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更多目光投向农村养老
杨舸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17日02版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了我国未来五年在养老服务供给、老年健康支撑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其中提到“构建和完善兜底性、普惠型、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体现了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着重基础性和保障性的特点?；诔窍缛丝诶狭浠蜕缁峋梅⒄沟淖纯?，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将是未来“规划”落实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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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较城镇地区程度更高、进程更快。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和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同时，城乡老龄化差距正在不断拉大。10年前，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的城乡差距分别为3.19、2.2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超过64%，但仍然有接近一半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生活在农村。客观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养老基础设施，还是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农村都严重滞后于城镇，这无疑将给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更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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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养老资源供给的重心由机构养老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转移。农村养老服务也由对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的救助政策，转变为覆盖亿万普通农村老人的普惠性福利。不过，相较城镇而言，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存在一定独特性，使得其养老问题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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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农村留守老人居多，空巢问题突出。人口城乡流动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快推进的主要原因。2020年，我国3.76亿流动人口中，约7成是城乡流动人口，由此导致农村老人留守现象普遍，存在照料人缺失、生活孤独、农作负担重等问题；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观念传统，机构入驻意愿低，村民居住分散也造成公共服务可及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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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底线”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定位，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成为重要的政策“底线”，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也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看来，近年的政策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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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完善农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适度水平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标准和基础养老金的调整机制，健全农村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等的协同互补作用，保障农村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老有所医、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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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依托，实施财政、资源倾斜，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设施、人才和机构的标准化建设。拓展农村老人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开展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健康体检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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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加快建立以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农村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不仅要改造和提升原有供养服务设施，拓展其综合服务功能，也支持建设面向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设施，促进医养结合模式和康养产业项目的发展。完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和基础信息库建设，通过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助餐食堂等项目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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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农村互助式养老模式将在“十四五”时期具有较强发展潜力。互助式养老是以政府为主导，依托原有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卫生服务站、农村书屋、全民健身广场等基础设施，通过邻里互助、亲友互助、志愿者组织、市场参与等方式实现低偿、公益性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互助式养老具有低成本、可落地、可持续、灵活性的特点，既符合乡村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又能满足农村老人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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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人口状况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期，要建设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的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养老短板的紧迫性更加突出，兜底农村养老服务的任务也更加艰巨。我们需抓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历史机遇，努力让城乡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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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舸，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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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仝志辉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03月15日
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集体经济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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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集体经济是具有基础性和带动性的工作。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乡村振兴战略，“五大振兴”都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但在一系列乡村振兴工作中，发展集体经济是具有基础性和带动性的工作。只有发展集体经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才有可靠引导和坚实保障。通过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政策，很多地区的农村经济实现了长足发展，农民收入得到显著提高。通过脱贫攻坚，消除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下一步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必须进一步提高农村政策惠及全体农户的覆盖面和有效性，使得农民增加收入与实现美好生活具备更强劲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这就必须加强能更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更公平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长远制度，因而就需要建立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它对于解决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具有强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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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村集体所有的资源还有很多处在分散使用状态，还有很多未能充分实现市场价值。同时，一些农户还无法主要依靠本地就业实现收入增长，仍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收入。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同时，特别强调所有村庄都要发展集体经济。只有通过进一步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潜能、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将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对集体资源实现更加有效的利用，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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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作用，一是作为农村集体土地及集体资产的所有者载体，行使着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发包、管理以及集体企业经营制度的选择和经营预期的确定等重要职能；二是承担着?；づ┮挡档闹厝?；三是在广泛领域内帮助政府实施多项农村社会发展计划。集体经济组织的这一作用，立足于农业、农村的发展，贯穿资源管理、经济社会规划、社会发展、农业?；さ榷喔龇矫妗＜寰米橹唤鼋鍪蔷米橹?，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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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为推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扶持政策，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营造良好的环境。全国各地农村基本完成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清理了集体资源、资金、资产，建立了集体成员和集体利益联系更加紧密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或经济合作社。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给予了人才、财政、金融、用地等方面的系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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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已经有一些农村走出了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他们不拘一格选择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方式。有的地方采取了由村党支部领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入股专业合作社的方式，将集体资产与农户资产合股经营；有的地方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组成乡镇范围内的联合社，由联合社在生产、信用、供销、消费等服务上提供统一经营并覆盖全镇农户；有的将全县范围内的家庭农场组成联合社，再由联合社开放一些业务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也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整合村庄闲置资源和市场上的公司进行合股或合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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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社联合、外部融合、社企合作等方式的运行情况看，既需要整合内部资源也需与外部市场主体结合起来，二者缺一不可，如此发展互利互惠、促进村庄自主发展的各类合作形式。对这些经验，还应进行更进一步的系统总结，使其不断完善并在适当时候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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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集体经济组织除了需要资金和项目支持，更需要精干扶持力量走入村庄，使各类人才和农村居民一起找到整合农户分散闲置资源和有效利用集体资源的方法，让村庄有能力识别哪些资源可以实现市场对接，哪种资源整合和利用方式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帮助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一整套对村庄资源估价、定价的方法，并结合村庄所具有的资源特点、外部市场条件和外部合作方的优势，给出科学可行的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产业类型以及与外部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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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无疑需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当务之急是帮助各地农村系统总结那些集体经济强村的发展经验，在传递和实践这些经验中培养更多发展集体经济的带头人。帮助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有利于凝聚村庄共同体的利益凝聚机制，同时通过多种教育方式，激发和培养农民、农民组织、村镇集体的自主意识和奋斗精神，触发内生动力。
作者：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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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市场主体为重心 促进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深度融合
高培勇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03月16日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转折点，一个以市场主体为重心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深度融合之势，已经趋于形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作为要扎实做好的各项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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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动脉”深入到“毛细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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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的宏观经济分析，多聚焦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近几年特别是2020 年以来，作为一个与企业近似的全新概念，市场主体逐步进入到宏观经济分析视域。先是企业和市场主体两个概念交替使用，继而以市场主体涵盖企业，到今天，除非有特别指向，举凡以往使用企业概念的场合，几乎都改为了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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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和企业之间的最重要差异在于，前者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后者则仅包括法人。按照2021年8月24日发布、2022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下列法人、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均为市场主体：1.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2.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3.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其分支机构；4.个体工商户；5.外国公司分支机构；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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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的数据显示，企业和市场主体分别为4600万户和1.5亿户，其中的差值便是1亿以上的个体工商户和200多万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企业到市场主体，其核心变化体现在：以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且量大面广的小微经济体，进入了宏观经济的分析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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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相对粗放，习惯于“抓大放小”——聚焦于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侧重于主要经济体或GDP主要贡献者的分析，而对以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且量大面广的小微经济体和GDP非主要贡献者，则关注较少。即便关注，也往往呈“蜻蜓点水”或“浅尝辄止”状，至少不能如关注企业那般深入而细致。在我国发展内外环境相对平稳，可以顺势而上且机遇容易把握、挑战容易识别的情况下，这样的宏观经济分析或许能够满足需要，但面临世界局势动荡，需逆流而上且把握机遇和识别风险的难度明显加大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分析必须由“抓大放小”走向“大小通抓”——既聚焦主要经济体和GDP主要贡献者，也关注小微经济体和GDP非主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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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喻为经济活动的“主动脉”，那么，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小微经济体便是经济活动的“毛细血管”。宏观经济分析由“主动脉”延伸至“毛细血管”的这一显著变化启示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要全面覆盖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在内的所有经济体，囊括参与GDP创造的所有经济单元?；谎灾?，“西瓜”不能丢，“芝麻”也要捡，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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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市场主体关切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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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的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多围绕诸如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之类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而展开。近几年特别是2020年以来，相关指标已突破上述范围，进一步深入到市场主体层面。紧扣市场主体布局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成为贯穿始终的一条逻辑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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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其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六保”“六稳”工作的重视。毋庸赘言，至少自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是围绕“六?！薄傲取倍箍?。无论“六保”还是“六稳”，都是建立在首先保住、稳住市场主体基础之上的，都以首先保住、稳住市场主体为优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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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六保”而言，在其所覆盖的保居民就业、?；久裆⒈Ｊ谐≈魈?、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中，相对于“后三?！保扒叭！狈至扛亍⒁蟾?。在“前三保”中，保市场主体又最为关键，系基础所在。其基本逻辑在于，只有保住了市场主体，才能保住居民就业；只有保住了居民就业，才能保住基本民生；只要保住了市场主体，保住了居民就业，保住了基本民生，也就保住了经济基本盘，以此为基础，才能保住粮食能源安全、保住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住基层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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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六稳”而言，在其所涉及的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中，稳就业是排在第一位的优先选项。稳就业的基础和前提，又在于稳市场主体。这是因为，基于与前述“六?！崩嗨频穆呒挥形茸×耸谐≈魈?，才能稳住就业。只要稳住了就业，也就稳住了基本民生，进而稳住经济基本盘。在此基础上，便可进一步稳住金融、稳住外贸、稳住外资、稳住投资、稳住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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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放管服”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的“放管服”改革，从其启动的那一天起，就是围绕着市场主体关切而展开的，也都是奔着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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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放管服”改革的目标定位，无论是“放出活力”，还是“管出水平”，或是“服出效率”，所针对的都是市场主体的切身需求。政府之所以要通过“简政放权”放掉该放的权力，之所以要通过“放管结合”管好该管的事情，之所以要通过“优化服务”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就在于坚持“放”“管”“服”三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都是为了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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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改革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所聚焦的都是市场主体的痛点和难点。政府之所以要增加水电气热、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供给，之所以要保障好基本民生，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就在于要为市场主体经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市场主体敢于创新发展，并不断催生新的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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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改革的主攻方向，所瞄准的就是市场主体最在意、最关心的事情——营商环境。政府之所以要坚持依法行政，之所以要力行简政之道、秉持公平公正监管、持续优化服务，之所以要坚持提升改革综合效能，就在于为市场主体排忧解难，为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让市场主体更加活跃、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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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从根上“浇水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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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近几年特别是2020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配置的着力点和着重点，从总体上来看就是扎根在市场主体身上的。直面市场主体需求，围绕市场主体精准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着眼于从根上为市场主体的发展“浇水施肥”，成为我国宏观政策配置的全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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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举措的减税降费，其运行机理和行动路线与既往大不相同：其一，在给谁减降税费的问题上，锁定的主要是市场主体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纳税人。明确作为重点减降对象的，是涉市场主体税费而非涉自然人税费。其二，在减降什么税费的问题上，锁定的主要是市场主体缴纳的流转性税费而非所得性税费。明确纳入减降范围的，主要是发生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增值税、社会保障费而非利润分配环节的企业所得税。其三，在以什么方式减降税费的问题上，锁定的主要是制度变革而非政策调整。明确减降可持续的时间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而非阶段性、临时性。这表明，近两年的减税降费是以市场主体为中心、奔着为市场主体降成本而非扩需求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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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在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要求下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体现出一系列于既往大不相同的显著特点：其一，不仅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更突出的位置，而且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无论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还是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抑或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目的都在于进一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其三，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手段，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等政策，都是基于使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的考量而推出的。其四，包括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延长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完善贷款风险分担补偿机制、适当降低小微企业支付手续费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安排，也都是为了进一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受疫情影响的行业企业给予定向支持而特殊设计的。这表明，近两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市场主体特别是实体经济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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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就业优先政策，在将其作为先行指标而位居宏观政策目标首位的同时，涉及保就业、稳就业、扩就业的几乎所有举措，都是以市场主体为基点、落实于市场主体之上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其一，通过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就业。其二，通过支持新增市场主体，创造就业岗位。其三，通过给予对不裁员、少裁员企业必要财税、金融政策支持，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其四，通过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促进创业。其五，通过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其六，运用就业专项补助等资金，支持发展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这表明，近两年的就业优先政策是从保住、稳住市场主体入手，建立在市场主体稳定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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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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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经济分析视域由“主动脉”伸展到“毛细血管”，到紧扣市场主体关切布局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再到围绕市场主体需求精准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着眼于从根上“浇水施肥”，透过这些既往通常被视为宏观要素、放在宏观层面加以研判的问题同作为微观基础的市场主体紧密对接、无缝对接的变化，可以十分清晰地发现，我国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的着力点和着重点越来越向微观基础层面转移和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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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一步讲，之所以要越来越多地使用市场主体概念，之所以要紧扣市场主体关切布局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之所以要围绕市场主体需求精准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表面上是宏观经济分析视域和聚焦点的延伸性调整，实质则是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格局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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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种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不仅在于宏观经济分析视域和聚焦点可以延伸至所有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可以“一竿子插到底”，扎根于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的所有经济体，从而实现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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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部署，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作出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深度融合。将微观政策置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及“稳定宏观经济”的语境之下，并且同宏观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等一一对接，可以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不仅是微观政策的发力点，而且是微观政策同其他各方面政策的交汇点，更是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深度融合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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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经济社会发展比喻为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市场主体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所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正是因为我们将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的主要聚焦点放在了市场主体身上，直接面向市场主体出台政策，始终围绕市场主体深化改革，夯实了市场主体这个支撑发展、应对经济运行困难的基础，进而实现了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深度融合，我国经济社会的恢复才能走在世界前列，“十四五”良好开局才能顺利实现，才能取得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骄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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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2022年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可以预期，按照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前提下，无论是“继续做好‘六稳’‘六?！ぷ?，持续改善民生”，还是“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无论是聚焦“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聚焦“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倍凹绦凳┪冉〉幕醣艺摺保晃蘼凼恰安普吆突醣艺咭髁?，还是“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都要继续坚持以市场主体为重心，把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扎根于市场主体，围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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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以市场主体为重心，实现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深度融合，实乃一条契合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实情的必由之路。
作者：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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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准确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王廷惠 李娜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03月16日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典型的“中国概念”与“中国话语”，是中国特色鲜明的经济发展实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为人民谋幸?！钡闹泄膊澄埔匀嗣裎行牡姆⒄鼓勘旰妥裱路⒄估砟?，在新发展阶段，就经济发展质量维度提出的发展新要求。聚焦其核心内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多面、多维、多层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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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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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目标和要求发生新变化。战略统揽经济发展质量维度的“新提法”“新概括”和“新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转段”，即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转段”的主要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问题不再表现在速度方面，更主要体现在质量层面。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其实质和根本在于发展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针对新阶段新特征新要求，我国必须坚持人民需求导向，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实现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只有大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才能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以更加平衡且充分的经济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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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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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财经领导小组，后于2018年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旨在加强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并通过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等重要会议进行系统谋划、总体推进改革与发展，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完善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有效的工作体系，推动中国经济不断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新台阶。未来，为了更好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持续提升党领导的组织功能和工作体系优势，充分发挥党领导下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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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决定了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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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支点，全面纵深推进改革和开放，进一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整体提升产业链水平。特别是针对供给方面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增加高质量有效供给，持续优化供给结构，增强供给体系韧性，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不断满足人民个性化、多样化、转型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对美好环境等方面日益迫切的新要求。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协同推进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存在的“堵点”“断点”，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和更全方位的供求动态平衡与结构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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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创新性、协调性、生态性、开放性和共享性是与时俱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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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新发展理念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引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指挥棒”。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必须着力推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落实新发展理念，客观上要求围绕发展为了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全方位、多样化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对各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以创新发展引领推动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不断拓展经济发展质量维度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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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决定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逻辑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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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市场机制有助于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更好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坚持经济领域改革发展的市场逻辑与市场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全面纵深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因此，要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清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确保生产要素有效配置，避免源头层面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确保经济增长动态效率。此外，企业是市场的重要主体，企业家创新是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构建并完善激发企业家精神释放的制度环境，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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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通过全面创新、纵深改革和扩大开放，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凝聚经济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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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变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基础，核心在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改革开放红利的持续释放，客观上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力的持续投入及要素效率的持续提升，是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强劲动力。我国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劳动力、土地、资源和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日渐减弱，传统发展动力和发展红利难以维系。必须通过全面激活创新、全面纵深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形成相互促进、协同叠加和系统集成的高质量发展动力体系，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使最大中等收入规模群体造就的超级规模消费市场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动力，使结构转型升级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动力，进而推动发展方式朝质量效率型转变，加快经济结构调存量优增量转型，实现发展质量的深层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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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重要抓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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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际是实现全面且系统的现代化发展的动态复杂过程。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具体包括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基于比较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多元平衡和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快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加快探索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新和完善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唯有一体建设、一体推进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保障、综合支撑和有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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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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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理性分析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国内循环是国民经济有序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空间延伸和发展拓展，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广内涵的对外开放，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发展机会和共赢发展空间，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同时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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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统筹兼顾短期中期长期三时段、微观中观宏观三层面、供求两方面的多元多层多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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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经济发展“好”和发展质量“高”，必须从多个维度考量。一是要统筹短期、中期和长期。长期要依靠制度体系和宏观规划统筹推进，中期要依靠政策跨周期动态调节推动宏观经济循环通畅，短期要依靠各种经济政策组合逆周期相机抉择调节，实现市场效率优势和政府有为功能的协同互补。二是要统筹微观层面企业高效生产经营，中观层面产业与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宏观层面国民经济高质量运行和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发展质量提升。三是要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人民群众需求，将“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基础，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两个方向发力，推动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有机联动和高效匹配，共同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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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抗击疫情背景下中国制度优势及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VSZ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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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
周湘智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2022年03月16日第05版
近日，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下发《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和乡村振兴部门要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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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不仅是农民的事，也不仅是农业部门的事，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久久为功，健全保障措施，使社会组织的参与行动既高效、有序，又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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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各类社会组织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专业优势，为乡村发展汇聚了不少能量。比如，有的社会组织推动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对口帮扶服务，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助力农民共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有的则推广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理念，并提供组织和资金支持；有的则为乡风文明建设献计出力，为互助养老、互助救济、互助合作等提供组织载体。2021年，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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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文件的出台既为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发力方向，也给予了相关政策支持，未来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各类社会组织应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囊缶挤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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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方面，相关社会组织应发挥连接各方资源、广纳专业人才的优势，起到联结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农业技术人才与普通农民的媒介和桥梁作用，助力培育“土专家”“田秀才”，同时为提供农技指导、产品营销、资金服务等创造条件。各类生产技术服务型组织应以农村产业为抓手，激活资源、加大培训，在提供服务、推广和传播科技知识之余，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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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方面，环保社会组织具有的民间性、自治性特点，与公众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能够通过宣讲与示范，使环保理念、环保意识、环保法律政策更好地深入人心?；繁Ｉ缁嶙橹υ诔窍缁乒懵躺詈拖牙砟?，并提供组织、资金支持。近几年，浙江环保社会组织投身美丽浙江建设，从“五水共治”的“嘉兴探索”到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温州经验”，树立了很好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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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方面，公益文化机构、体育组织、科普组织等社会组织可探索帮助农民建立科学丰富的休闲方式，巩固传统美德、民俗、礼仪，挖掘文化资源的价值，摒弃“薄养厚葬、高额彩礼、相互攀比”等陋习，培养“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精神境界，为互助养老、互助救济、互助合作等提供组织载体，共同营造淳朴文明的生活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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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面，通过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自我管理、民主议事，形成党委引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比如，群团组织可对留守妇女进行就业和技术指导，让她们主动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村务监督组织能有效遏制村级“小微权力”任性的风险，助力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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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生活富裕。在迈向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应防止“因病返贫”“因残致贫”现象出现。医疗卫生社会组织、特殊群体服务组织要及时宣传相应的保健、医疗知识，提供一定的医疗公益服务，对农村残障人士等群体，要根据其实际需求提供一对一服务，让他们切实得到有效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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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不仅是自身责任，也是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社会组织必将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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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持续推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姚树洁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03月10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逐步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协调”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区域协调发展作为要领，持续不断地激发局部性及全域性的发展潜能，经济表现显著超越全球绝大多数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持续缩小与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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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从“非均衡”转向“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变，是基于我国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变化的实际情况，在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布局和战略手段?！坝呕蚓貌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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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顺应时代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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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着力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一方面，这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我国缺乏经验和样板；另一方面，需要集中各种稀缺要素资源快速培育少数经济增长中心，再以这些经济增长中心为依托，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扩展到沿海广大地区，并进一步辐射牵引内陆地区共同发展。理论上，我们可以把“以点带面”的增长模式称为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模式，也就是让少数地区先发展起来，再去带动其他地区发展，这是改革开放初期20多年我国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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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中心包括四大经济特区、沿海14个开放城市和后来发展的上海浦东新区及海南岛。随着经济全面增速，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四大一线城市和其他许多副省级或地级城市。但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这些经济增长中心只能牵引附近其他城市和农村发展，对内陆地区的辐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人均GDP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别也持续扩大。长时间明显的年均增长速度差异，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形成了一个从东向西逐级下降的“三阶瀑布”，构成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俱乐部”，在每个俱乐部之间似乎隔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缩小全国人均产出和收入差距，迫切需要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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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就是对外贸易总量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不到三分之一迅速提高到2006年的64%。与此同时，对外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美元，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强大的资本基础，使我国同时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和流出国之一，为构建强大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然而，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2010年的欧洲债务?；?，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引发的全球综合性?；刮夜睾５厍亩酝夥⒄?、对内搞活面临各种新的挑战。因此，传统产业不断向内陆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转移，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经济增长中心城市开始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深化改革，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韧劲，以质量替代速度，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而内陆广大地区利用广阔的土地空间和各种自然资源优势，依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国家大战略，以崭新的姿态，迅速发起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追赶，充分展现后发优势，实现连续多年人均GDP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的新景象，有效缩小了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使全国形成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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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充分发挥全球人口大国和地域辽阔的规模及范围经济优势。高铁、高速公路、航空、水运、“互联网+”等立体交通通信网络的建成，彻底改变了中国交通通信及物流的落后局面，成为全球最先进、规模最大的交通通信体系。这一立体交通通信体系的高效率全域性覆盖，极大压缩了各种生产要素、信息、商品及服务的流通时空和成本，使昔日落后的内陆地区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能，区域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趋同发展新格局，区域之间的人均产出差异及城乡人均收入差异迅速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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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是我国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向“协调”发展的重大转变，也是我国经济40多年连续不间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和实现路径，不仅得益于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内陆城市群的发展壮大。2020年，GDP总量超过1万亿元的内陆城市已经有7个，其中重庆、成都、武汉的GDP总量分别排在全国万亿级城市中的第5、第7和第8位。按社会消费总量计算，重庆和成都分别排在第3和第5位，均超过深圳的社会消费总量。这些内陆地区超大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0年超过许多沿海城市。2001—2020年间，在全国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内陆5个城市的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2.5%，比沿海四大国家中心城市的8.4%高出4.1个百分点，极大地缩小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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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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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毙路⒄菇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人口红利空间缩小，人口老龄化和自然环境治理压力不断上升，迫切需要转变生产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特别是要以“质量优先”替代“速度优先”，以“协调发展”替代“非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最近十多年来，受全球经济金融?；韧环⑹录挠跋?，我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的64%不断回落到31%左右。因此，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坚持高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同时，依托超大国内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打造强大而富有韧劲的国内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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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区域协调发展而言，要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促进区域、城乡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优化城乡和区域空间布局，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及韧劲，共享人类发展成果。在具体实践中，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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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协调和包容性增长，不仅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现阶段，我国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还比较大，以地级城市为单位，最富有的城市人均GDP是最落后的城市人均GDP的十倍以上。许多省份的省会城市首位度不断提高，长期以来“虹吸”多于“溢出”，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全国范围内，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比较大，城乡社会服务，尤其是医疗教育养老服务质量差别明显，严重阻碍人口自由流动和低收入阶层人口向中高收入阶层畅通转移。因此，我国只有通过提高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加快落后地区发展速度，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协调生产与生态关系，才能有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释放长期增长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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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全面贯彻“从全国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把全国分成数十个城市集群，在城市群之内以一个或多个大型城市作为经济增长中心，通过技术要素聚集，提高它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打造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创新极”和经济中心。借助这些以创新为主动力的经济中心，去实现本区域内部微观均衡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强化四大国家级经济增长极的发展及辐射能力，提高黄河长江流域生态建设力度。同时，把四大国家级经济增长极打造成为我国最大的创新极。通过建设全国综合立体交通通信网络，大幅度提高发达经济增长板块辐射牵引落后经济增长板块的速度和质量，实现四大经济增长极之间的协调发展，形成一个巨大的菱形结构，构建一个宏观“马阵跨阱、板链拉动”新格局，带动全国人民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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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化多个区域性城市集群建设，促进全域性区域协调发展。在四大经济增长极之外，我国还有20多个区域性城市集群或增长中心，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东北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都有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特别是在应用技术领域，要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技术应用及推广效率，通过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努力缩小与国家级经济增长中心的发展差距，拉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乡镇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国家级经济增长极—区域经济增长中心—中小城市乡镇带”无缝衔接的立体空间结构，让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土地、人口及其他生产要素迸发出最大的发展潜能，在持续缩小区域、城乡和不同阶层人口发展及收入差别的同时，释放出强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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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充分利用推广数字技术，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含量。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人工智能、低碳技术，既是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推动力，也是国民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其是要“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具有最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非常适合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具体国情。低碳技术和新能源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实现生产、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物质技术人才基础，在全球新技术革命浪潮中，最有可能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超常规追赶。做好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重要手段，既可以把数字经济和低碳技术的最大发展潜能挖掘出来，也可以在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牢固的空间经济地理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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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及精准扶贫效果研究”（18ZDA0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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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重庆大学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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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探索乡村社会空间功能转型趋势 ——以农居庭院美化为例
郭晗潇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03月09日
农居庭院美化，不是简简单单地栽几株花花草草、设计几个庭院造型的事情，而是涉及审美观念、生活态度转变与形成的问题。那么，应怎样从理论上诠释乡村庭院美化的行为？根据实地调研情况以及理论思考，笔者试图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农居庭院美化现象。
工具性与价值性：变迁的理想类型
农居庭院的规划与摆设，不仅是村民对物理空间的整饬，还寄托了村民的精神，更体现了其社会性。关于空间的社会性探讨较多，其中爱德华·W.苏贾的分析较具代表性。他将空间类型分为物质空间、心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物质空间是指客观的物理空间，认识对象主要是物质的和物质化的数学、物理空间以及自然地理空间；心理空间则是指精神的建构，一种主观的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则是将前两种空间融合，并被用于社会空间性的建构中。
笔者主要考察在客观物理空间内存在的社会学问题，因此绕不开对人的行动的探讨。韦伯研究社会行动时，将人的行动区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传统行动（traditional action）和情感行动（affective action）属于非理性行动，并不关注如何选择最佳手段达到目标，而是关注绝对地、无条件地、不计后果地遵从某些价值准则行事（价值理性）；目标理性行动（purposive-rational action）及价值理性行动（value-rational action）属于理性行动，处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包括实践理性和形式理性（工具理性）。在借鉴韦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类的基础上，笔者将客观存在的社会空间分为工具性空间、价值性空间和混合性空间。
工具性空间，指人们为达到生产或生活需要的某种实用性目的而改造过的空间，如工厂、生产车间。以农居庭院为例，在“庭院经济”时代（20世纪80—90年代），庭院中往往种有蔬菜，其功能主要是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可以为农户提供经济支持；而庭院中摆放的农具与杂物是农户日常生活中的必备物品，体现了庭院的实用性。虽然也有个别农户会为了庭院的美观在院中栽种非蔬菜类植物，但也多为水果（如葡萄、石榴）。但这并不具有代表性，庭院空间总体还是偏向于实用性，因此，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前中国农户的庭院整体表现为工具性空间。
价值性空间，指人们为了体现某种价值理念（政治性、文化性等）追求而进行相应改造的空间（如博物馆、烈士纪念馆）。这些地点的空间布局与物品陈列并非为实现某种实用性功能，更多的是用来体现某种价值理念，如缅怀先烈的庄严氛围、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以农居庭院为例，荷村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或在村委会组织下）装饰庭院、种植花草。这种不以实用性为目的的种植花草的行为体现了村民的审美情趣，标志着庭院的空间属性发生了一定转变。庭院空间不再仅体现单一的工具性功能，同时逐步向价值性空间转变。
混合性空间，指既包括工具性目的又包括价值性追求的混合空间。目前，大部分社会空间属于混合性空间。例如，我们日常居住的卧室具有实用价值，如衣柜、床、梳妆台等物品的摆放，满足了卧室的功能性需求。卧室也有一些审美理念价值掺杂在其中，如在墙上悬挂几幅自己欣赏的书画作品、在梳妆台上摆放几朵鲜花。这些物品本身并不能给卧室带来休息、睡觉等实用性功能，但满足了卧室主人心旷神怡的价值性追求。因此，卧室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性功能与价值性功能并存的空间，笔者称这样的空间为混合性空间?；旌闲钥占湟卜治街?，一种以工具性为主导，另一种以价值性为主导。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空间所有者对该空间的布局规划，是以何种属性为主导理念。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社会空间都是混合性空间，为方便讨论，我们将以工具性为主导的混合空间归为工具性空间，以价值性为主导的混合空间归为价值性空间。
如此，空间变迁的理想类型就可分为四种：从工具性空间到价值性空间，从工具性空间到工具性空间，从价值性空间到工具性空间，从价值性空间到价值性空间。
经济基础促功能转型
中国人自古便有庭院审美情趣，只是这种审美往往囿于部分人或吟诗作赋、高谈阔论，或莳花弄草、修身养性的场所，并未“飞入寻常百姓家”。自古以来，关于私人庭院的审美几乎没有古代文人作家将笔墨放在描写普通民众的庭院上，更多的是借景抒情，抒发文人心中的苦闷、凄凉之感，如明代诗人归有光借描写庭院之景抒发思念妻子之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对庭院美景的描写大多集中于皇家园林、私人园林等，如闻名世界的苏州园林。中国自古以来描写苏州园林美景的诗词数不胜数，“塔从林外出，山向寺中藏”“苍松翠竹真佳客，明月清风是故人”等佳句流传至今，体现出文人骚客对庭院审美情趣的追求。古代社会贫富差距的巨大鸿沟也导致了阶层间庭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空间属性，一种以“美”为庭院建设的要义，另一种则强调庭院的实用性功能。
显然，若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很少有农户会美化自家庭院。就笔者调研的村庄来看，2019年人均收入已达四万余元，具备了搞庭院美化的经济基础。直观来看，笔者所调研的农居庭院中，家家户户搞起了庭院美化，农居庭院已经完成了从工具性空间到价值性空间的嬗递：有的庭院设计有小桥流水，有的庭院花香四溢，有的庭院有独特的空间造型，处处体现了审美元素，这是以往大多数农居庭院所不具备的。
空间理想类型的变迁，不能仅仅依赖感性的观察，还需要理论的分析。为此，笔者建立了考察农居庭院空间变迁的三个维度：意识、经济和时间。
在意识维度上，这里的意识主要指农户的审美意识。当人们利用和改造空间时，如果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其利用或改造后的空间可被称为 “工具性空间”；如果是出于审美和舒适的追求，其利用或改造后的空间就可称作“价值性空间”。价值观是一种关于对与错、是与非、好与坏、美与丑的判断标准。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主要关涉人们对美与丑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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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维度上，当农户改造自家庭院花费比较大时，而且这种支出无关实用的目的，比如修花坛、修水池、修廊亭、种植观赏类花木，我们就把这类农居庭院空间称作价值性空间，否则称为工具性空间。出于营利目的开办民宿的庭院美化，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尽管该类庭院美化水准很高，依然属于“工具性空间”。我们关注的庭院是普通农户家的庭院，他们的庭院美化才与空间属性的转变有关。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该村农户在庭院美化方面花费最多的达20余万元，最少的也有2000元。
在时间维度上，如果人们是为了营造喜庆气氛，或者是为了迎接上级检查，临时性地花费人力、物力装扮自己的庭院，尽管符合前述两个维度，还是不能被称为价值性空间?；痪浠八担挥谐中３值摹凹壑敌灾鞯夹突旌峡占洹碧卣鞯牟拍鼙怀莆壑敌钥占洌偈毙缘?、不可持续的“价值性主导型混合空间”，仍然只是“工具性空间”。
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认真考察，我们认为该村农居庭院确实发生了从工具性空间到价值性空间的变迁。
从空间变迁的视角来考察乡村建设，确实能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笔者考察的乡村，是由村委会出面统一组织、统一规划进行的农居庭院美化实践。事实上，这是基层权力运作的过程，权力以一种温和柔顺的方式运作，福柯称之为“弥散的权力”。这种权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入个体行为之中，村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庭院审美意识。但是，大多数乡村的庭院美化是由村民自发进行的。二者之间有何异同、内在机制有何特色，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本文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属高?；究蒲幸滴穹炎ㄏ钭式鹱手钅俊芭┚油ピ好阑亩τ牖蒲芯俊保?span>XRZ2022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