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阿不来提·托合提
发表日期：2022年08月29日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这“四个必然要求”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刻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要深刻认识“四个必然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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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性质宗旨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坚定的捍卫者。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就没有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根本条件，也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前提，是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才能实现好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也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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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初心使命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把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拧成一股绳，同心同德，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感召和凝聚人心，激发各民族自觉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动力，充分发挥各族人民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只有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引导各民族共同筑牢思想防线，自觉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才能有效防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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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70多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新中国。我们党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结束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归根结底，是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构建并巩固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最深厚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石、精神之源，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养分、理论依据、精神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必然结果。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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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新发展阶段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使之更好适应形势发展和战略目标要求，更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要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新发展阶段，顺应时代变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有机结合。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形成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合力，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阿不来提·托合提 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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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社会治理勾勒新型社会关系图谱
吕鹏
发表日期：2022年07月21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持续进化、迭代，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社会等形态，正在迈入智能社会这一最新形态。社会形态的变化，带来个体状态、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重大变迁。在传统社会，农业生产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形式，个体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土地所定义。进入工业社会阶段，机器化大生产则带来了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物质（资本）定义了个体的社会属性。进入信息社会，人类首次创造了可以进行“不在场”活动的社会场域，即PC互联网空间。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端手机与智能应用逐渐普及，个体可以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虚拟空间。由此，人类进入数字社会时代，数据定义了个体的属性。个体数据通过智能应用、柔性穿戴等技术进行数据上传、下载、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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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此历程，技术的发展给个体属性不断带来新的、更深层定义，由此导致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方面的重大模式变迁。当前，我们正在从数字社会迈向智能社会，智能算法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智能社会是人机物高度耦合、深度融合的社会模态，为新时代国家与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课题。因此，深入探索智能社会治理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网信办联合八部委公布了首批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名单，意味着我国开启了“智能社会治理”探索的新纪元。作为最新社会形态，智能社会将赋予个体新的属性，揭示新的社会关系图景，并进行调节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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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社会的社会成员不再仅仅是人，而是人机物三种类属。在传统社会，人是社会成员的主体。而在智能社会的人，不仅包括单纯生物意义上的人，还包括深度嵌入智能芯片、智能算法的人；智能社会的物，不仅包括单纯意义上的物，还包括具有感知、数据、反馈、计算能力的社会基础设施；智能社会的机，是最大的增量成员。这种机具有给定规则并且在一定程度、规范之下具备智能决策、自主行为的能力。它既可以是一种可见的机器人形态，如各种服务机器人（Robotics），也可以是不可见的逻辑、算法、运算的形态，例如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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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社会，人机物之间将产生绵密、持续、频繁、深度的互动，并涌现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图景。这种社会关系，一方面是类属内部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机与机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类属际关系，包括人与物、人与机、机与物的关系。智能社会治理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要对上述六种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协同。我们需要对社会关系进行原则性约束，并使之成为智能社会的立法准则。这些治理原则，需要通过社会运行中的主体互动予以精准厘清、动态调整。当前，在全国开展的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将为我们提供丰富、生动的实验数据与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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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关系图景呼唤新的治理理念，并催生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预见，社会科学将在智能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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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中，调整社会关系是核心问题面向。我们需要框定智能社会的社会关系、互动原则，并以此为基石，调整、规范智能社会成员的行为与互动。在人与人关系方面，应遵循“和谐相处”原则。这是任何社会发展形态都应当遵循的原则，但在智能社会也具有特殊性、时代性，需要设置类属互动与类属际互动的合法性边界、有效性边界、安全性边界。在机与机方面，需要遵循“群体智能”原则。大量承载算法的机器人之间，需要通过一种协议、联动、协同机制，使得机器人（蜂群）之间能够共同完成特定任务。在物与物关系方面，需要遵循“整体协同”原则。智能城市将构建一种基础性数据生态，支撑全网智能联动。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基础设施将具有边缘计算功能，赋予终端自主性、灵敏性、智能性。设施之间是数据联动、行为联动的。在人与机关系方面，总体应遵循“人指导机、机服务人”原则。个体（人）在工作、生活场景中发出指令，指导机器人行动，并动态反馈服务效果、效能。机器人不是单纯地按照人的明确指令行事，而是形成记忆、推断特征、智能预判，提供全方位精准服务。在人与物关系方面，应遵循“人维护物，物支撑人”原则。人对物进行状态维护、数据提供、边缘计算、动态管理，物在其设计功能之内对人与社会提供神经感知、状态汇算服务，并传输到城市神经中枢。在机与物关系方面，遵循“机嵌入物，物制约机”原则。在智能社会，部分基础智能算法（边缘计算）将会嵌入物（设施），使得城市设施可以在最初阶段、局部区域进行基本运作、数据传输，使得基本问题（例如道路积水）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反馈，从而缩短治理决策链条。同时，智能社会运行需要“踩刹车”机制。为此，我们需要用物（硬盘、电力、设置等）控制机器人与算法，使得智能社会状态随时可以暂停或关闭。这要求智能社会的物具备两种状态，既能运行智能社会治理，又能支撑常规城市建设、社会治理，二者高度兼容、灵活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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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中南大学社会计算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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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型城镇化需推动县城特色发展
郭冠男 陈 润
发表日期：2022年07月11日来源：经济日报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此进程中，需高度重视对县城的功能定位及对其发展方向的分类引导，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将不同县城在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以及特色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特长发挥出来，更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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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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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产业是县城发展的重要根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特别是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对于增强县城产业承载力和要素集聚效应、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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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利于把我国城镇化速度稳定在适宜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快速提升。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从其他国家城镇化发展情况看，城镇化率达到60%后，不同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会出现分化。有的国家城镇化明显降速，到65%左右就不再提高；有的国家表现为缓慢降速，到75%左右进入稳定状态；有的国家城镇化速度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到80%左右趋于稳定。当前，我国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趋势已经放缓，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将有助于我国城镇化速度稳定在适宜水平，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等一系列重大部署持续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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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利于增强县城的承载力、吸引力、辐射带动力。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近30%，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约65%。但总体上看，我国县城发展仍相对滞后，人口和经济发展不匹配。具体表现为，大部分县城建设总体落后，对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吸引力不足，产业集聚效应较弱。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因地制宜补齐县城发展的短板弱项，促进生产要素在城市、县城和乡村之间的流动，推动县域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有助于使县城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与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相互促进，使县城的承载力、吸引力、辐射带动力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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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城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重要桥梁，是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弥补乡村发展短板的重要突破口。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改变，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在推进之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一项重要任务，尤其需发挥好县城的作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将有力提升县城对乡村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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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建设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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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顺应县城发展规律、人口流动趋势和产业变迁态势，坚持科学把握、精准定位、分类引导、突出重点、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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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顺应县城发展规律，科学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当前，我国县城呈现出多层次、非均衡发展的特点。大城市周边县城积极承接城市产业溢出或功能疏解，全面融入大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一大批具有特色产业或特色市场的县城经过多年发展，产业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明显。县城所处区域不同，发展基础、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腹地面积、环境容量等各不相同，多层次、非均衡发展既是客观趋势，也符合城镇化一般规律。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顺应县城发展的内在规律，充分认识县城发展的巨大潜力，立足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要，对县城发展方向进行科学定位、分类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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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研判人口流动趋势，探索县城特色化发展路径。我国城镇化还有巨大空间，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落户、定居仍是大趋势。从城市看，部分城市生活成本高，人口过度聚集，“规模不经济”“城市病”等问题突出，对人口的吸纳放缓。从县城看，大城市周边县城已经成为吸纳人口的重要承载地，具有较强产业基础或产业集群的县城在促进人口集聚、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加强基础好、潜力大、产业特色鲜明的县城建设，更好发挥这些县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功能，十分重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顺应人口流动趋势，重点做好大城市周边县城和专业功能县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有效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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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实现联动综合施策，大力培育专业功能县城。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产业有特色，县城发展才有竞争力，县域经济才有辐射力。当前，县城产业尤其是一般性制造业已呈现出地域化、聚集化、特色化发展的趋势，部分发展较好的专业功能县城在吸引就业、辐射周边方面表现突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立足县情，更好支持这些具有资源、交通等优势的县城发挥专业特长，突出比较优势，鼓励县城利用自身的特色资源、特色文化、特色区位、特色生态等培育发展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健全配套产业，推动产业专业化集群式发展，强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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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产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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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育专业功能县城的过程中，要更好发挥县城比较优势，突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精准增强县城产业支撑能力，促进县域经济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集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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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一县一策”，瞄准特色产业发展方向。实施差异化战略，立足县城自身产业基础和发展实际，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科学确定县城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聚焦符合政策、市场规模大且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领域，引导产业集中集聚发展，持续释放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科学编制和完善建设方案，统筹培育本地产业和承接外部产业转移，突出企业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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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完善园区功能，增强产业发展支撑能力。积极搭建产业园区平台，实现产业规模化、集群化、链条化发展，提升现有产业园区能级，提高县城产业发展的承载能力。产业园区要做好产业导入、产业运营、产业链条延伸等方面工作的有序衔接；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拓展招商引资、营商服务、要素配置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搭建特色创新平台，引进和培育产业研究院、产业创新中心、众创空间、大学生创业园等创新平台；积极探索产业基金运营模式，完善产业园区投融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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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健全配套设施，夯实县城产业发展基础。加快形成县城生产、运输、消费的良性循环，推动产业发展与就业、民生相互促进。具体来看，需着力完善市政交通设施，畅通对外连接通道；建设规模适度的公共仓储集散回收设施，配套发展物流中心和专业市场，改善县城消费环境；完善生活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医疗、环境、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和设施的水平，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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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破解要素制约，强化产业培育要素保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着眼破解当前制约县城产业发展的制度藩篱和现实障碍，加快推进改革，合理引导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要素优化组合、合理配置，强化专业功能县城持续发展的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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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任晓刚
发表日期：2022年06月21日来源：光明网
进入新发展阶段，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泉，数字经济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也是解决产业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战略性问题的重要抓手。发展是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基础，而协调均衡发展则是关键。数字经济通过将数字技术纳入生产体系、数据资源融入生产要素、将数字产品和服务支撑政府政务服务，助力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和加快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创新发展和促进技术进步、政务服务质量和社会经济治理的数字化与智能化，为实现产业协调均衡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差距缩小提供了数字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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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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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融入生产体系，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一是要融入数字技术推动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使所有的劳动者均能够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以及社会福利。一方面健全全国户籍制度信息智能管理系统，下大力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制”结构，解除城乡劳动力有身份的区隔。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规范就业标准，消除就业歧视，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渠道，促进平等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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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融入数字技术推动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融入数字技术，不仅可依托数字平台载体，建设高标准期货交易所，强化股权交易市场功能。也可增强数字贸易功能，加大服务性贸易开放力度，并探索建立与区域发展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引导跨境资本流动合理有序进行，进而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增加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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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融入数字技术推动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数字技术可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的评估、作价、量化，将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产权按贡献比例分配给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实现激活技术产权的激励目标。因此，融入数字技术不仅有助于提升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也有助于盘活商誉、品牌等拥有技术含金量的知识产权，激活技术市场活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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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融入生产要素，推动创新发展和技术进步。一是数据要素确权有助于发挥数据要素市场价值。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化法律法规制度建立健全，从立法角度确定数据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流转权等，推动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交换等过程有序进行，最大化激发数据要素市场化的价值。同时通过立法的方式保障数据的“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问题，确保数据要素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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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规范统一数据市场有助于发挥数据要素协同效能。加强基础数据库建设、提高各级政府的数据和各类社会组织数据的协同能力、建立统一规范数据共享管理制度等方式有条件、有序地放开数据要素资源，发挥数据共享、共用、共建、共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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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健全数据要素交易规则有助于推进数据要素市场。以市场化、标准化为交易规则，以市场价、成本价、现金流为定价手段，健全数据的评估机构和数据交易场所，构建良好的数据要素市场的运营秩序和运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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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品和服务提高政务服务质量，缩小产业发展差距。一是数字产品和服务推动数字政府参与多元化。政府拥有海量的用户信息和数据资源，能够有效寻求与企业、机构合作，挖掘更多拥有强大数据处理、提取、价值变现能力的大型企业，参与政府政务数据平台的建设、管理、运营，这类企业拥有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等技术，可有力发掘政务数据的市场行情、发展趋势、竞争潜力、投资价值和回报前景等信息，充分挖掘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更多企业参与数字政府建设，降低政府就授予其特许经营权排除其它厂商的概率，减少更多的市场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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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数字产品和服务有助于减少行政干预。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投资取向、存贷款利率、税收优惠、财政分配、价格制定、土地利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制定偏向于重点行业，尤其是针对高垄断性与高竞争性、高技术性与低技术性、基础性与非基础性的行业在信贷配给、信贷利率、信贷优惠、税收减免上的不同，造成产业间歧视。数字政府依托拥有海量的用户信息和数据资源的优势，为实现政务数据价值最大化，有效支持具有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为其提供数据资源支持，促进行业平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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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的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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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数字技术研发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要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必须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对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提供有效支持，从而加快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更好更快融入生产体系，发挥数字技术赋能要素市场化作用。通过积极引导政府基金跟投、资产抵押、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方式，拓宽数字经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引入担保企业、担保机构，分散化解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金融风险。同时，依托财政专项资金、税收优惠减免政策，探索适合数字技术创新的税收管理制度，降低数字技术研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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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进前沿技术突破，创造数字经济新动力。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系统推进全行业互联网应用，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向更多实体行业、实体场景集聚与延伸，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同时，强化数据资源管理系统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联动作用，发挥数据支撑、引领作用，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发展。突破人工智能前沿关键核心技术，推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培育人工智能产业，推动人工智能新业态、新模式，为数字经济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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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建设，实现数字平台治理规范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信用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数字经济发展监管体系，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建立数字经济风险预警机制和预警体系，针对可能产生的数字经济风险及时预警，并规范数字经济风险防范流程和防范措施。此外，厘清数字平台的责任与义务以及数字平台的履责范围，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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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提高数据资源获得质量。数字政府建设也要通过引入多功能新技术，推进数字政府在数据收集、编辑、存储、传播和开放等各个环节不断进行优化，以保障政府开放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使经济主体能够充分地获取政府开放的数据，进而缩小各个行业、产业获取政务数据资源可获得性差距，减少产业间、行业间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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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任晓刚,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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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益贫性乡村旅游的经验启示
郦莉
发表日期：2022年06月27日来源：农民日报
我国脱贫攻坚战在2020年圆满收官。旅游业作为助力扶贫的措施之一，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益贫性旅游通过创造就业、吸引投融资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使得贫困地区创建自己的经济支柱，从单靠政府补助的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再者，益贫性旅游与本地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共生共进关系，在有形的旅游资产基础上创造了无形的可再生价值，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旅游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何确保乡村人口，尤其是社区中相对贫困的人群能够从旅游业发展中受益仍是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目前国内益贫性旅游的经验类型进行总结，以助于未来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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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扶贫旅游乡村作为一种有效手段被广泛运用，形成了今日扶贫旅游乡村遍地开花的局面并积累了不少成功的实践经验，主要可以分为“国际-本地”合作、公共部门和党员帮扶及民间力量协作三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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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本地”合作类的主体是国际组织，包括自然文化遗产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两类。“国际-本地”合作模式是一种跨国旅游合作模式，国际组织的发展项目资金使用通常会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目标挂钩，且有较强的国际示范效应，其所选择的合作伙伴主要为当地权威主管部门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企业，因此这一合作模式不仅具有良好的扶贫效果，而且对于提升国家形象、推动以旅游为载体的民间外交，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传播功能。目前，该类型益贫性旅游案例占比较小，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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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和党员帮扶类的主体是党和政府组织、国企与以高校为主的事业单位，包括红色精神传承创新、地方部门对口帮扶、国企省旅多口帮扶和高校对口技术帮扶4类。其中，红色精神传承创新类主要是挖掘具有革命历史里程碑意义的红色教育基地，将党建、工会、思政等工作内容与地方政府的减贫、可持续发展等职能有机结合；地方部门对口帮扶类既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纵向帮扶，也有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帮扶；国企省旅多口帮扶类则是以中铁旅和中青旅为主的国企和各省份的旅游企业利用铁路班列或文旅结合的方式进行帮扶；高校对口技术帮扶类主要以作为部委直属事业单位的高校为主，根据相关部委的扶贫任务划片，通过规划、设计、评估等技术性方式进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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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力量协作类的主体是民间力量，包括村集体自组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网络平台助力传播和专家引领多元扶贫4种方式。村集体自组织类项目是以村民通过合作社或集体经济形式组织开展的乡村旅游活动为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类项目多为本地民营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对贫困地区的村民进行帮扶；网络平台助力传播类项目则是通过网络平台为乡村旅游提供便捷与流量，不论是穷游网、携程旅行网这类专门为旅游业打造的网络平台，还是像字节跳动、快手这类以流量为主的分享平台；而专家引领多元扶贫类项目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益贫旅游丰富经验的专家个人，其通过所能调动的社会和公益资源，将扶贫与地方发展规划有机衔接，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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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的有序开展，未来具有“国际-本地”合作模式特色的益贫性旅游项目将逐渐在各类旅游项目中占据更多份额。在充分利用国际组织遗产保护资金的同时，将地方旅游项目纳入全球价值链，不仅有助于旅游资源价值的充分实现，也是讲好中国发展故事的重要举措。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帮扶的模式，作为公共部门拉动旅游产业的扶贫效能，初期具有较为明显的效果，后期将逐步让位于第一种和第三种模式，使多元行为主体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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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会有更多社会企业和组织、高校专家、智库团队，以协同帮扶、公私合营的管理机制，深入乡村、参与治理。美丽乡村将会迎来八方来客，他们不是短暂地停留，而是可以将自身的职业生涯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有机融合的“农家人”。他们可能是农学家、建筑师、音乐家、管理专家，带着对乡村发展和建设的热忱与激情，投入到推动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时代洪流当中。他们也可能是“海归派、高知派、专技派、公益派”，无论年长年青，也无论资历深浅，凡有学识、凡有爱心，均可成为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多元主体中的佼佼者。更重要的是，从可持续发展的代际效应来看，调动青年一代赶赴乡村创业的热情，对于乡村治理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需要国家大政方针的引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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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讲，益贫性乡村旅游首先是乡村产业兴旺之后的发展依托，其次是在市场为导向的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注重益贫目标实现的公共产品。如何在产业利润与公平发展二者之间寻找均衡点，是益贫性旅游事业能否可持续的重要评测指标。多元主体的融入并不自动引向公平发展，公益主体的参与也不一定能够杜绝对利润的追逐。因此，如何通过创设机制，使益贫性旅游的优秀做法和最佳实践得到广泛传播、交流和借鉴，对于各方而言都至关重要。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角度而言，善于借助国际多边机制，推动益贫性旅游的南南与三方合作，将是未来充分调动国际国内两类资源的有效途径。
作者简介：郦莉，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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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深化数字时代的经济哲学研究
查建国 陈炼
发表日期：2022年09月23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21世纪历史发展的文明新形态。与此同时，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迅速改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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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经济哲学研究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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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人类出现了数字化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撰写的《数字化生存》著作中，意指在互联网、计算机和数字通信技术发展基础上的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包括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审美等多个方面。如今，随着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的快速变革，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一种人类全新的社会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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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且成就显著。从技术发展看，数字化、智能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利用并发展好数字化和智能化，亟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层面的探讨。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提出，数字经济推动了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促使市场组织打破时空壁垒，重构模式，畅通了国内经济循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使数字经济具有了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表示，实现数字化生存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正视数字资本化和资本数字化。资本应该回归其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防止其野蛮生长、无序扩张、平台垄断。这是对资本要素在中国发展所做出的规范性要求，也为经济哲学研究提出了重要命题。面向未来，如何利用数字化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如何推动数字技术、数字资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都是亟须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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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是一个哲学范畴，其寓意是讨论数字化生存世界所带来的人类遭遇和境遇问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认为，自从海德格尔把“生存”一词提高到哲学高度后，我们对于“数字化生存”的理解也应达到哲学层面。数字化生存已经与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以及人类生存的前景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同样也与中国经济发展相联系。我们应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经济哲学与中国整体经济两个方面，阐释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我们就能在哲学视阈下，自觉将数字化生存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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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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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要利用好数字技术，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推动数字技术、数字资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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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百年奋斗，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涛提出，改革开放把思想主体的心智解放了出来，中国经济才取得了如今的辉煌成就。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每次复兴，都与民族心智的觉醒和自觉密切关联，中华民族的每次复兴，都与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民族文化的充分自觉及精神自觉相关联。我们要在守正创新中坚定自信，让民族精神始终保持觉醒状态，才能更好抓住数字化时代这一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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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引领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与探索这一变化，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探讨数字经济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意义。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朱成全认为，数字经济可以调节生产环节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要在高质量发展引领下，优化分配制度以缩小贫富差距。同时，数字经济的虚拟化和超地域性弱化了交换环节中的市场壁垒，促进了市场一体化的形成，最终丰富了大众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我们要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人民群众的美好需求为导向，在全新的组织方式和资源分配模式下，促进我国新发展格局更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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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维度、数字维度、经济维度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沈斐表示，在技术维度，我们应以“新”破旧，改造和提升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要以“快”赋能，畅通经济循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开放融合、跨界发展，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按需服务，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普惠格局。在数字维度，我们要抓住先机、强强联合，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经济维度，要不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完善数字治理体系，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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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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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蓬勃发展。随着科技引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经济哲学研究方兴未艾且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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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是人类长期追求自由、创造历史活动的产物。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雄认为，数字化生存有着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共存、比特与原子同在、理性计算与非理性情感共生三个鲜明的哲学特征。这既是技术向度深究的方向，更是哲学向度追问的问题。数字逻辑运动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获得极大提升。但数字化生存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诸如“人类的形式化”存在、数字决定论、数字化崇拜等认知幻象。为化解这些难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出场和在场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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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在催生新型经济方式、带来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同时，也滋生出数字垄断、民生安全与主权安全等经济伦理问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夏明月认为，从所有制层面看，这些问题源自社会化大生产与数字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数字经济资本化过程看，这些问题是数字经济要素资本化和运行模式资本化的产物。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角看，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一体两面的，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数字经济公有化与资本化并存。然而，只有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才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才能克服数字经济资本化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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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世界，首先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数字化生存样态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臧峰宇表示，在当前生活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型技术普遍应用，使我们的生存空间、生存构成、生存媒介发生了变化。数字经济是数字化生存世界的物质基础、实体性的内容，突出表现为数字产品的生产、交换与分配，包括了数字市场行为、场所、规则等方面，以及其中存在的竞争、诚信等各种伦理问题。从建构层面看，数字经济的现实问题不是否定数字化技术，而是为反思数字化生存世界提供合理的建设性方案。为此，数字化生存世界应被理解为超越物质世界的空间，它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也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具备了物质存在样态。刘元春表示，在探讨数字化生存与数字经济中遇到的问题时，我们应有效融合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尤其是要打造经济学和哲学跨学科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学术平台来回应现实问题，把握社会历史变迁和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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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们要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创新发展，解决好当前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实现人类美好生活，不断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努力构建起中国数字经济理论体系、话语体系。
七、以人才振兴引领支撑乡村振兴
乔金亮
发表日期：2022年09月27日来源：经济日报 2022年09月27日第05版
教育部日前印发《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为加快培养急需紧缺农林人才，围绕粮食安全、智慧农业、乡村发展等五大领域设置了12个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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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农业长期被许多人认为是落后产业，农科专业也让许多人敬而远之。不少公众对农科有刻板印象，认为农科无非是教人种地养猪，毕业后社会地位不高、经济收入欠佳，没有学习价值。这导致相当一段时间内很多农村学生报考时不愿意选择农科，不少农科学生毕业后选择了转行。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农业难留人、农村人才少的问题越发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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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农业的产业地位和行业价值不断显现。近年来，农业农村不仅是重要的科研教学领域，也是重要的创业创新领域。新农业早已超出传统的种粮种菜养猪养鸡范畴，新农科则包括各种交叉学科和诸多新兴专业。在这个背景下，农科专业越来越吃香，很多新专业毕业生被争抢，不少老专业焕发新活力。以兽医系为例，过去主要是研究给畜禽看病，现在则涉及动物营养健康与检疫、动物性食品安全、城市宠物健康养护等多方面，毕业生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都很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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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上看，农业强国无不是农业科教强国。荷兰国土面积并不大，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在园艺作物、生猪、乳业、种业等方面都拥有优势。原因之一，在于其拥有世界领先的农业大学瓦赫宁根大学，涉农学科实力全球首屈一指。为激励年轻人投身农业，该校与政府、企业一起，拿出高预算吸引人才进行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和教学，并在荷兰各地推广适用性技术。用科技推动农业提质，以人才推动农业增效，这是荷兰农业赋予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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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强农兴农，人才是根本。人才有很多类型和层次，有农业生产经营人才，有乡村公共服务人才，有农村实用人才，有农业科技人才，这些不同的人才都是乡村需要的。现阶段，这些人才中的高水平人才尤为关键，农学教育则是培育这类人才的摇篮。我国拥有一大批涉农高校，综合性大学里也有不少涉农专业。当前，农业农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高素质的农科毕业生。不过，不少高校的农科专业设置相对滞后，教学模式和效果也有待提升，还不能适应农业农村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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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指南》的发布，是提升科教界服务农业农村发展能力的标志性举措。下一步，要以此为契机，促进专业设置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有机衔接。农业类高校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及时响应农业发展新需求，适时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各地要引导综合性高校拓宽学科专业边界，改造提升现有涉农专业，增设一批新兴涉农专业。在探索中，不可盲目上马一些不具备师资力量的新农科专业，可通过探索多种形式，实现农科资源共享。比如，河南几所农林院校组成联盟，实行师资互聘、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就是很好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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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更大范围来看，人才队伍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农业的机会吸引人、农村的环境留住人。当前的重点是推动产学融合，建立以国家需要、产业需求、行业应用为导向的农业人才培育机制，以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农业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应以完善农业高等教育和培育高水平农科人才为先导，造就一支高素质农业农村人才队伍，以人才发展引领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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