敌制胜的保证。历届党中央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出过一系列著名论断。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③又强调：“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④邓小平同志说“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⑤，强调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工作以后，不要忘记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同志反复阐述政治坚定的重要性，要求“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⑥。胡锦涛同志旗帜鲜明地强调，“我们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⑦。习近平总书记这方面的论述更多，如他强调：“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⑧。“讲政治”，在这里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概念，概括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包含着政治建设实践的要求。
如果胸怀忧患意识，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来思考，就更容易看到“讲政治”、重视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尖锐性和迫切性。就是说，如果我们党不再讲政治，不重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那就意味着我们党忘记了初心和使命，失去了独特的传统优势。按通常的说法就是改旗易帜了，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了，“和平演变”了。这无疑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我们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但不容掉以轻心的是，国际上有“和平演变”的先例，国内也有因没有抓紧、抓实、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出现严重政治问题的教训。列宁说得好：“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⑨毛泽东同志也有大家都熟悉的科学论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⑩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英明论断的真理性已为事实所证明。人们常说：苏共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苏共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苏共有2000万党员的时候，亡党亡国了。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党，可是斯大林辞世以后苏共日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结果灭亡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教训告诫我们，千万不能丢失“讲政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传统优势。
(三)全面从严治党显著成效的重大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11)。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根源于没有抓紧、抓实、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大量事实说明，“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12)。这些论断入木三分，把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归结到政治的根源上，这就点到了关键穴位。事实正是这样。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紧紧抓住从政治上建党这个根本，以鲜明的政治导向，强大的实施力度，依纪依法清除了重大政治隐患，维护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党中央的权威性，所取得的成效前所未有。按王岐山同志的说法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领域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13)实践证明，党的政治建设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具有“灵魂”和“根基”的意义。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得到的一条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规律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成果对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高难度历史课题作出的贡献。反过来说，如若不这样，我们置历史经验和现实危险于不顾，不再从“根本性”“统领”和“首要”的高度继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那就意味着党的建设的“灵魂”和“根基”的丢失；意味着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意味着还有可能发生政治上的逆转。自然，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容许发生这类事情。
(四)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必须得到根本解决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从政治上建设党，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1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再次指出：“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切实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15)。我们党肩负着夺取“四个伟大”胜利的历史重任。如若我们党不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尚存在于物质生产、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实现伟大的目标。
二、深刻把握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6)。这一规定内涵深刻、意义重大，我们需要好好领会。
?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17)这四个“所在”，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出发，落脚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幸福……”上，表明“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三位一体，高度统一。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本质、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所在，体现“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精髓、内核，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讲的“党的领导”，或者说是“讲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党的领导”作用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它必须通过党中央领袖集团的政治活动来实现。离开党中央领袖集团的工作，党的领导就成为一句空话。从其内在本质说，全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与全党服从党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统一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必须和必然服从党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上述四个“所在”成为现实的关键。全党必须以高度的自觉，充分认识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关系党的事业全局、关系中华民族现在和未来的最大政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兴党强国的重中之重、要中之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理论在新时代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问题。任何马虎和闪失、任何质疑都将给四个“所在”带来危害。
共产党的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于组织。组织作为联合行动的系统力量，要求一方面要有权威，一方面要有“服从”。没有对权威的“服从”等于对权威的否定。而检验是否“服从”的标准是行动及其成效。具体说，就是要把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当作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党的“三基本”(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的实际行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无论属于何种领域、何种级别，都必须忠诚于党，服从、维护党中央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重大部署的决定权。凡属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都要以坚决维护、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做到令行禁止，坚决防止和纠正自行其是、各自为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行为。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作为，均属违背党的集中统一之举，为党纪党法所不容。
第一，我们党维护党中央、特别是党的领袖的最高权威的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党的学说。恩格斯在批判反权威主义者时指出：权威和服从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18)，“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状态来，使这种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19)恩格斯回答得很肯定：“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20)恩格斯告诫无产阶级政党说：“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21)恩格斯这些精辟论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权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说明了在那些产生权威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要求一举废除权威的反动性。说明了获得胜利的政党维护革命权威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的政治保证。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也告诉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22)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央、特别是“称为领袖的人们”必然是为全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经反复选择，并通过法定程序赋予了他们最高权威——党的“头脑”和“心脏”。这种权威的鲜明体现，就是它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决定权。这种“权威”，或说“决定权”的不可动摇性在于，它是全党最高利益和人民最高利益的体现。服从、维护这种权威就是服从、维护全党的最高利益，人民的最高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人民拥有的巨大获得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共产党员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与服从、维护领袖的最高权威是高度统一的。
要指出的是，要透彻理解这个道理，需懂得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它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3)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由总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形势任务的变化所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时，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即时而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时而将马克思主义的那一方面，提升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加以强调，相应地会把党的注意力、实际工作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但是特别突出和受注意的主要方面并非脱离其整个体系而孤立存在，一个时期特别突出和受注意的方面，也绝非否定其他未强调的方面。事实恰恰相反，它是以其他方面的存在和联系为既定前提的。同马克思主义任何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关于党中央及其领袖权威的原理也是如此，它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依法治国、依规治党之上的。我们党的领袖关于这些方面的丰富思想是树立党中央及其领袖权威的直接理论基础。只不过在每一次论述关于维护党中央及其领袖权威时，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和依法治国等等为既定前提，不能次次都明确写上这些原理和原则。这是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清楚的。
第二，坚持政治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者看待政治问题的基本原则。如何看待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也必须做政治分析，即看对谁有利。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24)。党的领袖和导师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和导师，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领袖、意志和利益最集中的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只是依赖他才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获得幸福。因此服从和维护领袖的权威，本质上就是服从和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正因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觉悟了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总是热爱、拥护、保卫自己的领袖，同一切反对自己领袖的势力作斗争。而一切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面的势力总是千方百计攻击、妖魔化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袖。当今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头面人物就是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面的典型代表。他们攻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图诋毁其最高权威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美国视中国为第一竞争对手、挑起贸易战，国内外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干扰麻烦甚多的环境下进行的。国内外一切反社会主义中国的势力都明白一个道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活动同党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若弱化了甚至否定他们的权威和作用，也就必然弱化和否定党和国家的作用，中国人将因失去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政治组织力量而成为一盘散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成泡影。所以它们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上，其真实意图就是欲通过制造思想混乱、丑化形象、离间领袖与人民的血肉关系，达到破坏、毁灭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目的。
维护革命领袖的权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荣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列宁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曾旗帜鲜明地提出“保卫党的领袖”的口号。他忠告全党：“要是我们党一听到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就同意自己的领袖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失，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25)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同以往具有许多不同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既面临大好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是抓住机遇，还是迎击挑战，都需要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样稳定而又具有强大凝聚力、号召力和动员力的领导核心。全党同志必须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三、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需要坚持党的自我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与党的政治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两个方面。前者从“破”，即“革”的方面提出问题，主导方面在“破旧”(革除)，即破除(革除)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旧的习俗、旧的纪律、旧的规矩、旧的体制，等等；后者从“立”，即“建”的方面提出问题，主导方面在“立新”(建新)，即建立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风俗、新的纪律、新的规矩、新的体制，等等。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破旧”与“立新”对立统一。思想上不破封建残余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同错误思潮、错误观点划清界限、分清是非，不能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政治上，不破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上的错误，不能修复受到损害的政治生态，难以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和坚定者；组织上，不打掉那些“老虎”“苍蝇”“蚊子”，不能消除政治建设的拦路虎，党的民主集中制等良好制度难以健全。所以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一)党的政治建设需要党的自我革命为之开道，提供建设前提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目的是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26)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抓住“五个要”：“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章明确的党的性质和宗旨、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路线和纲领落到实处。要突显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地位，聚焦党的政治属性、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持续发力。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以政治上的加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引领带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高。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靶向治疗’，针对政治意识不强、政治立场不稳、政治能力不足、政治行为不端等突出问题强弱项补短板。要把党的政治建设融入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制定和落实全过程，做到党的政治建设与各项业务工作特别是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27)
显然，实现“五个要”的过程必然是坚持党的自我革命的过程。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没有党的自我革命的勇气、魄力、精神，绝不可能达到“五个要”的要求。
事实正是这样，仅就思想层面说，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批判了一系列错误观念，澄清了思想认识，才为党的政治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明确了共产党永远是革命党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外的一些人出自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误解，用形而上学的思维看待执政党与革命党的关系，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两者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宣传一种半截子革命观，似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就不再是革命党了。显然，这是政治上的一种糊涂观点。一批党政干部思想滑坡，政治堕落，失去革命斗争精神，甚至成为腐败分子，与这种错误观点的误导不无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全党重温《共产党宣言》的伟大论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8)，重温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29)纠正了以往的错误认识，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仍然是革命党，而且在共产主义社会最高理想实现之前，始终是革命党。某些一度受错误观点影响的共产党人从中受到教育，恢复了初心和使命感，明确中国共产党人永远是革命者，坚定理想信念，自觉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这对于我们全党坚定政治信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意义重大。
2.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明确了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完整内容。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其名著《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30)毛泽东的这一伟大论断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掌握政权、当家作主以后还要不要坚持和践行？是检验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程度的准绳。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个事关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上，一些共产党人放松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在“总开关”上出了问题，这几乎是所有受到党纪国法处理干部的共同感受。习近平总书记以对理论、历史和现实，对国际和国内重大政治事件的深度思考，高屋建瓴，揭示了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与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关联，提出了党要勇于自我革命的重大命题，要求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伟大的社会革命视为“开新局”之动力，把伟大的自我革命誉为“强体魄”之举措。生动体现了“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31)。这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高度，提炼出的一条夺取伟大社会革命胜利的重要规律，也为提高全党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推到新的高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3.在党内团结与党内斗争、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关系上，曾有人将其对立起来，只讲党内团结，不讲党内斗争；只讲社会和谐，不讲社会矛盾。不懂得以适当的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一味地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以致一些潜规则侵入党内，庸俗的思想作风蔓延。在思想政治上，“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两个嘴巴说话，两张面孔做人”；在组织生活中，“自我批评摆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你不批我，我不批你；你若批我，我必批你”，“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在执行政策中，“遇到黄灯跑过去，遇到红灯绕过去”，“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在干部任用中，信奉“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人际交往中，信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32)。这些潜规则如沉疴毒瘤，腐蚀了党员和干部、败坏了党的风气。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日益加大力度自我革命，保持和培养了全党的斗争精神，增强了斗争本领，得到了新的理论武装，使全党在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中，有了政治底线和勇气、敢于斗争、敢于担当，优化了党的政治生态。党的自我革命对党内的错误认识的纠正、为党的政治建设重大部署的落实做好了坚实的铺垫。
(二)党的政治建设面对的复杂斗争，需要弘扬自我革命的精神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不是平静展开的，充满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例如，要同国际垄断资本斗。以美国国际垄断资本为首的资本力量，总是瞄准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渗透，以求获得“和平演变”中国的策应人。又如，要同国内不法资本势力斗。它们总是不断“围猎”干部，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寻找代理人。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密切勾连、加紧干着思想上腐蚀、政治上瓦解我们党的勾当。我们党只有敢于同国际的和国内的不法资本势力做斗争，并取得胜利，才能赢得本阶级群众的拥护和同盟者的支持，从而获得巩固的阶级基础和强大的群众基础。这就必须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再如，要同“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做斗争。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要求坚持“五个必须”：“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必须管好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严肃查处‘七个有之’问题，把政治上蜕变的两面人及时辨别出来、清除出去，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坚决防止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危害党的团结、破坏党的集中统一。”(33)而要坚持“五个必须”，就“要增强斗争精神，强化政治担当，敢于亮剑、善于斗争，发现违反政治纪律、危害政治安全的行为坚决抵制，做勇于斗争的‘战士’，不做爱惜羽毛的‘绅士’，严防对挑战政治底线的错误言论和不良风气听之任之、逃避责任、失职失察”(34)。要确保党的政治建设这些重大部署落实，没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自我革命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需要推广党的自我革命的经验
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独特优势，又是一条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规律性的宝贵经验。其中特别有三条：一是性质、目的明确。性质是“自我革命”；目的是使党保持“两个不断”一个“确保”。即“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35)刀锋向内绝不是自毁堡垒，把党搞垮，而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强大；二是党的自我革命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切方针政策、战略部署、工作步骤都由党中央决定，各地各单位不得自行其是。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行为都是不容许的；三是坚持“两个结合”：党的自我革命与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结合，并服务于社会革命大业的完成；群众路线与建章立制结合。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同时我们党又善于把群众的智慧、群众的力量集中起来，转化为法制规章，依法依规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的这些成功经验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滋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把建章立制贯穿全过程各方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形成系统完备、有效管用的政治规范体系，真正实现党的政治建设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坚持集成联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有关制度，健全国家法律体系有关规定，在各类章程中明确提出有关要求，做到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坚持明确标准，既提出政治高线，激励党员干部向往践行，又划出政治底线，防止党员干部逾矩失范。坚持执规必严，加大宣传教育和执行力度，督促党员干部把党的政治规范刻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坚决维护制度权威”(36)。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成功经验创造性的新运用新发展。
四、几点简要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对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在前面论述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地位及其科学依据、首要任务和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式——自我革命的必要性、性质和重要经验的基础上，再就如何落实党的政治建设问题讲几点思考：
其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坚定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做好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只有学懂弄通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在其指导下制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文件精神、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才能真正理解党的政治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党的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其二，要深化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研究。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适应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要求而开展的党的自我革命，意义重大深远而又复杂，需要处理的问题和矛盾甚多，必须十分重视政策和策略，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自正确的理论指导。为确保党的政治建设顺利进行，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加强对党的政治建设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的研究，加强对党的性质宗旨、政治建设规律和科学驾驭能力的研究，以强化其思想理论基础。
其三，要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的制度基础。制度的特点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要从“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高度着眼、着力。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立破并举的思路，补齐党内制度短板，抓紧完善和健全新的党内制度，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党内制度体系，以确保党的政治建设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体系支撑，并得以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其四，要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落脚到党的政治建设方面，就是要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促进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净化政治生态，及时清除两面人等政治隐患，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因此，要把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融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全过程，统一考虑统一部署统一推进，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