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吹响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军号。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同年9月，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最后一章即第三十七章名为“有序实现乡村振兴”，强调“科学把握我国乡村区域差异……推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有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了“到2022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区域，“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区域,以及“到2050年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三类梯次推进乡村振兴的区域。其中，第三类区域包括“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包含着对西部农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特殊性给予高度重视，因为西部农牧区正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的集中区域。
西部农牧区既是我国西部生态屏障建设的前沿阵地，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的区域，其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罗斯托理论中的“传统社会阶段”或“准备起飞阶段”。推动如此落后的区域到2050年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国学术界要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要开展富于创新的深入研究。笔者存有一个基本观点：我国正处于历史巨变时期，中国的学者不能陷入西方社会学否定所谓“宏大叙事”，只注重中层、微观研究的理论误区，我们的研究更应关注那些具有方向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问题，并进行战略性的思考。要把加快西部农牧区系统发展与当代科技革命以及信息社会建设的全球大趋势紧密联系起来，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实际应用和绩效之间找准结合点，实现积极稳妥并且可行的目标。
本文首先明确在中国的发展中，西部农牧区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然后依次讨论推进西部农牧区系统发展的目标抉择及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框架，渗透其间的理论是西部农牧区“生活型社会”建设的现代化发展理论。
一、“胡焕庸线”与西部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
2010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深化了对中国各个区域因地制宜、分类发展的认识和实践。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应该进一步强调与重视西部农牧区发展的特殊性，需要确立“一个中国、四种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类型”的认识，即特大城市与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类型，中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类型，东、中部农村与城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类型，西部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类型。
图1是加上“胡焕庸线”的中国地图。“胡焕庸线”是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于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此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辉，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20世纪30年代，这条线的东南半壁36%的土地承载了全国96%的人口，而该线西北半壁以64%的土地承载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然而，在历经80多年的城镇化和各种人口迁移之后，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仍然未被打破。2014年1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图1 加上“胡焕庸线”的中国地图
基于图1与图2（城乡地域系统关联分析图），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四种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类型”。按此划分，西部大中城市郊区农村不属于西部农牧区，西部农牧区基本上对应着图2中“独立的”乡村系统。“胡焕庸线”左侧的绝大多数区域，都属于西部农牧区。西部农牧区中的城镇，往往呈现为一个个较大的“戈壁绿洲”，而村落则呈现为一个个小的“戈壁绿洲”。由于西部农牧区城市规模小、聚落少，很难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所希望的联点成轴，依托城市系统带动区域发展。因此，在城乡统筹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乡村振兴进程中，对于促进西部农牧区科学发展必须要有新思路、新举措，简单地套用东部农村与中西部城郊农村的做法与经验都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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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乡地域系统关联分析图
西部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是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密切相关的。因此，“十四五”时期，必须采取一些强而有力的举措，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西部农牧区的科学发展。
西部农牧区系统概念强调了西部农牧区发展的特殊性，从而把分布在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牧区（以及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特殊区域的农牧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把握，按其共性谋划它们的发展。属于西部农牧区系统的人口，大致在1亿到1.5亿。
二、西部农牧区系统发展的目标抉择：建设“生活型社会”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落地西部农牧区》一文阐明了“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是新兴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两种形式。处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地位的西部农牧区，因其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绿色发展的系统性，必须在国家的统筹下走包容性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创新驱动西部农牧区发展，加速西部农牧区科学发展，存在着一个发展方向与目标抉择问题，如果目标选错了，就是搞错了方向，就会造成正误混淆与是非颠倒。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驱动西部农牧区发展的目标，以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需要进一步辩明的。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因此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既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然而，社会发育程度低下的西部农牧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陷入深刻的发展困境之中：一方面是发展不足的贫穷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方式不当的掠夺性的粗放型开发问题。于是，经济长期不发展，社会也就长期得不到发展，而社会不发展，经济也就无法发展，由此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新发展理念，为西部农牧区优先加快社会发展，推进“生活型社会”建设而非“生产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政策理论支撑。
“生产型社会”是以“生产主义”为原则，以生产和制造为中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更多面对的是“人对物”的关系。“生活型社会”奉行人民生活至上原则，更多面对的是“人对人”的关系。“生活型社会”不以GDP和利润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是正视手段效应，通过普遍提高消费能力去满足人们的真实需要，从而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目标 。例如，西部农牧区究竟是以现代畜牧业为主导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以现代民族文化旅游业及其更基本的载体生态文化旅游业为主导参与经济全球化，意义和效果是不同的。前者不得不受“资本的逻辑”控制，它的实践过程将使西部农牧区成为繁忙、紧张的生产基地；为了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就得降低工资、减少福利，或者实行数量型的粗放增长，极易造成生态破坏，最终与“富民”相去甚远。而以现代民族文化旅游业及其更基本的载体生态文化旅游业为主导参与经济全球化，遵从的是“生活的逻辑”，它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为了满足人的真实的需要；它以当地良好的生态和人民舒适的生活为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将使产业的发展过程与当地人民的福利改善相统一：只有让乡村变得美丽、舒适，适宜于居住、生活，才能成为供全体国民旅游、度假、居住和都市人休闲和修身养性的理想去处，乃至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由于生态文化旅游业是顾客寻求并走向“产品”产地的产业，因此在景区就会有销售畜牧产品的机会。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一直比较青睐大市场，认为这样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可以形成最高效的生产，换言之，大市场最经济。但是，美国学者、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主张大力发展地方经济，认为地方化生产不会不经济，并且地方经济可能对公正和社群更有利。因此，要大力创造当地良好的生态和人民舒适的生活条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人力资源，改善基本生产条件、住房与生活环境，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增加在西部农牧区工作和生活的舒适度和吸引力。?
西部农牧区“生活型社会”建设，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它指向的是：这个区域的人民通过变革自然的劳动，即人化自然的活动，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一般地讲（除个别外），主要用于本区域人民的基本消费，以及到区内观光、游玩的人的消费，而不是无休止地运送到区外去赚取利润。西部农牧区对外部创造的交换价值，是通过为全国提供充足的、清洁的水资源和良好的水土保持能力等生态公共产品的任务来实现的，以及提供生态民族文化旅游产品来实现的。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讲，这是正确的；就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而言，或者从一个封闭系统的自我发展来讲，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就一个国家的地区的发展而言，或者从一个开放系统的发展来讲，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西部农牧区实施社会优先发展方略的“生活型社会”建设，既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经济来实现，又要在为国家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中，通过国家加大生态转移支付力度来实现。其基本思路和理念是：全国一盘棋，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求得国家整体的最大效益。
着眼“生活型社会”推进西部农牧区科学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可持续发展要求西部农牧区建设“生活型社会”，中国生态文明发展要求西部农牧区建设“生活型社会”。西部农牧区地域辽阔，生态却十分脆弱，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的区域，也是我国西部生态屏障建设的前沿阵地。对当今的人类来说，最主要的目标或许就是消除生态危机、推进可持续发展。生态危机，指的是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起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的状态。西部农牧区生态条件差、社会发育滞后已是一个长久现象，“胡焕庸线”就是最直接的表征。因此，只有加快西部农牧区系统发展，创造西部农牧区良好的生态和人民舒适的生活，才能强而有力地拓展我国生态安全空间。可持续的西部生态屏障是一个多因素体系，它不仅包括发达的植被生态系统，而且包括合理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包括当地人满意的生活质量及代内、代际公平意识，包括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它与西部农牧区“生活型社会”建设须臾不可分离。简言之，没有西部农牧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也就没有可持续的西部生态屏障可言。?
三、西部农牧区“生活型社会”建设的主导产业辨析?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是某些优势资源，这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就形成在全国或地区劳动分工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地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通过产业链的关联作用，带动协作配套部门和基础设施等部门的全面发展。这样，地区产业结构的主导产业与其他相关各产业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功能结构也就形成了，从而实现地区产业结构功能的合理化。同时，由于其建立在比较利益机制和区域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既发挥了地区的比较优势，也必然有利于全国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
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分的四类开发区中，限制开发区是指资源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禁止开发区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西部农牧区几乎都属于限制开发区域或禁止开发区域。既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第一次颁布实施的中长期国土开发总体规划，旨在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发挥各地域空间的比较优势，那么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西部农牧区，生态资源就理应是其地域空间的比较优势。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2012年发布的核算数据，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已经超过生态系统生产力的2倍，即生态赤字率已达100%。可见，卓有成效的生态重建是改善中华民族的发展状况、拓展发展空间之必需。
2002年，国际生态重建学会对“生态重建”的定义是：生态重建是协助一个遭到退化、损伤或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新时十分强调不能混淆“生态重建”和“生态恢复”概念，阐明了自然恢复和生态重建的三类时间尺度——地质年代尺度：千、万、亿年，自然生态系统世代交替和演替尺度：十、百、千年，生态建设时间尺度：一、十、百年；前二者为自然恢复尺度，三者相差2~3个数量级或更多。人类不能超尺度地依赖自然恢复能力，自然与人为时间尺度的不匹配是自然恢复难以满足人类社会生态需求的根本原因。他强调国家把西部农牧区的生态重建作为一项长期的、巨大的公共建设工程来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胡鞍钢基于公共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中国国情也提出了建议：设立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基金，列支中央财政支出项目，对国家重大生态安全工程进行长远投资。他指出，此项建议形象地讲，是用“公共财政”购买“国家生态财富”来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就像国家支付国防费保障国家国防安全一样。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核心利益来看，中国最稀缺的国家财富不是财政收入，它可以随着GDP的增长而高弹性增长；严重不足、日益流失的是国家生态资本，因此非常有必要用国家财政来购买。
国家把西部农牧区的生态重建作为一项长期的、巨大的公共建设工程来发展，着眼于增加国家的生态资本、减少生态赤字，对于西部农牧区和农牧民的发展而言，则将不断积累起“脱贫、致富、奔小康”、建设“生活型社会”之“生计资本”，包括足够质量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运用它们实现资本增殖的一定能力。从“十四五”时期开始，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明确，在西部农牧区2050年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主导下的生态重建始终是其主导产业。
以生态重建为纲，把生态重建作为主导产业，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是西部农牧区发展之源泉、安身立命之根本、“生活型社会”建设之现实基础，这就把国家的发展战略与地方的发展战略有效地统一起来了。要在国家的统筹部署下，将西部农牧区潜在的生态资源比较优势转变为现实的发展优势。
通常人们会认为，西部农牧区的主导产业当然是农牧业。然而，这是未加批判的表象思维的结果。相关研究清楚地表明，没有强而有力的生产方式变革与生态重建，西部农牧区的农牧业是不可能有效地发展起来的。首先以西部农牧区的牧业为例。张新时院士指出，我国西部农牧区的草地畜牧业，以天然草原放牧为主，这种放牧方式是在大约8000—12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现在世界上采用游牧方式主要有三大区域：中国、蒙古、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传统的天然草原放牧方式是粗放的、技术是落后的、生产力是低下的、对生态是不友好的、对环境的破坏是严重的。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牧区的畜牧业产值也远低于农区，在四个最大的牧区省份中，内蒙古的畜牧业产值最高，但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仅排名第12位，新疆为22位、青海为28位，西藏以31位居于末位。内蒙古每年草场沙化退化面积平均为167万公顷，若按我国草原的平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则内蒙古草原每年由于草场退化沙化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为32亿元，按30年计，则总损失为960亿元，相当于内蒙古草原畜牧业50年的总产值的1.42倍，也就是说，每产生1万元的草原畜牧业产值所造成的生态损失为1.42万元，即内蒙古畜牧业的生态赤字为生产值的142%。可以说，近代内蒙古草原作为生命支持系统因退化而不仅不能满足生态服务功能，也不足以支撑经济生产力的需求，可能沦为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再以西部农牧区的农业为例。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地区都具有独特的发展农业的区位优势。但是，在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重建工程之前，西部农牧区农作物结构却很难调整，主要原因在于粮食产量太低。由于粮食产量低，为保障口粮就不得不首先保证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粮食产量低也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收入越低越要靠自己种粮而无力买粮；越是种粮，收入越上不去，因而形成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在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重建工程之后才得以打破。例如，四川的“甘孜州过去每年要从外地买进粮食0.45亿千克，退耕还林后每年包括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补助粮达到0.67亿千克。退耕农户人均得到补助粮544.95千克，现金1085.7元。过去，尤其是春天口粮紧张的情况不复存在，而且家家还有了余粮。退耕还林促进了退耕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的思路，将退耕还林与产业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结合，大力培育林果业、养殖业、林产加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经济型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形成新的替代产业”。因此，我们认为，在西部农牧区的发展过程中，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还没有能力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解决粮食自给自足问题之前，就不能强求区内粮食自给自足。传统的粮食作物种植对生态环境是存在负面影响的。西部农牧区当前合理的发展方式应是：一方面，对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解决粮食自给自足问题假以时日；另一方面，种植一些可以产生较好经济效益的其他经济作物，如珍贵药材和奇异花卉等，大力发展牧草产业和特色畜牧业，利用乡村田园风光发展乡村旅游、休闲产业，走出一条特色农业生产、生态社会及生态消费服务相统一的发展道路，不断积累经济社会发展实力，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下解决粮食自给自足问题。至于加快发展中出现的人畜粮食问题，则需要在国家统筹下向粮食主产区调购解决。基本思路和理念是：全国一盘棋，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求得国家整体的最大效益。
国家把西部农牧区的生态重建作为一项长期的、巨大的公共建设工程来发展，不仅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而且更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因为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把个人、集体、区域和国家的利益与发展有效地统一起来。
——国家安排以工代赈投入西部农牧区生态重建，是用“公共财政”购买“国家生态财富”，这为贫困农牧民提供了大量的参工就业机会；贫困农牧民参加以工代赈生态重建工程建设，就能获得劳务报酬，直接增加收入。由此既提供了“生态重建脱贫”“生态重建致富”的平台，也使贫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有了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新价值与成就感。
——西部农牧区的生态重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积极扰动，实现原有被破坏的生态系统立地环境（植物生长地段作用于植物的环境条件的总体）的改善。这种运用科学技术改造旧河山的实践，将使广大农牧民逐步树立起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求发展的观念，不断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实现生产生活与科技文化的有机融合。
——西部农牧区许多村没有集体经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公共事务，因此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凝聚力较弱。一经国家把生态重建作为长期的公共建设工程来发展，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的组织、服务作用就将得到发挥，从而使农牧区、农牧民的社会交往和凝聚力大大增强，为提升西部农牧区发展的社会资本创造了良好条件。
——国家把西部农牧区的生态重建作为一项长期的公共建设工程来建设，开展大规模国土整治、国土绿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带动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将极大地改善西部农牧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以及对内对外交往的信息通讯与交通状况。由此，既构建起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也为西部农牧区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广泛开展民居旅游服务业奠定良好基础。
——生态重建是与西部农牧民的美好家园建设根本一致的。生态重建从农牧民的房前屋后的土地整治、绿化开始，然后逐步朝外扩展，实现“一年一个样，十年大变样”，形成“村在林中，人在画中，鸟语花香”的和谐景观。由此，也将为西部农牧区的民居旅游服务业提供现实的基础。
西部农牧区民居旅游服务业，是利用农牧民家庭自用住房，开展旅游经营，提供吃、住、娱乐全面服务的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经营活动，一般由投资农牧民亲自经营管理，家庭经营色彩浓厚，雇佣的服务员也多为亲戚或邻近村民。民居旅游服务业可以让游客体会原汁原味的西部农牧区生态文化风情。民居旅游服务业，与通常所说的“农家乐”“乡村旅游”等有一致之处。之所以不简单地沿用“农家乐”或“乡村旅游”的提法，主要是为了强调其经营活动的“副业”性，强调其西部农牧区特点及乡村性。农牧民除从事民居旅游服务外，还有土地经营（农牧业生产）、生态重建等活动作为收入来源。换言之，民居旅游服务收入只是西部农牧民家庭的“增收”而不是生活的基本保证。民居旅游服务业对于西部农牧区“生活型社会”建设的重大意义，根源于民居旅游服务业是生态文化旅游业发展惠及广大农牧民的有效形式。西部农牧区民居旅游服务业以当地良好的生态和人民舒适的生活为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始终使产业的发展过程与当地人民的福利改善相统一。?
四、西部农牧区的现代化发展及其“运河战略”?
近些年，学术界对西部农牧区扶贫开发研究的著述较多，而对如何推进其现代化发展的研究著述甚少，似乎现代化发展与处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地位的西部农牧区并无“交集”。然而，西部农牧区的扶贫开发与其现代化发展本是辩证统一的，西部农牧区的扶贫开发本身应是其“现代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化”是一个多义词，基本词义是从“现代”一词衍生出来的，现实中至少蕴含着两层含义：第一，指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行为，即成为现代的或满足现代需要的过程和行为，通常是追赶、达到或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或行为。第二，指实现现代化以后的状态，即具有现代特点或满足现代需要后的状态，通常指世界先进水平。西部农牧区的扶贫开发，就是在国家的帮助与支持之下，使西部农牧区成为现代的或满足现代需要的过程和行为；2050年如期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就是西部农牧区实现现代化以后的状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农牧区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义包括：第一，坚持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第二，充分依靠科技进步，走跨越式发展之路；第三，推进社会信息化发展，走低风险发展之路。
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发展，既是发达地区现代化发展必须遵从的发展方式，也是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必须遵从的原则。西部农牧区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新发展理念，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道路，走“生活型社会”建设的道路，这是一种跨越式发展。
高质量的现代化发展是充分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是包含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进展及其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应用中的进步；是既包含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也包含社会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都是如此理解、把握和运用着“科学技术进步”概念。按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标志。“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发展共同保证的。以“大科学观”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内在地包含着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求真、求善、求美、求效率的孜孜不倦追求。“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技术的运用在历史上曾导致过‘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了技术异化现象，就否认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学技术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高质量、现代化的科学发展，必须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对于发达地区是这样，对于落后地区更是这样。
一般认为，人类社会在20世纪末期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当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知识创造和知识的创造性应用。通常说，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是利用少量的知识结合大量的资源生产财富，而知识经济时代是利用大量的知识结合少量的资源生产财富，讲的就是这种体现在生产要素构成上的特征。就其时代特征而言，知识经济对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种提升。所谓否定，是否定它们的主导地位和时代特征地位，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所完成的社会任务将保持下来，不然人们的衣、食、住、行靠什么？所谓提升，是提升它们的内在素质和水平，使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靠知识经济增添了新的腾飞的翅膀。
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对于西部农牧区的发展来说，既是深刻的挑战，也是重大的机遇。当代信息技术既是促进生产的技术，也是促进社会交往的技术。当代信息技术产业对贫困农牧区发展的重要意义包括：当代信息技术产业为贫困农牧区通过增强交往活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信息高技术产业变革着贫困农牧区的空间结构，创造出新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信息技术是冲破贫困文化笼罩，获取现代生产、生活知识，加强社区组织化最有效的手段。
西部农牧区走社会信息化发展道路，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对中国科学院何传启教授提出的综合现代化与“运河战略”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何传启指出，从18世纪到21世纪末的400年里，现代化可以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人类社会的一次深刻变化。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过程，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深刻变化。在某些方面，第二次现代化是第一次现代化的延续和发展；在某些方面，第二次现代化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消除和“反向”。以社会现代化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轨道是城市化；70年代以后，社会现代化的轨道“一分为二”，发展中国家继续搞城市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完成，进入“非城市化”新阶段。如果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占国家人口比例持续上升是城市化，那么，城市人口向郊区和乡镇迁移、城市人口占国家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就是“非城市化”（逆城市化），发展方向从相对集中化转向相对分散化。
作为广义的现代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认为，人类文明和世界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在提高，但发展方向和结构变化发生了几次转折，如图3所示，具有“螺旋式”上升的特点。图3把人类文明发展比作一条长河，原始社会是一个河段，农业社会是一个河段，工业社会是一个河段，知识社会是一个河段。文明之船从农业社会河段向工业社会河段的航行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社会河段向知识社会河段的航行是第二次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文明之船沿着人类文明主河道航行，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是两个阶段，两次现代化是先后进行的。发展中国家、后发展区域的现代化，如果在两段河道之间，开凿一条运河，沿着运河向知识社会航行，就相当于同时进行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这就是综合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运河战略”的基本思想。
概而言之，推进西部农牧区“生活型社会”建设，实施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都是对综合现代化的“运河战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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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1世纪现代化的三条基本路径及“运河战略”
五、西部农牧区综合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框架
推进西部农牧区综合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实践分为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国家层面可概括为：中央主导，生态重建，整体推进，包容创新。地方层面可概括为：数字城乡，卫星担纲；光风电力，分布普及；生产生活，电器武装；新型城镇，虚实共生。西部农牧区综合现代化发展——创新驱动西部农牧区系统发展之思想框架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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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西部农牧区系统推进综合现代化发展思想框架?
（一）国家层面——中央主导，生态重建，整体推进，包容创新
加快西部农牧区的“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农牧区的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发展，是在国家主导下的进程。国家以生态重建为切入口，加大西部农牧区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投入。生态重建，本质上讲，是以物质资本、技术资本的投入，换取生态资本，增加绿色财富。西部农牧区的生态重建，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之必须。西部农牧区的“现代化”“生活型社会”建设，要在国家主导下，充分依靠科技进步，通过生态重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经济来实现。
西部农牧区地域辽阔，分布在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按其共性推进包容性创新，集中解决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等问题，远比分别解决成本低。例如，我国2008年发射“中星9号”直播卫星，只用了该卫星上的22个直播转发器中的4个，就一举就解决了中央与省级广播电视对分布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西部农牧区普遍覆盖问题 。如果再进一步运用直播卫星和互联网技术建设“西部农牧区市县广播电视集成发布平台”，则能低成本、大规模地统一解决西部农牧区地方性信息传播问题。实施“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也同样是这样。正是由于整体推进、统筹行动产生的宏大规模效应，可望有效地推动我国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另外，“广泛影响力”是包容性创新的五大基本要素之一，“真正的包容性只有在包容性创新的收益大规模推广时才能得以显现，例如，使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受益。不同产品的目标人群各有不同，有的只有几万人，有的则能惠及上百万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扩大到上亿人（例如为早产儿设计的低成本保育箱）。但是，包容性创新只有进行广泛推广，才能赢得公众支持。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好的创意’上，或少量的小众消费者”。
（二）地方层面
1. 数字城乡，卫星担纲——推进社会信息化。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以及跨界融合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互联网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转型、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乃至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西部农牧区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跨越式发展，理应把握机遇，创造条件，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西部农牧区信息化建设需要以卫星通信为主要信道。比如，四川阿坝州基于畜牧专用卫星定位器的牦牛放牧信息化的“智慧牧场”试点，就是对西部农牧区又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
利用不断进步的卫星通信技术解决西部农牧区“电话普及”“上网普及”问题，非静止轨道卫星群星座的全球宽带卫星通信系统的实践展示了美好前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自主建设的鸿雁全球卫星星座通信系统，预计由300颗低轨道小卫星及全球数据业务处理中心组成，2018年12月已成功发射星座首颗星，2023年将建成骨干星座系统。届时，“鸿雁”星座将在太空中构建一条四通八达、覆盖全球的信息“丝路”，为高山荒漠、深海远洋等偏远地区用户提供通信保障。
2.光风电力，分布普及——推进新型工业化。“光风电力，分布普及”，即利用广阔的荒山、荒漠化土地等资源，推进光伏、风力新能源分布式发电在西部农牧区普遍运用。
传统的电力体系，适合大规模开发和集中使用，其这种特性决定了越是大城市用电成本越低，越是小城镇和农村使用成本越高。西部农牧区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农牧民居住分散，使得电力建设的
高投入、高运营费用、低收入问题十分突出，故被边缘化，成为长期缺电区域。进入21世纪，一些发达国家在“第二次现代化”进程中对新能源分布式发电的普遍运用的强调与实践 ，为我国西部农牧区提供了享用电力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机遇。西部农牧区有了充足的电力，才有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可言，才有生态建设现代化可言。目前，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扶贫新村”处于烈日、风暴中，而城市却能营建环境宜人的森林城市，这是因为城市有水有电。一旦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在西部农牧区普遍运用，生态重建的技术制约也就消除。有了电，就可以抽水，就可以用机械设施穿凿岩石、打孔栽树、见缝插绿。
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一个渐进的、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展开大规模“先行先试”的理想区域，不是在东部而是在西部，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牧区。国家主导实施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不仅能解决西部农牧区的生产、生活、生态重建的充足用电问题，而且还可采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方式增强农牧民收入，从而使农牧民就地走上“兼业发展”的道路。
3.生产生活，电器武装——推进农牧现代化。一旦分布式新能源电力有效地解决西部农牧区充裕的用电问题，将使农牧区广泛和普遍地使用生产电器与生活电器，极大地改善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把农牧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更具人性化的文明生产；同时使农牧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方面活动，由此促进农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牧区的文明发展。
在家庭生活方面，家用电器将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各个环节和角落。家用电器的广泛使用，将把人们从繁重、琐碎、费时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营造起舒适的生活环境。
在农牧生产方面，包括农业灌溉及水利设施电器，用于抽水或扬水以灌溉农作物为目的或操作各种农业水利设施。农作物栽培及收获电器，用于播种、育苗及栽培管理或各种农产品干燥、脱粒、洗选、分级、包装等。设施农业所需的电器，用于农牧产品冷藏、仓储、加工等，用于水产养殖的抽水、排水、打气、循环水等水质改善，用于饲养家畜、家禽、污染防治设施、鸡蛋洗选与分级包装、集乳站等。电动农业机械较之燃油动力农业机械，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质量轻，控制灵活、低碳高效、无尾气噪声污染和维护成本低等特点。而新能源电动汽车、大中功率的电动农业机械的推广，对促进优势（特色）农牧产品扩量提质、降低农牧业生产成本、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新型城镇，虚实共生——推进新型城镇化。西部农牧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可能支撑大量人口的聚集，城镇化建设只能是相对迁徙的聚集发展。当今世界，电信、电视广播、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无时、无处不在，减弱了时空对人类社会的限制。在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背景下，西部农牧区的城镇化可以实现全新的理念——在数字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融合中进行。西部农牧区分散居住特色，本身是巨大的民族生态文化旅游资源：（1）由于西部农牧区人口相对稀少，聚集度低，受传统工业化影响程度低，村里自然生态良好，古树成林、绿树成荫，保存着生态环境的相对原始状态。（2）长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得一些乡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也相对保留着自然原始状态。（3）西部多数村寨千百年来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习俗等，村中民风古朴，民族团结。可以说，西部农牧区许多地方水光山色、森林草原、奇石异洞、荒漠戈壁、草棚木屋、生物资源、农业产品、生活生产用品、手工艺品、民俗风情等，无不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环境的完全融合。传统的城镇化将人口聚集，这些旅游资源将消失，农牧民也就失去了发展“民居旅游服务业”分享这些财富的机会。基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西部农牧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空间”中农牧民分散居住特色不变，而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产业成就提供的“虚空间”则有效地克服了地理上的隔离，进行着频繁的相互交往、互相帮助，共同商议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如果需要在“实空间”汇聚，则发出邀约信息。这正是现代社会中以“信息流”引导“人流”“物流”的基本方式。至于分散居住产生的供电、供水等问题，现在已经可以采用分布式光伏风力发电系统、分布式“采水—净化—供水”系统低成本地予以解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这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行动的顶层设计。因此，从“十四五”开始就需要高度重视西部农牧区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加快西部农牧区系统发展，推进西部农牧区综合现代化建设；要把加快西部农牧区系统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否则，西部农牧区作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的区域，其发展不足与发展方式不当，都会影响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本文中涉及的图1参见：普通高中教科书地理（必修）第二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7.审图号：GS（2019）1870号。
文章来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学术论坛》第2期 2021-10-27
