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冠男 宋爱娴：西部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方法路径
?
发表日期：2021年06月03日来源：经济日报
西部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推动西部地区更好发展，能有效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空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如何用好西部地区的既有优势，以地区发展服务新发展格局，将地区发展融入新发展格局，是当前西部地区需要下功夫的重大课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产业结构现代化步伐加快，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公共事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但也要看到，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这些目前存在的短板、弱项，既是西部地区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
从资源禀赋看，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特别是清洁能源富集、产业配套能力较好，能有力增强我国战略资源的自主供给能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资源市场上的竞争力；从发展空间看，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参与生产分工的能力都有较大提升空间，是实现东西部经济互补的“战略支点”，这既表现为资源、要素的互补，又体现为产业结构的互补；从需求市场看，西部地区市场广大，基于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能有效扩大内需，促进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得到更好发挥；从对外开放看，西部地区能承担起“东联西出”的重要作用，是我国向西向北的“战略通道”，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扩大开放的重要一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立足新发展阶段，西部地区需贯彻新发展理念，正视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切实发挥既有优势，找准推动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关键环节，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
一个主攻方向：
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构建高质量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我国西部地区毗邻中亚等国家，拥有巨大的向西向北开放的地缘优势。未来一段时期，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开放力度，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应是西部地区谋发展的一个主攻方向。
西部地区开放的重要基础，是建设多层次高质量的开放大通道。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既是加强各国经济联系性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内各地区提升经济开放度的必要条件。完善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使其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
当前，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发展，跨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西部地区道路、航线等基础设施的链状化、网格化、枢纽化已取得显著进展。同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兴起，使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在由“传统基建”向“新基建”转型的过程中，取得了与东中部地区同等的迭代机会。未来一段时期，西部地区要更注重基础设施的跨国联通，特别是要抓紧完善陆路、内河运输与海运的衔接，发展好多式联运，打通国内国际物流，建设多层次高质量开放大通道。
推动西部地区开放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下游市场的需求，无论是传统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都更倾向于“邻近市场”并形成空间集聚。随着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规模持续扩大，服务业及其开放发展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
?
两条现实路径：
迈向价值链高端、坚持协调发展
立足自身优势，西部地区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既要提升当地对资源和能源进行深加工的能力，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又要强化西部地区内部各地以及西部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
努力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西部地区是资源能源富集的地区，要利用好这种优势，大力提升自身对资源和能源进行深加工的能力，更多地将相关产业的高附加值留在当地，推动当地经济转型升级。对此，西部地区需继续强化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的竞争优势，同时，积极承接东中部地区的产能转移，加快构建拥有核心技术并占据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产业链。具体来看，需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现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处理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推动开放创新的关系，维护产业链安全，并实现多维目标的有机统一。
实现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仍有差距，其内部各省份的发展水平也差异较大。对此，需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的协同开放、加强与东中部地区的互动合作，将西部开发开放与支持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联系起来，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联系起来，协同推进。
三个重要抓手：
要素资源、消费市场、营商环境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需以开发利用要素资源、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优化营商环境等为抓手，以关键环节牵引整个地区的发展。
一是高质量开发利用各类要素资源。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明显，土地广袤，矿产、水利、太阳能、风力、地热等资源蕴藏丰富，开发潜力巨大。进一步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有力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产出效益，将有助于促进西部地区资源要素与东中部地区资本要素的流动和交换，有助于西部地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发掘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以激活区域消费为基础，以扩大外来消费为重点，以培育具有聚集辐射能力的消费中心城市为核心，抓住最具潜力的消费领域，培育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新模式，着力打造一批消费增长极，助推西部地区建立起辐射周边、影响全国、吸引世界的梯度消费格局。对此，需以数字技术驱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更好把握新的消费场景，促进多领域消费升级，适应消费个性化多元化需求。
三是切实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新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的普及应用、创新赶超以及向开放领域的延伸，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尚不足、市场及市场主体培育尚不足，需加快对新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的应用，以此带动西部地区资源整合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外源技术吸收能力的大幅提升，加速弥补市场发育方面的短板。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从多个方面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意味着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将共同构成撬动国内外优质资源、激活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引擎。西部地区需以全新的思路、务实的举措，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简介：郭冠男、宋爱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
二、李三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特征
发表日期：2021年05月31日来源：京报网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显著的新经济增长极，是当前世界各国重点关注和发展的核心领域，全球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决心。基于此，有必要总结分析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前期基础性成果，客观认识今后发展数字经济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以下四大特征：
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全国范围内行政村通4G及光纤的比例超过98%，固定宽带移动LTE网络IPv6升级改造也已全面完成。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近年来，新一代云计算平台设施正加速构建，多方向大容量的国际传输网络架构也已基本形成，为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和融合应用提供了强大支撑与保障，有力推动了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化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以及更加强劲的增长动力，消费者的在线消费习惯也得到了进一步培养，重量级消费新形态正在加快形成。其中，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智慧医疗、电子政务等各类线上服务在疫情期间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数字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此外，在5G等新兴数字技术支持下，数字媒体、智能家居等消费新模式也正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产业数字化进程提速。一是数字技术创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领域的研发取得较大进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支撑，对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产业链完善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基础能力稳步提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不断增强，制造业正成为数字经济主战场。二是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取得重要进展。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的融合范围不断拓宽，融合程度不断深化。例如，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带动形成了智能制造、个性定制、网络协同、数字管理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数字经济向更多实体经济行业与场景进一步延伸。
数字化治理成效显著。近年来，数字化治理得到了国家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大力推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我国各地各级政府机构政务服务线上化推进程度明显提升，“掌上办”“一网通办”等电子政务平台加速上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业务办理能力以及快速响应能力持续提升。截至2020年12月，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8.43亿，占网民整体的85.3%。《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从2018年的全球第65位提升至第45位，取得历史新高，其中，在线服务指数跃升至全球第9位，达到“非常高”水平。随着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向着更高层级加速迈进。从治理方式来看，数字经济强有力地推动国家治理由个人判断、经验主义的模糊治理方式转变为细致精准、数据驱动的数字化标准化规范化治理。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同传统公共服务的融合应用更是增强了治理体系的态势感知、科学决策、风险防范以及应急响应能力，提升了数字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数据价值化加速推进。当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的重要作用，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快完善“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个人有益”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标志着数据与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一起，融入了我国经济价值创造体系，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和重要生产力。202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由此可见，中央高度重视并确认了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奠定了基础。在党中央的政策引导下，各地纷纷将政策着力点放在促进数据交易流通上，并高度重视本地的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例如，2015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挂牌运营并完成了首批大数据交易；此后，北京、上海、深圳也探索建立了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和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等数据交易中心，依托现有交易场所陆续开展数据交易。
作者简介：李三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
三、刘尚希：以新逻辑新思维分析宏观经济形势
发表日期：2021年06月11日来源：经济日报
观察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需要有新的思维和视角。眼下，经济数字化、金融化趋势明显，运用原有的货币和债务定义、运行特征和影响机制来解释、理解现有问题有较大局限性。要结合宏观环境的变化，重新思考财政、金融乃至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尤其是预期和风险的问题。
正确分析和判断形势,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从经济运行的基础来看，眼下，宏观经济呈现出一些变化，特别是经济数字化、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二者相互叠加、相互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运行原有实体状态转向虚拟状态。当然，这与过去说的“虚拟经济”不是一码事。在这种趋势下，供求关系、定价机制以及资产负债等都具有了新的不同于传统教科书所界定的内涵外延，都难以用传统的理论来进行阐释。比如，运用原有的货币和债务定义、运行特征和影响机制来解释、理解现在的问题有比较大的局限性。
货币是一种资产，既有“数量”多寡，也有“状态”变化。按照我们传统的定义，货币就是一个价值尺度，是一种交易媒介。随着一定意义上转向金融化，货币的功能结构在发生变化，货币的持有者对货币的态度或认识其实也在发生变化。货币不只是一个流通手段，它既具有货币性质，也具有资产性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货币只有“数量”概念，没有“状态”概念，基于一种确定性的无条件同质化假设。从数量的角度来说，货币超发了就会涨价，但若是从货币状态的角度来理解，货币超发也不一定出现所谓的通货膨胀。
如果用水来比拟，那么货币存量在不同宏观条件下会呈现出三种状态。一般状态下，货币就像水一样，流动性很强；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货币就像蒸汽一样，水变成蒸汽，货币运动就会加快，即使没有增发货币，也会出现所谓通胀。但是在经济过冷的情况下，就像是气温下降，接近零摄氏度，货币就变成半水半冰，甚至变成冰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很多流动性就会凭空消失，需要增发货币才能维持经济运行。
我们过去假定宏观环境是相对确定的，或者公共风险水平是一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观察货币运动，可以只考虑货币数量，而不需要考虑货币状态。但宏观条件发生变化，就不仅要考虑货币数量，更要考虑货币状态。若把货币状态这个情形包括进来，货币数量论就只是一种特殊情形罢了，货币多了就会导致通胀，这个结论可能不具有普遍意义。货币作为一种短期无风险资产，可以和其他资产进行替换，形成一种与风险结构相匹配的资产结构。持有一定的货币资产，也是防范风险的一种措施。出于资产配置的需要，资产结构的调整会使货币存量的扩张不导致通胀。
债务与利率是直接相关的。当利率降到很低，甚至接近零的时候，债务本身直接就变成了资产。我们知道，在企业资产负债表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企业的一部分资产是由债务转化而来的。若利率为零的情况下，债务本身就是零收益资产，根本就不需要转化；若利率为负，债务反转成为有收益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债务本身已经资产化了。我们说债务高了、杠杆率高了会引发金融风险，这往往是忽略了利率的一种逻辑推断，或假设利率在任何条件下都大于零，不等于零，也不是负数。
利率下降或是上升，过去是按照供需关系去定义的，就是资金的定价是由资金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但在不确定性很大的环境下，定价尤其是金融产品定价主要是依据风险来定的。从这一点来看，在公共风险水平很高的条件下，资产与负债、货币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用传统的理论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观察当前的经济形势，很可能会产生误判。
总的来看，观察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需要有新的思维和视角。在经济数字化、金融化趋势明显的情况下，原来存在于物理世界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将越来越沉淀为发展的基础。工业依然很重要，制造业依然很重要，它们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同时要关注到，经济增长潜力向数字化、金融化转移的趋势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还要看到，整体宏观政策的逻辑可能转向公共风险权衡。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宏观政策的内在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就是从传统的需求管理逻辑即社会总供求平衡转向了公共风险的权衡。这个逻辑的转换，意味着不仅仅是从短期来考虑经济运行的波动如何被抑制，即所谓的逆周期调节，现在需要更多的是权衡风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其实就是以风险去对冲风险。当通货膨胀风险很小的时候，货币政策的对冲力度就可以跳出传统的框框。能否跳出老套路，关键是如何认识、判断公共风险——比如赤字债务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宏观政策，赤字率、债务率、货币超发等基本问题和宏观变量恐怕需要重新定义，需要新的规则。因此，要基于经济发展的新逻辑去研究新阶段的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结合宏观环境的变化，重新思考财政、金融乃至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尤其是预期和风险的问题。
?作者简介：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
四、张小溪：促进生产性服务贸易提质增效
?
来源：《经济日报》2021年4月21日第10版
当一国的生产系统从规模化逐步转向深度加工后，分工的不断细化就促进形成了制造业的碎片化生产。在这一阶段，需要高效的服务业来弥补制造业的边际效率递减，生产性服务业应运而生。
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和出口即生产性服务贸易。其不断发展和壮大，既源于制造业持续发展和升级的现实需要，又源于科技创新的显著驱动，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极大促进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
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是弥补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快高端制造业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发展势头良好。但从各服务部门来看，这种增长尚不稳定，部门间的差异较为显著，内部结构有待优化。有的部门如运输服务，出口额大但增速较慢，还有衰退趋势；有的部门如知识产权使用，出口额较小但增速较快，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
同时，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态势。长期以来，第一梯队为其他商业服务、运输服务，这部分的出口额较大；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出口额则较低，与第一梯队的差距很大。2005年之后，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建筑服务的出口量呈现快速增长。2016年至2017年建筑服务增幅最大，2017年至2019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也出现大幅增长。未来，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还将有所改变，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有望成为第一大出口部门。还要看到，出口技术复杂度代表了出口的技术含量，是衡量一国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我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上升的趋势，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存在大而不强、有量缺质的问题。未来一个时期，还需从提高创新能力、激发企业活力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三方面着手，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提质增效。
一是增强服务业发展的创新驱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在干中学”，我国形成了数量型和粗放型的生产和服务模式，这种模式很好地满足了工业化时期的基本消费品需求，推动经济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随着我国的出口结构与发达国家逐渐趋同，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已成国际共识。有效提升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发展和升级。对此，需营造创新生态，更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在相关体制机制上也要积极变革，使其更加适应、更好满足生产性服务业及其贸易的发展需要。
二是有效激发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发展活力。企业是实现技术创新、要素聚集以及成果转化的主体。我们要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需强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主体地位，努力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动态适应性高、有示范作用的领军企业。对此，要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更多接触新的市场和经营模式，同时坚持“引进来”，更好利用国际先进理念和服务技术，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出口。
三是大力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生产要素，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主要源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既是提高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必备条件，也是促进劳动密集型传统服务业向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转变的关键一环。更好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我们既要推动企业实施柔性措施吸引人才，如股权或期权激励、资金奖励等福利待遇，更好尊重人力资本投入，又要强化支持和促进人才流动的政策保障，解决好人才在落户、子女教育、就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还要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等级认定等，激发人才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活力。
作者：张小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五、刘俏：“碳中和”给经济学提出哪些新问题
?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1日 11版）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纲要》）中再次强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这一重要部署将对未来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形成较大影响，给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课题。
一
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是对我国长期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国经济以更加可持续、对社会和环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实现长期、稳健增长，从而兼顾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二是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能将发生巨大变化，同时有助于克服能源进口依赖。三是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承诺，体现了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碳减排是学界近年的热点问题。2018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讲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终挑战”。他利用动态气候和经济综合模型，估算出美国一吨碳排放带来的社会成本是31美元（2010年价格）。
对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学界对此进行了各类研究分析，这也成为当前经济学、金融学最有挑战的问题之一。对达峰值的估测，现有研究大多基于两个假设：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程度和未来十年年均GDP增速。目前测算达峰值有多种方法，各界对碳达峰时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能峰值做了预测，有机构预测是108亿吨，也有预测最高会达到120亿吨。但总体而言，还缺乏较为清晰的核算方式和结果。
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不仅时间紧，而且任务重。从时间上看，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从任务上看，人们容易将其简单理解为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但其实它涉及领域极广、影响面极深。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需要做出的变革更为剧烈，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实现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和管理问题。需要从经济学理论层面明确碳中和短期目标、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权衡发展和减排的关系，解决技术路线选择问题以及减少污染物和减排的优先顺序问题，等等；此外，还需要构建清晰的碳排放总量指标——最终均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因为不同的技术路径对应着不同的投融资总额、投融资结构、产业和区域影响。
其次，实现碳中和，不仅涉及目标和任务分解，也关乎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即使构建出清晰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和日程表，也需要根据大量微观指标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比如，研究采用何种工具能纠正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研究如何通过碳交易市场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研究如何建立碳价格形成机制、如何构建相应的财税制度，等等。
再次，实现碳中和不仅是宏观问题，也是微观问题，尤其需要研究如何把企业和个人纳入碳中和的过程。比如，如何激发微观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以何种机制鼓励商业模式创新以促进碳减排。
最后，实现碳中和既需要有为政府，也需要有效市场，为此需要加强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二者关系的研究。相比于产权清晰的商品市场，在碳排放领域研究这一问题将更为复杂。
总之，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制度层面看，涉及国家层面的治理变革；从政策层面看，需要围绕碳中和设计财税体系、投融资体系等；从技术层面看，对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等技术创新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从产业层面看，碳中和会带来企业商业理念的变化，重新塑造企业治理、战略、投资决策、内部管理、工艺流程等内容。这一系列变革，为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二
回应经济实践是经济学发展的根本任务。笔者认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经济学需要对以下具体问题做出回答：
碳中和目标如何改变生产函数。谈及经济增长，常会提到“索洛模型”，该模型强调经济增长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但是，在碳中和目标下，“碳要素”可能会从一个约束条件变成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与资本、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若如此，“碳要素”将会对生产函数从而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新空间。
碳中和目标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产业和区域的动态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以金融行业为例，碳中和目标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变化。比如，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会有更多更好的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等涌现出来；会改变金融中介服务流程及背后的金融思维，更多围绕碳定价、碳交易等活动提供金融服务；会推动绿色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形式的创新。
如何计算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的投资额、资金来源、投资结构和投资回报率，如何设计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目前估测，我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要一百万亿元以上的投资，每年的投入相当于GDP的3%。但是资金来源、投资领域、资金效率等问题都需要金融学进行具体分析。
如何计算我国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不同政策和技术情境下的成本—收益分析有何差异，如何制订碳交易机制和优化方案。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涉及激励机制创新，好的激励机制可使企业、个人及地方政府有动力有意愿做出与碳中和目标一致的行为调整。比如，可以用碳汇和碳金融的方式，引导债券发行、股权融资向着有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方向做出配置。但市场机制如何设计、税率如何设定，这些问题都将是新的挑战。比如，“碳价”很难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定，毕竟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影响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再比如，如果为了完成目标需要削减一些行业的产能，如何平衡稳就业和碳排放，同样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项挑战。
此外，如下问题也需要学界做更深入的研究：如何构建碳中和的产业路径和区域协调机制，比如，如何基于投入产出的定量研究选择轻重缓急的产业发展顺序，如何基于区域经济特征确定碳中和过程中生产力布局、经济布局、财税转移等；研究碳中和的商业场景和模式创新，比如，基于能源生产端和技术端的创新、能源生产消费结构改变趋势、消费端生活习惯和偏好的变化，研究市场机制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形成的微观商业场景和商业模式；研究数字经济与碳中和的关系，比如，大数据应用如何提高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收益和成本下降空间、区块链应用如何提升碳排放的透明性；如何推进碳中和国际合作；碳价格会对未来的汇率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等。
?作者：刘俏，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
?
六、黄群慧：推动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协同
发表日期：2021年05月12日来源：经济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十四五”时期，要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求和本质特征，我国经济治理与宏观调控体系需要沿着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协同的方向不断完善，需要形成加强需求侧管理政策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相互支撑、有效协同的组合体系。总体上看，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前提下，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加快形成一种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有效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面向新发展格局，推动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协同，无论是从经济治理实践看，还是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创新意义。
从经济治理实践角度看，作为一个拥有超大规模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来我国不断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平衡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沿着历史脉络梳理，在1992年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逐步建立以需求管理为重点的宏观调控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总体上我国宏观政策导向和工具主要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推进，投资和出口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拉动因素。2015年，中央基于对经济新常态的判断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推动经济增长开始转向更多依赖改善供给的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的长期视角，经济政策导向被概括表述为“三去一降一补”“破、立、降”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等方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工作的主线。面对新形势，构建新发展格局则要求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下协同强化需求侧管理，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在宏观政策导向上，需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充分考虑到短期扩大需求总量的要求，在加强需求侧管理时则要着眼长期发展更好化解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这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方向，也意味着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看，这是一个兼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和需求管理理论内涵、带有突破性的综合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具有内在协同性，是一个系统性理论框架，体现了坚持系统观念的内在要求。
总的来看，推动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协同，是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需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发力，不断探索有效协同的政策体系和内在机制。
有效发挥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
从需求侧看，需求侧管理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协同，需要在以下三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需求侧管理要紧扣结构性问题做到更加精准有效。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高端消费需求旺盛与高端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之类的需求与供给之间错配的问题，也有投资和消费内部结构不协调等问题。新发展格局下加强需求侧管理，绝不是大规模需求刺激、简单进行总量管理，其真正的要义是紧扣上述结构性问题，有效发挥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因题施策，做到更加精准有效。比如，在投资方面，并不是说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导向转向消费驱动导向就不再注重投资，而是要看如何投资。新发展格局下，应该更加注重“补短板”和“促升级”的有效投资。所谓“补短板”型投资，是指针对发展中不平衡的领域进行的投资，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民生事业、生态保护等领域，这类投资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协调性、疏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从而畅通经济循环。所谓“促升级”型投资，是指针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向进行的投资，重点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投资等，旨在从国民经济循环角度培育经济新增长点。也就是说，需求侧管理应该要主动触及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深度和力度上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协调。
二是需求侧管理要围绕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做到更加积极有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加快培育包括现代市场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等在内的完整内需体系，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而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除了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外，还要求需求侧管理的配套支持。具体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围绕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综合施策，还应该充分体现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要求，积极促进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尤其是要坚持就业优先，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和完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保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另外，需求侧管理要在挖掘国内消费潜力、加快消费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要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合理增加公共消费，依托公共消费更好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力促进消费数字化转型。
三是需求侧管理要扭住扩大内需战略做到中性适度。需求侧管理必须要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看到，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形成旺盛内需已经不仅仅是短期的政策目标，而是一个长期的要求。这不仅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还要加强需求侧管理，促进消费升级、完善投资结构，通过需求升级牵引供应链和产业链创新发展。为了同时满足长期、多目标的要求，需求侧管理就不可短期过于激进，应比以往更加中性和适度，在运用当期政策解决迫切性问题、保持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的同时，还要前瞻性地考虑到对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需求侧管理必须要把握政策力度，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和节奏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实现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协同。
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
从供给侧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与需求侧管理有效协同，需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供给和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即“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要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更加着眼畅通国内大循环，针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卡点、堵点，破除相关制度障碍，推动生产要素循环流转和各环节有机衔接，加快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供给质量以更好满足市场需求转型升级的需要，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在这一过程中，要抓住重点，积极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不断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提升服务业效率和质量，从而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实现内需与外需的高水平协调发展。一般而言，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进一步要求实现内需与外需、进口与出口、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低成本、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已愈来愈不可持续，核心技术缺失、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国内市场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意味着我国需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实现内需和外需的高水平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提高整体创新能力，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作者：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
七、隋福民：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模式和路径思考
?
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3期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农业产业升级。比如，可以把装备了现代生产设备的农业理解为现代农业，进而认为它是产业升级的标志，也可以把农业产业链向一二三产业融合方向发展定义为农业现代化，并进而认为这是产业升级的表现。而本文则把产业升级的标准界定为生产出质优但价相对廉的农产品，并能够总体上完成对现有普通农产品的替代。我们认为，中国的农产品质量无论是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还是与自己的传统纵向比，都有可以进步的空间。政府、学界、实业界也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可能是解决起来太难，因此，该问题实际上被“悬置”了，并逐渐淡化忘记了，甚至是开始偏离这一农业发展的原初目标。然而，作为一个古老的传统农业大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作为一个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这一问题，也再没有腾挪余地来回避这一问题。本文从中国现有的农业生产经营和流通体系角度思考中国农业发展的特征和痛点，进而分析我们现有的一些政策导向和效果，然后，提出本文的升级思路和构想。本文观点属一家之言，不足之处，还请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一、当下的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以及产业格局
中国目前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还是小农户，这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们讨论所有农业问题都不能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截至今天，尽管我们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组织有一定发展，但小农户仍然占据总体生产主体数量的90%，占有全国总耕地面积的70%。[1]小农户是主要的生产者，农产品的流通则是在多层级的市场流通体系中完成的，即多级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有很多从事农产品流通的小贩和大商户，他们一般为坐商，在农产品集贸市场，通过收购小农户的农产品完成产品规模化汇集，然后借助于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和一些运输工具，将农产品进一步转运到远处的批发市场，然后再以这个批发市场为中心，进一步下沉到次级和终端的农产品市场，位于城市的消费者从这些终端市场里购买所需要的农产品。粮食、蔬菜等基本上都是如此。当然，也有农超对接等模式，但目前不占主流。这样的体系有助于匹配供需，同时刺激了专业化生产，而且市场规模越大，农产品种植的分工就越细，因此，伴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从微观案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体系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寿光是蔬菜大市，但在20世纪90年代，寿光的蔬菜也会烂在地里卖不出去，然而与此同时，正如三元朱村书记王乐义所言，北方很多大城市冬天的蔬菜仍只有大白菜，供给和需求不能匹配，原因就在于流通体系不完善。因此，当时寿光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修路和建构农产品批发市场，并以此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在面对巨大的潜在需求时，理顺市场体系让供给满足市场需求，当然是有利于小农户等生产者的，事实上，山东的举措确实也打造了“寿光模式”“潍坊模式”。生产和流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各司其职”。生产的人做生产，负责流通的人做流通，因为这是专业化分工，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主要体现就是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2]多种农产品的数量都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已然到了总体上供大于求的时代。从历史角度看，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马尔萨斯陷阱”[3]，古代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在这个陷阱里挣扎。只有到了工业革命后，世界才出现了库兹涅茨所言的现代经济增长，人类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本质的提高，人均占有的农产品数量也有了提高。农业不再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中国属于后工业化国家，而且经历了近代以来的近百年动荡，农业生产勉力维持，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迫切需要建立工业化体系，在没有外源资金的前提下，农业必须做出牺牲，于是农业剩余通过剪刀差等方式进入到工业资本积累中。农业需要供养城市人口，同时还要提供资本和原材料，因此，农业的发展“步履维艰”，以至于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最大“心病”。粮食问题的解决是在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由于小农户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种激励相容机制下，采用了“内卷化”的劳动策略，因此，农产品产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困扰多年的粮食问题一下子解决了。当然与需求相比，我们的农产品供给总体上仍然是不足的。为了让人们吃饱吃好，为了让人们永远回不到过去那种食不饱腹的日子，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通过各种政策来促进农业生产。比如，“米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一直被确定为地方政府的“一把手项目”。农产品数量的增长也被看成是农业方面的政绩。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大约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的农产品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即再也不是生产不足了，而是“供求平衡、局部过剩”，甚至可以说是“供大于求”。
这样的体系和格局看起来似乎也很好，但实际上成绩背后有隐忧。比如，农产品的质量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在生产过程中，过量施肥，过量用药的情况屡禁不止，农业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没有减轻，在农产品的销售过程中，中间商、零售商也会对产品进行各种“润色”，但消费者对此却没有更多的应对之策，只能顺其自然，凭天由命。
国家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农产品的质量问题。我们的政策文件一直包含有提质增效的要求。我们也希望扶持一些标杆来带动农业产业的升级，让生产过程标准化、可溯源，等等。我们希望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表率。地方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也确实兴建了一些规模很大的农业生产设施，支持了一些农业企业，投入了很多财政资金，但这些农业生产设施除了“符号”的意义之外，却没有在农产品质量改进上有着压倒性的成绩，大部分都转化为传统农业的产能资源，进而进入到了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体系，让传统农业的“供大于求”产业格局进一步强化，没有实现国家的预期目标。
[1] 新华社. 全国98%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仍是小农户[EB/OL]. （2019-03-01）. http://www.gov.cn/xinwen/2019-03/01/content_5369755.htm.
[2] 杜润生.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论集[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540.
[3] 马尔萨斯的推导过程是这样的，他发现人口增长是以几何级数在增长，而食物的增长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人口增长的速率更快，因此，会通过瘟疫、灾荒、战争等手段让食物和人口在数量比重上有一个均衡。
二、为什么传统的农业产业升级模式不易实现？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认为，普通百姓吃不到质优价相对廉的农产品，与我们现有的市场分工型的产销体系和供大于求的产业格局有关，也与我们所采用的升级策略不当有关。我们分两个方面来加以归纳：
首先，小农户的强“竞争力”导致新型主体难以撼动产业大格局。如前文所述，中国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是小农户。小农户生产有两个特点：一是劳动投入可以不计成本。作为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家庭，恰亚诺夫认为，他们的行为以及目标与资本主义的理性和利润最大化目标有差异。[1]中国的农户家庭无疑也遵循了同样的“模型”。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的劳动投入可以“栉风沐雨”“披星戴月”，这与改革开放前生产队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也不同于企业中的雇工表现。劳动本身是生产要素，在生产函数中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当然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出。另一个是“分地”之后，农户免费拥有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即农户在使用自己的耕地时没有租金成本。这两点决定了农户在与所谓的现代农业生产主体竞争时具有充沛的“体力”。现代农业土地一般都是租赁的，劳动力也需要雇佣。这两笔支出都是较大的成本。当然，由于规模大，很多人认为现代农业也有所谓的“规模经济”，但实际上，正如舒尔茨所言，规模经济是否存在令人生疑。他认为，农机具的不可分割性是武断的。规模小的农业完全可以采用小型农具，比如像日本那样，很多农业机械都是小型化的。[2]现代农业为了让自己的产品高大上，往往还需要在农业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当然，投资也有“国家补贴”的回报。但总体上算下来，我们认为，即便是规模经济在农业机械投入上有节约，也很难说其成本比小农户更有优势。或者换句话说，现代农业的生产成本与农产品质量的“性价比”很可能还要低于小农户。
这也是市场上很多家庭农场生存艰难的原因。我们可以在自媒体上看到，有很多新农人在提醒众多的对农业感兴趣并且想回乡创业者：农业并不简单，补贴不是利润来源，农业是一个很大的坑，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和抗压能力。甚至规劝道：如果城里有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工作，就最好不碰农业。很多家庭农场也转让他们的事业，尽管他们一再强调，做这样一个事业，前景是非常好的，但正如城里的饭店转让一样，好谁能转让呢？这些实际上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而已。农业为什么不好干，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众多的小农户家庭在生产，他们像蚂蚁一样，可以吃掉任何来到森林里的“不速之客”。
我们在思想上有误区，认为小农户没有知识、缺乏建构现代农业的能力。在中国的学术进路中，不自觉地把小农户定义为落后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小农户的家庭经营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会被集中的规模化的经营所代替。因此，强调农户家庭特殊性的恰亚诺夫在苏联并不受主流社会主义思想的欢迎。中国也曾经认为小农户的分散经营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主张走集体化道路。但集体化的道路并不好走，除了“大仁政”的贡献之外，农业本身的变革有限，小农户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积极性。最终，集体化不得不解体，老百姓重新回到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即家庭经营上。家庭经营一下子解决了中国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的粮食问题，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农民群体还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出了乡镇企业等新生事物。资本主义世界在展示农村社会分化时也让我们看到小农户的力量。农场主和产业工人都是由小农户衍生出来的。作为现代经济发源地的荷兰和英国，正是农村中的一些富裕户最早在农业生产中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即为了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产品即商品，面向市场，包括国际市场。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小农户并非没有潜力和能力来建构新的农业生产模式。
我们还易给小农户的家庭经济贴上自给自足的标签，这与市场化和商品化显然是逆向而行的，由于视野、信息和知识的局限，小农户的行为有时候看起来确实与精明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不同。然而，这实际上并不能说明小农户自身有什么问题。正如舒尔茨所观察到的那样，农户为了多挣一个便士，他们都会对资源配置进行改进，完全不是懒惰和无知，他认为，这些农民在自己的领域里实际上是富有知识的，而且也是能够充分利用市场力量的。而在传统社会里，农业之所以不发展，主要是生产要素的问题。他们只能使用传统的生产要素，因此，生产难以有所突破。而要改变这一境况，需要做的是给他们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等。而后出现的“绿色革命”确实也反映了新的生产要素的重要性。
我们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觉得农户可能难以成为农业创新的主体，因此强调新的农业经营主体，这些人可能是农村的经纪人、农业技术能手，工商业主，返乡创业青年、新农人等。这些人要么聪明，要么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因此有可能对农业生产作出原有小农户所不能想到的新设计。对这些“新”主体的强调，反映了一部分人对农户家庭这种生产组织的认识，也反映了我们进行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思路，即不在小农户身上做文章，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被“能人”带动。然而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也认识到开启另一通道的重要性，即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这一思想与舒尔茨的比较相近。通过增加对小农户的服务能力来让他们的农业生产有所改变。这是一种新提法，但如何让小农户嫁接在现代农业上，现实的实践中人们依旧陷入传统产业链思路的窠臼里，没有理论上的深度思考，也没有新突破。
忽略了小农户，或者不理解小农户，已然决定了传统的升级模式，即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模式在中国难以有突破。我们认为，在小农户难以退出市场的前提下，农业的最佳生产者永远都是小农户。任何新主体和所谓的规模经济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吞噬和瓦解。
其次，我们对市场化和规模化过度迷信。如哈耶克所言，尽管斯密所言的那种完美市场假设是不存在的，但与中央计划经济方式相比，市场通过价格体系体现了每一个个体的“局部知识”，因此是最好的经济组织方式。[3]哈耶克的思想与主流经济学的主张是一致的，体现了“市场至上”之原则。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国家，我们所追寻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断强调，要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最基础性力量。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似乎一直在不懈追求“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很多学者在讨论农业问题时，也习惯于把“市场化”作为解决方案。似乎只要政府不加以管制，市场力量就足能解决问题。然而，市场不在抽象的真空中，现实中的市场有很多无奈。在农产品生产流通中，这种市场体系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特点：一是作为生产者的小农户在议价能力上话语权较少。这一方面是其知识以及信息量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农业生产特点所决定的。比如，春种时不论要素价格多贵，都必须购买；秋收时不论产品价格多么便宜，也必须及时出售，即便是有些产品能够储存，但“不违农时”的古老教条还是让农业与其他产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议价能力不足导致在价值链上的获得感较差。农产品的产业利润大部分没有回流到农户手中。公司进入之后要好一些，因为其规模大，谈判能力强，但是在与渠道商、批发商的价值分割中，也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博弈模式。当然毕竟还能够博弈，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才有了“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等之类的模式。另一个特点是产销信息严重不对称。小农户不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也不知道进而也不信任小农户的生产过程。而价格作为供需信息的承载者又具有“滞后一期”的特点，即我们知道的价格反映的都是过去的生产销售信息，尽管也有农产品期货，但期货所发现的价格又很难传递给小农户。更何况，农产品期货种类非常有限。总体上看，小农户种植作物的选择基本上都是适应性预期。去年什么价格高，今年就种什么。结果就是每一种种植作物面积的变化幅度较大。农产品上市的时候，因为需求端是比较稳定的，供给端的结构性不足或者过剩，就会导致价格的“过山车”。价格的剧烈波动，一方面让消费者福利受损，另一方面也让生产者的福利受损。作为中间商，其福利变动是不确定的，很有可能会在价格的剧烈变动中反而受益。为了让小农户的决策不至于过于分散，因此，国家也主张进行合作社建设，即把农户组织起来，从而来应对“小农户、大市场”的问题。但中国合作社搞得也不好，基本上也是公司形式的变体。为什么合作社搞不好？主要原因就在于合作社毕竟也是少数，在小农户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合作社建构不起来自己的独特优势，很快就变成了大海中的一朵“大”浪花而已。
受市场化和工业化思维影响，我们习惯于通过“做大做强”来寻求突破。我们一直觉得市场是一个相对优的经济运行形式，每一个个体都会在市场中找准自己的位置。通过价格这个调节变量，供给和需求可以自动达到平衡。然而在农产品市场上，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技术水平低的时候，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很长时间都是如此；而当技术进步使得供给增加时，供大于求又成了常态。农产品生产者没有退出市场，市场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会自动出清。市场的效率源自于分工，市场的规模决定了分工的深度。专业化能力是市场中主体获得价值的基石。在市场竞争中，我们把主体理解为投入资源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函数。一个有竞争力的主体，应该是能够投入最少资源实现最大产出的组织。规模化从理论上讲是有助于降低单位成本和提高产品总收益的。为了更好地在市场上获得优势，主体之间的竞争就会导致所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企业发展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就足以能够说明规模经济的力量。对于工业发展有了一定的经验后，我们习惯于认为农业发展也符合同样的逻辑，而且，欧美国家，尤其是那些新大陆国家，也通过劳动生产率证明了大规模的好处。有一些学者去国外考察，看到人家的大农业，自然就会想到中国也应该如此。我们不否认在未来某一时刻，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超大农场，但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而然产物，是未来的目标，但不是当下的手段。规模化在中国如何实现，有没有必要像工业那样追求规模，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曾经说明，尽管农户的收入水平确实与劳动生产率挂钩，但对于粮食安全来说，土地生产率可能更为重要，而这一点，规模经济又不一定有帮助。荷兰16-17世纪的诺福克地区，产权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土地的多子继承制度也让位于长子继承，这时期，户均的土地规模确实扩大了，而且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是土地生产率并不高，相反还有降低的倾向，因为规模经济和土地生产率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再次强调，农业与工业不同，如果从影响生产的诸因素考察，农业由于要受到气候、水文、光照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产量的不确定性更强，风险更高。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更为复杂，搞好农业也需要更好的超越单一知识学科的直觉经验。农业“做大做强”对于某些主体来说或许是有价值的，但对于中国农业的整体来说，对于农业产业的升级来说，其意义不是全局性的。
更何况，我们做大做强也面临客观条件的强约束。或许是上天的眷顾，华夏民族产生和繁衍的这块土地由于适宜农耕让我们的人口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加上我们的增加人口数量的文化，使得人口增长和耕地开发相互促进，但耕地的开发是有边界的，明清之际，我们已经开发出西南的山地，而这些开发也很快转化为了人口。结果就是中国虽然面积不小，但人均耕地数量很少。中国小农户数量众多，也是人多地少的产物。而且，中国不仅仅今天小农户数量多，历史上我们就是一个以小农为主要生产者和税收对象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亩多，而对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种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彼时其小农户均土地面积就达到30英亩[4]，相当于中国的180亩，而很多富裕的约曼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更大，因此，他们能够产生农业资本主义，而中国不行。由于人口众多，几乎吃掉了可以用于资本积累的所有农业剩余，而英国不存在这一问题，他们的生活早已在温饱线以上。外出务工可以活命，扩大土地规模则可以发展，土地数量不是约束。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对原材料和粮食的需求，反过来手工业产品可以作为农民“勤勉革命”的报偿，这样一种良性互动刺激了新模式的产生。而中国，则陷入了马克?埃尔文所言的“高水平均衡陷阱”[5]，或者说走上了黄宗智意义上的“内卷化”道路。[6]经过一个艰难的转型，我们终于通过勒紧农民的裤腰带，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化体系。这才让工业化和城市化与农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传统农业中隐藏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工业化得到发展，农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农作物的生产水平也不会下降。在这样的“人口红利”下，中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尽管有非农就业的带动，让中国走出了所谓的“内卷化”或“过密化”，但不得不说，在很多工业品和农产品产量都居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仅仅为60%，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则不足50%。农村中人多地少的局面仍然存在。蔡昉等学者测算过中国农业发展的合理规模，以及达至这种规模所需要的时间。他们认为，合理规模得达到目前户均面积的5-6倍或9-10倍，而要做到这一点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7]因此，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对中国农业发展要有一定的历史耐心之原因。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尽管我们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进城和农村人口的代际更替会让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我们国情相似的东亚国家来比，资源数量还是非常少的。而且，人口非农转移是非常不容易的，否则，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就不会差别如此之大。在这种情境下，试图用产权等市场化思维来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实际上是“拔苗助长”。“三权分置”虽然看起来很美，但规模化的目标取向解决不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问题。
?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从2000年以来一直倡导农业规模化、产业化，但现实的教训是：成绩虽有，但没有对农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1] （俄）А.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M]. 萧正洪，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0-41.
[2] （美）西奥多·W.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02-107.
[3] 在1937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和1945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两篇经典文章中，哈耶克构建了他的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在具有细密劳动分工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知识是分立的，因而只有用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率的。
[4] 徐华娟. 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富裕农民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40-68.
[5] 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又译伊懋可，1973）所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指的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因此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但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这样中国就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但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由此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 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6] 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而后，在黄宗智1990年出版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一书中，过密化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过密化，根据黄宗智的定义，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7] 倪国华、蔡昉. 农户究竟需要多大的农地经营规模——农地经营规模决策图谱研究[J]. 经济研究，2015（03）：159-171.
三、新时代的新思路：平台+小农户+增量平衡
过去我们做的不成功，那有没有更好的模式和路径让农业产业实现升级呢？我们认为是有的，新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新技术，新技术造就了新模式。这一模式简要概括起来就是：平台+小农户+增量平衡。[1]
平台作为与交易成本变化相伴随的产物，天然地具有改造产业链的作用。在信息搜索、匹配等交易成本较大的时候，市场分工体系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时，那种“市场+组织（主体）”的模式就要让位于“平台+组织（主体）”的模式。平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因为它比传统市场的边界要大，或者说没有物理边界，增加一个交易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因此，理论上它可以容纳无限多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以及互补品的提供者，而且，交易不受时间限制，可以全天候进行。当然，在平台上交易的不是实物，而是实物的“数字孪生”，主要通过数字化的照片、视频、语音等呈现。实物的交割是通过线下的物流实现的。这与传统的农产品流通渠道有很大的区别。在传统的市场体系中，农产品需要通过渠道商、中间商的流转，然后在交易过程中，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三者统一。平台则可以把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分开。
为了让交易能够发生，平台的管理者需要制定规则，正如集市正常运转也需要管理者一样。但集市的管理相对简单，主要是维持市场秩序，不能有打架斗殴，不能有强买强卖，但供给者卖给谁，消费者从哪里买，都是供求双方在市场中自己搜索的结果。为了减少搜索成本，市场一般会对物理区域进行规划，比如，这一片是交易衣服，那一片是交易日常用品的，而另外一片是蔬菜水果等。平台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众多，需要更复杂的算法设计，然后能够让供给和需求有更好的匹配，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增强客户对平台的黏性，从而可以持续推动平台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和平台物种的进化。
算法设计不需要太多的人工成本，仅仅是数据存储设备和计算设备的投资以及智力的投资。随着云存储和云计算的发展，资源利用会越来越高效，因此平台的扩展成本以及维护成本是非常低的，这也是线上交易和线下交易的区别，也是平台模式与传统渠道商模式相比更具竞争力的原因。当然，实物仍然要借助于线下物流才能送达到消费者手里，因此需要物流网络节点，需要仓储库房，需要端到端的物流车辆和人员。线下物流体系+线上交易的模式是否优于传统的市场流通体系，我们认为，工业品交易的实践以及众多交易平台的崛起，比如京东，已经做出了说明。农业的线上交易以及线下物流与工业品相比更为复杂一些，但产业链、价值链的改造并非没有空间。很多电商和企业正在跃跃欲试这一领域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
链接在平台上的组织（主体）的规模可大可小，规模大可以低成本地覆盖更多的同偏好消费者，规模小的可以为小众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小农户通过组织起来可以在平台上达到一个规模化公司的效果，也可以维持自己的小规模，生产自己的特色农产品。总之，平台可以为小农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小农户可以通过与平台合作自建物流体系，也可以通过外部的外流体系实现农产品的线下流动。
管理者为了让集市能够有秩序并且持续下去，需要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覆盖人工、设施维护的成本，当然管理费不能太多，如果太多的话，交易者会弃之而去从而达不到集市的理想规模。平台可以像传统的集市一样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但由于平台覆盖的客户非常多，因此，管理费占客户利润的占比可以非常低，甚至是微乎其微。小农户在这样的平台上不会感觉到压力。平台盈利的模式与传统的渠道商也不同，传统的渠道商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差价，但在平台上，供给者和消费者的信息是共享的，可以直接建立联系的管道。由于平台方、供给方、消费方三者是共享和共赢的关系，平台收取一定的费用来覆盖自身的运营成本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正因为平台有如此的特性，我们主张，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和流通体系的变革应该建基于平台这种商业模式。基于这种模式，我们可以将小农户进行有效链接和组织，从而可以降低优质农产品的成本。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农业政策中有一种“替代”思维，即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替代小农户。实际上，这种思维不可取，也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难题。关于小农户，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专门讨论了为什么中国农业产业升级必须依靠小农户的道理，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只简要阐述一条：立足小农户才能让优质农产品的成本相对降下来。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公司和家庭农场等，为什么产品的价格很高？就是因为他们降不下成本。不论是因为补贴的缘故，还是因为“丰满理想”的缘故，追去大规模的企业往往会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期通过这种资金密集来获得高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发端于荷兰的那种“植物工厂”模式每平方米的初始投资大约就需要4000元。而国内的很多企业或者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规模或者采用这种大棚、玻璃房设备来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率。这种初始投资都会转化成产品价格。因此，这种企业的产品受众是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高端人口，一部分是高档餐厅。但难以向普通消费者扩展。而且，由于品种单一，也不具有全消费周期覆盖的能力。比如，蔬菜生产只能聚焦于几个品种，这些品种上市的时候，供给很多，但没成熟的时候，则供给严重缺乏。这一点不同于目前小农户生产的普通农产品，虽然质量一般，但可以做到全年都有多品类的供应。因为生产者众多，生产的地域也是遍布大江南北。即便是单一的农产品品种生产，因为要开发更大的市场，所以总要有一些超量生产，但由于销售成本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实际上，企业存在着一定的产能浪费。这也就是上海的“多利农庄”在经营了多年之后转手卖给平安的原因。而平安集团接手之后，“多利农庄”的重心开始移向“田园综合体”了，这与我们的产业升级目标或者说公司原初的创设目标有所偏离了。小农户具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他们也不是不可以进行标准化生产的，只要组织得当，建立好激励相容机制，他们也是能够按照组织要求，进行类公司化的生产，甚至更好。日本的很多农户通过合作社就可以进行同标准的生产。中国也有很多合作社，尽管我们发展得不好，但很多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欧洲的农户生产也主要是通过合作社的形式。种植业如此，养殖业也是如此。小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初始投资可以不像大企业那么多，自己拥有土地，有些原材料自己可以转化，劳动的投入可以不计成本。尽管内源资金有限，但还是可以进行投资的，更何况，外源资金在产业平台运行之后也可以进入到农户手中。要言之，小农户作为供给端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有效降低优质农产品的成本。
有些人会质疑，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成本？为什么欧美市场没有出现我们的这种低价竞争之红海局面？这说起来也与资源禀赋结构有关。前文已经论述过，由于我们的土地适应农耕，因此人口繁衍起来更快。而欧洲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利于农耕的，土地湿重，后来由于重型犁的出现以及气候的回暖，才让这块土地的农业有了发展的空间。而此时，由于城市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在非农行业就业，农村人口不是很多，而城市人口需要农产品，这就使得农产品价格上涨，因此为了获得农业利润解决人力不足问题，西方就出现了规模化以及机器对人力的替代（劳动力工资高），可以看出，这是需求牵引供给，后来技术进步，供给增加，而为了解决供大于求的问题，农场主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对接市场需求端，尽量维持产销的平衡。因此，从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供大于求的阶段，不存在类似于我们现代的恶性竞争。他们一开始就很注重产品的质量，规模化和机械化也有助于产品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他们的农产品就是相对优质的农产品，普通农产品没有生存的空间。而我们与之不同，由于农业人口太多，为了让所有人都有生存的空间，必须采取分散的家庭经营，而家庭间的竞争使得农产品很快出现“供大于求”，在现有的市场体系下，能够体现质量的差异化市场难以生存，从而造成中国的不同格局。
基于平台模式，小农户可以获得农产品提质和产业链再造的收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之前农户没有激励生产优质农产品，因为传统市场体系不能容纳这种差异化的市场，小农户即便专心于生产优质农产品，但在市场上却变现不到合理的价格。没有激励机制，当然小农户不会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有了平台之后，信息传递的成本非常低，信用体系更容易建立起来，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更容易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消费者也有可能参与到供给者的生产过程中，供给者也更容易了解消费者需求，因此，优质优价的供销市场更容易建立。由于不存在中间商的节流，优价的利润可更多地回馈到小农户手中。这种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目前农业收入在农户的收入结构中占比越来越低，但农户也很看重这一块的收益，更何况非农就业的收入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平台创造的这一市场与传统的市场不是“混合”的。这是一个增量市场。在这一市场上，我们可以做到供需平衡，或者说供给可以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而增长。平台可以更好地匹配供求信息，也可以实现类似于订单农业的生产，没有足够的需求，我们就严控供给者的数量和规模。消费者的需求会有变化，即便是总量上变化不大，也可能有结构上的调整。那么，平台就可以将这种调整实时反馈给供给者。这种动态平衡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助于维护供给者的利益。在传统的市场体系中，由于农产品的消费收入弹性较低，因此，年年增产换来的往往都是资源浪费和供给者方的“谷贱伤农”。这种平衡的思维在国外的农产品市场上也是存在的，比如，荷兰的牛奶产业就根据需求制定了供应数量上的限制，不允许农场主过多的养牛和生产牛奶。当然，他们不会限制每一个农场主的规模，而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让这种配额在不同的农场之间进行流转。维持动态平衡会有效消解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的恶性竞争以及所带来的不利局面。因为，供大于求导致的价格下降只有通过数量增长才能弥补，而多个主体都如此思考带来的就是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农产品价格暴跌。而通过平台匹配供需，我们就在传统市场体系中生长出一块新市场，在这个新市场里，供给和需求是大致平衡的，然后通过“滚雪球式”的市场扩张，原来的市场不断萎缩，最后是新市场完全代替旧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和流通模式也进行了再造，中国的农产品质量升级任务也相应完成。
我们认为，新模式具有两个关键优势。第一，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历史上，我们就是小农户众多的国家。小农户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明代中叶之后，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反映在农业上，就是大地主雇工经营土地模式的出现和发展。然而，通过回顾历史文献不难发现，雇工这种形式无论是在江南，还是在华北，都没有成为主流，尽管两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也有很大区别。南方最终是租佃制盛行，北方则是自耕农的天下。为什么这种类似于资本主义的“规模经济”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人没有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时至今天，我们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农业人口仍然在6亿人左右，这些人收入水平低，年龄相对老化，但我们不能把他们排除在“生存”市场之外。因此，党中央再三强调，农业生产要维持家庭经营这种基本的模式，主要的目的就是维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稳定。当然，国家也希望在维持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也能够发展出现代农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质量效益也有所提升。因此，在农业政策中，合作社一直也是一个重点。但我们的合作社一直没有搞好，真正合作意义上的合作社不多，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合作社本质上是能人控制的公司，原因前文已述。而我们今天提出的平台+小农户+增量平衡的模式，能够将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的链接更加深化。
第二，代表了未来。时代在发展，技术在变化，以至于我们现在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二次机器革命。在这种大的变迁之中，各个产业也会发生变化。产业链和价值链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的产业组织形式也会有所变革。中国的农业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一定会出现颠覆性的创新。通过平台的方式，会在现有市场中长出一块新市场，在这里供需基本平衡，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认可质优价相对廉的农产品，生产者可以在平台生态圈中获得更多的新生产要素支持，新生产要素进入到平台中可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总之，所有平台的参与者都能在共享经济或者分享经济模式中获得收益。这是代表未来的一种方向，建基于交易成本之上的传统市场化分工会被新的协作形式所代替。中国人口多，生产规模小，而去规模化也恰好是未来的方向。福特汽车所体现的大规模流水线模式将成为历史，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不再喜欢同质的产品，而是更加热爱个性化的独特产品。由于人口数量多，我们发展平台模式更有优势。农业一定会在平台的春风中打破农产品供大于求、质量上不去的魔咒，从而实现中国农业的“化茧成蝶”。
[1] 而与之相对照，之前的模式可以概括成：市场+规模经济+供大于求。
四、一个简要的总结和展望
基于现实产业体系中的一些困境，我们提出了平台模式。作为一种“闭环”模式，我们认为，从理论上是成立的。当然，知易行难，在实践中我们仍然需要对平台模式加以探索。首先，我们在这里重点讨论了农产品的交易平台。交易平台不仅有线上信息的共享，还需要有线下物流的配合。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物流网络，比如阿里巴巴作为一个电商平台，它创建了菜鸟物流，并且通过资本运作控股了三通一达等经营物流的企业。京东作为一个竞争者，也有自己的京东物流体系，包括仓库和人员。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些物流主要运送的产品是工业品，大到电视、家具等，小到日用杂品，这些商品有一个特点，即都是标准化的且容易储存，不会发霉变质。但农产品与之不同，标准化程度低，有些生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保鲜，因此农产品需要更多的冷链物流。这样的物流体系成本要高一些，构建的周期也要长一些。近些年来，冷链物流的建设已经上了快车道，但与巨大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交易平台通过选择农产品迫使农户按照标准化的程序进行生产。这其中一定涉及到技术和资金。农户可以通过现有的市场体系获得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但在未来，随着消费者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可以让这些生产要素通过平台流入到生产者手里。这时平台这一物种就需要进一步进化成产业赋能平台。做好产业赋能平台会更不容易。因为作为生产端的小农户牵涉到一个数字化的问题。
数字化转型需要资金。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然后进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对中国的小农户来说，这样的路径需要很多“辅助变量”。比如说，数字信用体系的构建，而这一体系的建构又与数字化建设相辅相成。小农户自身并非完全没有资金。随着农户家庭非农收入等多种收入的获取，小农户的投资意愿和投资水平也在不断增强。黄宗智通过研究，认为尽管国家对农业农村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投资，但在实践中主要的投资者应该还是农户自身。[1]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农业机械化在各地的实现程度都很高，传统的农作方式已经基本上不见了。喷洒农药这样的事情现在也都是机器替代了人工。可见，小农户也不是天然的劳动爱好者，但凡能够进行资本替代，他们也不会含糊。数字化转型需要资金投入，记录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方方面面数据都需要传感器记录仪等设备，存储数据需要设备，对数据进行模型建构用于决策分析也需要计算机等工具，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不过，只要有正确的激励，无论是自己积累，还是通过外部获取，小农户也都有动力进行资本密集化，有动力进行数字化。当然，这需要时间。
总之，由于中国农业的特点，由于小农户资金基础相对薄弱的特点，建构产业赋能平台需要走更长的路。但这不代表不正确。与“规模经济”的思路相比，一个是看起来简单，但达不到目标；一个是看起来不容易，但每一步却都是向着正确的目标迈进。我们如果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和建构出农业产业的综合赋能平台，实际上就回答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如何相衔接的问题，也回答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如何实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党和国家一直很关心，也是“三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 黄宗智、高原. 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公司，国家，还是农户[C]//黄宗智. 中国乡村研究 第10辑.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28-49.
作者简介：隋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学思想与“齐民要术”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农村经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